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08《中国艾滋病性病》
全国性活跃总人口自报性传播疾病的历史发展及其与高危行为的关系
潘绥铭 黄盈盈 汪宁
摘要：本文运用2000年、2006年与2010年三次全国18－61岁的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提供被调查者自我报告的性传播疾病的发生率以其历史变化，可以涵盖那些根本不去任何医疗单位而是自己吃药的性病患者；以弥补流行病监测中可能出现的不足。本文并且分析社会各阶层的自报发生率，指出高风险人群的社会属性。本文还分析了14种性行为与性传播疾病自报发生率之间的关系，确认其中6种具有显著的相关而且得出风险程度的排序。
关键词：性传播疾病
人口特征 全国社会调查 高危行为
数据来源
在潘绥铭教授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①]、2006年[②]和2010年4月－9月[③]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在国际上尚属首例。
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的、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人。以城乡之别、人口规模与离婚率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2010年的初级抽样单位为县级地理区域103个，终端调查点为城市社区（140个）与农村的行政村（37个）。终端抽样框包括流动人口（地理位置法抽取）在内。总计抽取9992人，获得7202个有效样本，应答率为72.1％。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我们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性病自报发生率的学术意义
在我们的问卷中是这样来提问的：“目前在中国，得过性病的人已经很多了。请问，到现在为止，您曾经被确诊过患有性病吗？
例如，淋病、梅毒、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非淋菌性尿道炎等。”
其中的第一句话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诱导，但是在目前的中国，性病仍然背负着强烈的道德歧视，因此非常有必要用这句话来打消被访者的顾虑。同样，正是由于道德歧视的存在，笔者假设人们不会夸大性病的发生。
其中之所以使用“性病”一词而不是标准的“性传播疾病”（STD）更不是专业的“性传播感染”（STIs），是因为这是总人口调查，必须使用低文化人口也能够看懂的名词。
其中“被确诊过患有性病”的说法，在2000年的问卷中曾经表述为“是不是有正规医院里的医生告诉您得了性病”。但是笔者在其后的定性调查中发现，至少在性服务小姐与男客（嫖客）中，非常多的人根本不去正规医院而是去私人门诊。因此这种表述就会遗漏性病的发生。此后2006年和2010年的表述所强调的是“确诊”，也就是只要能够排除各种自我怀疑即可。
综上所述，自报的性病发生率显然不能作为流行率来使用。笔者之所以调查与分析这一指标，主要是由于以下三大原因。
第一，它可以用于总人口调查从而具有全国代表性，尤其是可以涵盖那些根本不去任何医疗单位而是自己吃药的性病患者。它应该与真实的流行情况存在某种函数关系。
第二，由于笔者的问卷基本涵盖了中国人的社会分层与性关系和性行为的所有方面，因此才可以把自报性病这一现象放在更加宽广的框架中，使用更多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第三，自己报告自己得过性病，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于性病的认知程度与应对策略的体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助于切实地开展性病预防工作。[④]
在目前中国的依赖于门诊报告与哨点监测而得到的性传播疾病流行情况的调查中，上述的三项学术意义都没有条件去实现。因此本文的讨论意在拾遗补缺而不是替代流行率。
历史发展与社会阶层
表1：社会各阶层的自报性病发生率与2010年的logistic回归分析（加权）
阶层
分类
自报发生率％
2010年logistic回归
2000年
2006年
2010年
Sig.
B
上限
下限
总体
18－61岁
1.2
1.9
5.4
性取向
绝对异性恋
1.1
1.7
2.5
对照
－
―
－
非异性恋
9.1
6.3
33.6
.000***
22.575
17.644
28.886
性别
男人
2.1
2.2
5.4
对照
－
―
－
女人
.3
1.5
5.3
.000***
.641
.501
.820
年龄
不分组
.000***
.974
.961
.986
分级
18－29
1.6
.8
7.7
30－39
1.7
2.8
6.0
40－49
.7
2.4
4.0
50－61
.6
1.6
3.9
婚姻
已婚
1.1
2.2
4.5
对照
－
―
－
未婚
1.5
.6
7.1
.019
1.634
1.084
2.465
同居
.3
1.5
13.7
.040
1.666
1.023
2.713
离婚丧偶
2.5
2.1
10.4
.000***
4.975
2.938
8.423
文化
大专与以上
2.4
2.1
3.1
对照
－
―
－
小学与以下
.2
1.5
3.4
.008**
2.228
1.228
4.042
初中
1.2
1.9
7.5
.000***
2.894
1.716
4.880
高中
3.3
2.0
4.4
.016
1.916
1.128
3.255
职业
农村劳动
.0
1.6
4.4
对照
－
―
－
上学、待业
.0
.4
2.9
.049
.424
.181
.995
生产工人
2.1
2.5
6.1
.007**
1.643
1.146
2.354
商业、商贩
3.1
2.1
6.8
.000***
1.804
1.318
2.470
白领
1.3
1.6
4.6
.008**
1.796
1.167
2.765
企业家、领导
2.1
3.1
8.4
.002***
2.581
1.418
4.698
收入
.065
1.000
1.000
1.000
流动
固定居民
1.2
1.7
5.4
对照
－
―
－
流动
2.1
2.6
4.5
.043
.590
.354
.984
(常量)
.000
.024
从表1中可以发现以下一些重要信息：
1．性取向（是否绝对的异性恋）这个社会分层，在日常生活中或者门诊接待中都很难观察与确定，但是它不仅是最显著相关的变量，而且非异性恋中自报性病的人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其可能性则是绝对异性恋的22.6倍。2010年性病自报发生率的大幅度提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
2．女性的自报性病比例虽然与男性差不多，但是在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其可能性仅仅是男性的64％。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男性中的非异性恋更高。
3．在30岁以下年龄组里，自报性病比例为7.7％。从18岁开始，年龄每增加1岁自报性病的可能性就减少2.6％。
4．与已婚者相比，离婚与丧偶的人的自报性病可能性是5倍。
5．与最高文化程度相比，初中文化的自报性病可能性是前者的2.9倍。文化程度在整体上倾向于文化低的自报性病的可能性更大。
6．城市中的任何一种职业的自报性病可能性都非常显著地高于农村劳动，其中的商业服务业普通劳动者与各种企业家各级领导干部都非常显著地高，其可能性高出1.8-2.6倍。
7. 收入的多少、是否流动人口，与其自报性病的可能性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哪些性关系的性病风险更高？
表2：2010年风险性行为与自报性病发生率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不加权）
发生率％
Sig.
B
上限
下限
1．集群性交（上年）
无
3.0
有
44.8
.000
6.253
4.133
9.460
2．吸食新毒品
无
4.8
有
36.3
.000
3.070
1.927
4.891
3．交换性伴侣
无
3.5
有
25.6
.000
2.229
1.456
3.413
4．配偶之外的性伴侣
无
2.6
有
8.7
.000
2.245
1.655
3.046
5．一夜情（上年）
无
3.5
有
12.6
.000
1.897
1.356
2.654
6．找商业化的性工作者
无
3.4
有
20.2
.006
1.793
1.186
2.711
为性交而提供钱财
无
3.4
有
21.9
.071
1.489
.966
2.294
配偶之外的性伴侣（上月）
无
3.8
有
11.2
.179
.584
.266
1.280
交叉性伴侣（上年）
无
5.0
有
17.2
.251
.738
.439
1.240
触摸舞女阴部
无
3.8
有
16.2
.287
1.281
.812
2.019
异性对外阴按摩（上年）
无
3.5
有
16.6
.360
1.214
.801
1.838
为钱财而提供性交
无
3.6
有
22.3
.476
1.186
.743
1.893
新的性伴侣（上年）
无
3.6
有
11.2
.563
1.199
.648
2.218
新的性伴侣（上月）
无
3.9
有
13.2
.934
1.030
.517
2.051
（常量）
.000
.043
*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绝对异性恋。统计量不再列出.
表2给了我们重要的启发：
1．风险最高的性行为其实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男人找小姐的嫖娼（它仅仅排列在第6位），而主要是非商业化的普通人之间的多伴侣性行为。这些行为在总人口中的发生率虽然并不高，但是对于自报性病的可能性却发挥了名列榜首的非常显著的作用。性病预防工作应该开始考虑如何干预这些行为。
2．在预防艾滋病领域中，有学者提出：交叉的性伴侣与新的性伴侣会增加HIV感染的机会。但是这一假设在本次调查分析中没有得到确认。这些行为与自报性病的可能性都没有出现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这一假设的前提应该是性病或者HIV感染的流行率相当高，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尚未出现该假设所预期的情况。
参考文献：
张君炎：《2000年全国性病病情情况》，《中国性科学》2001年 02期
秦倩倩,朱昊,张丽芬,吕繁：《2003年全国性病流行病学分析》[J].《疾病监测》2004,(10) .
王英,倪大新：《2004-2007年中国法定报告性传播疾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 《疾病监测》2008,(08) .
郭海强; 张阳; 丁海龙; 曲波; 孙高：《全国各省3种主要性传播疾病发病率的聚类分析》，《实用预防医学》2011年02期
[①] 与芝加哥大学合作，NIH的课题RO1HD34157。
[②] 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资助，1040-1216。
[③] “十一五”规划中的科技重大专项课题（2008ZX10001-003）《我国艾滋病流行规律、疫情评估和预测方法研究》的子课题（三）《艾滋病毒经性传播扩散决定因素的流行病学和社会学研究》
[④] 本文对此不予展开，留待后续的论文来加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