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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依法治国的政治学意蕴

更新时间:2015-04-05 22:56:25
作者: 俞可平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依法治国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学问题。依法治国应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去,放到推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去,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待其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包括依法治国的意义、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与法制、法治与民主、法治与善治、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等,其中,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法治不同于法制,法治是对法制的超越;没有法治就没有善治;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必须整体推进。

   关键词:民主;法治;善治;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的专家学者都在热议依法治国与法治。但依法治国和法治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学问题,我们不能就依法治国论依法治国,不能就法治论法治,而应该把依法治国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去,把法治放到推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去,才能真正理解法治的意义,才能真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离开了中国的民主政治,离开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去谈论法治,会存在许多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谈论依法治国的原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从长远来看,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对于保障人民权益,实行公平正义,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更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下面我讲几点具体的理解。

   第一,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这样一个总目标,这是党和国家政治发展史的重大突破。

   第二,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许多内容,国家的法律制度、法治体系当然是最基本的制度之一。

   第三,它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发展与创新。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理论,强调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里的专政实质上就是通过暴力镇压敌对阶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国家最终要消亡。就是说,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最终要消亡。换言之,国家统治要逐渐让位于国家治理,而现实的国家治理要求依法治国。所以,今天我们强调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但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反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

   第四,依法治国是中共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革命党和执政党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党。革命党主要的目的是通过革命和斗争夺取政权,执政党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建设和发展来巩固政权。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从原来不是执政党变成了执政党,党的宗旨没改变,党的名称没改变,但是党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从一个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革命党与执政党有很多区别,其中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执政方式的区别:从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转变为依法执政和民主执政。

   第五,依法治国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性步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政治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怎么去推动呢?关键的一步在哪里呢?突破口怎么找呢?这方面很有讲究,这就需要政治策略和政治艺术,因为现在社会处于新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不同群体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难以形成共识。我觉得分歧最小而共识最大的,就是依法治国,而这也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和步骤。

  

   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

  

   我们对于公平正义非常熟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这毫无疑问是对的。社会主义要是没有公平正义,那就无从谈起了。资本主义强调自由,强调效率,我们也要自由,也要效率,但是我们除此以外还特别强调公平正义。

   也许有人会质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邓小平也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主要是强调效率,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更强调公平正义,这就把效率和公平正义放在同等的位置,并没有把公平正义放在首要的位置。

   其实,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效率等都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只是不同国家和不同条件下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这些基本价值相互之间有时也存在矛盾,比方说自由和平等在某些时候就会有矛盾。具体来说,在财富分配很不平等的情况下强调自由,说首要的价值应当是维护自由,那么财产多的人、社会地位高的人肯定有更多的自由权,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自由会妨碍平等。但反过来特别强调平等,也会妨碍自由。比如在财富分配差距很大的时候,特别强调平等,国家通过强制手段,把一些富人的财富通过税收或者其他手段剥夺过来,事实上会对富人的自由带来某种限制。所以,自由与平等有的时候会有矛盾,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政治家和执政党的政治智慧非常重要,他们必须敏锐地看到,在现实政治条件下,对于多数公民的利益来讲,哪一个更重要。

   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现实状况是什么?那时财富分配比较平等,基尼系数平均约为0.2。大家吃大锅饭,要穷大家一块儿穷。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效率太低了,强调“一大二公”的绝对平均主义,社会生产力就难以充分释放出来,社会财富相当匮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最后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我们不要这种低级的平等,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这种平等和公平是不值得追求的。改革开放后,有人提出要效率优先,这在当时是对的。邓小平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他非常明白这个时候必须打破绝对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经过二三十年财富积聚,财富的分配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已经太大了,这个时候如果还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就是对这个国家不负责任了,这时要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可以看到,这两年党和政府已经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了,而是更加突出地强调公平正义,把它放在首要的位置。

   此外,公平正义对社会的和谐、社会的长治久安也非常重要。许多学者做过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政治权益和社会权益的分配非常不公平,突破了某些临界点,那么这个社会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动荡不定,另一种就是独裁专制。

   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就是财富的公平分配。但是公平正义光有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远远不够的,公平正义必须具备两个基础:一个是物质基础,再一个就是制度基础,公平正义必须由制度来保证。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以体现物质财富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47。这一数字已经较高了,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但很多学者不认可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西南财经大学的课题组发布说,2010年我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61,远远高于官方的数据。2014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公布的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基尼系数更可怕,是0.73。而且据它观察,中国现在1%最富有的家庭占有了中国全部家庭财富的1/3以上。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同富裕还得有个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物质财富分配如果这么不平等、差距这么大的话,势必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公平,比方说教育领域、环境领域,甚至人们的医疗保健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社会主义要求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那么,怎么克服在公平正义方面如此严峻的挑战呢?光靠发展经济行吗?发展经济是基础,但是光做大蛋糕,而不在制度方面去完善,不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体系,那么,财富分配和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势必难以实现。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体系,实际上也就是建立一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提出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且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即把增进人民福祉和促进公平正义,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这一论断非常重要。什么叫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呢?无非就是说,所有改革既要从这儿开始,又要回到这儿来。把公平正义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起点和终点,这说明中央非常清楚公平正义对于我们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这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方面,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许多学者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具有内在的联系,两次全会的决定是“姊妹篇”,这也是中央的一个结论,确实是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其实就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所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建设法治国家,是总目标和子目标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呢?现在有很多种解读,国家治理现代化事实上是由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转型过程,应该有五个要素:一是制度化;二是民主化;三是法治;四是效率;五是协调。[4]在这五个要素当中,民主和法治最重要,我一直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最实质性的要素,就是高度的民主和法治,离开这两个要素,谈不上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有一些朝代治理得非常好,我很赞成,确实是这样。比方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说当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民风多好,社会多平安,现在我们都很向往这种治理。今天很难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是,即使传统的治理再好,也不可能是现代的国家治理,因为没有民主和法治。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说到底是为了维护以皇帝代表的少数统治集团的利益,不可能是民主治理,也决不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素之一就是法治,法治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内容。从强调国家统治到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符合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趋势。我特别不同意一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这些概念是受西方的影响,是从西方搬过来的,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们不应该把一些好东西都当作西方的,其实很多都是人类共同的价值,无非是有一些价值可能在东方先出现,有些价值可能在西方先出现,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定它就是西方的或东方的东西。比如现在西方的文官制度,这个文官制度的某些要素我们中国很早就有了,传统中国把官和僚分开,类似于近代西方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你不能说,西方的文官制度就是我们中国的。反过来讲,民主、法治、人权这些人类共同的政治价值,可能最早是在西方出现的,但不能说这就是西方的。硬要把这些东西说成西方的,就是硬把本来属于全人类的好东西推给西方。按照这样的逻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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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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