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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格: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经济理论

更新时间:2015-04-03 17:12:56
作者: 奥.兰格  
另一种观点是:即使经济发展理论原则上是可能的,它也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若以这种观点来客,经济发展理论就要求超出经济均衡理论所包含的假定的附加假定。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经济均衡理论已包括了这些假定,那它就可以推导出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取代某一均衡状态。然而,从一定原则中得出的关于一定因素的某个变化的必然性的推断,能否被称作经济理论仅仅是一个术语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理论中的这一因素的变化是从作为经济均衡理论基础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中推导出来的。与此相联系的现象则被古典经济学家们看作是属于传统上已被认定的经济理论的主干。因此,某种把一定因素的变化解释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过程本身造成的结果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被适当地包括在经济科学之中。

   五、我指出马克思经济学优越性的真正原因在于其预测了经济发展过程。它不在于被马克思使用的特殊的经济概念,而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明确而具体的说明——在这一构架中经济过程不断进行,这样就使得建立不同于单纯历史叙述的经济发展理论成为可能。但是,大多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他们在理解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优越性是由于马克思研究时所运用的经济概念,那就是他使用的劳动价值论。他们认为,放弃古典的劳动价值论而支持边际效用论的话就应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解释资本主义发展基本现象上的失败负责。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经济意义的考察就可以容易地看到他们错了。劳动价值论不是别的正是一般经济均衡的静态理论。在一个以分工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的交换经济中,不存在中央当局对生产哪些商品、生产多少的规定,这些问题是通过下述过程自动解决的:竞争推行这样一种不同产业间生产资源的分配,即价格与生产各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是成比例的。(这就是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然价格”)。这在本质上与现代经济均衡理论一样都是静态的,因为它仅仅在特定因素的假定条件下来解释价格和产量均衡。(那就是一个给定的劳动总量——比如,对于生产一个商品来说是必要的——是一个由生产的技术确定的量。)因此,也不能说这一理论更多地是建立在特殊制度假定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均衡理论的基础上的,不仅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而且在任何有自由竞争的交换经济中,它都是适用的。[103]然而,确切地说,它真正精确掌握的仅仅是非资本主义的、个人拥有自己的生产的小生产者的交换经济。(一个由个体手工业者和小自耕农组成的交换经济,例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商品经济。)[104]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正如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揭示的那样,由于不同部门间资本有机构成(也就是投资资本中用于支付资本物品部分与支付工资部分的比例)不同,这一理论就需要作一定的修改。这样,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劳动价值论并不具有使之优越于现代更为详尽的经济均衡理论的性质。[105]它仅仅是后者更为原始的形式,受到纯粹竞争狭小范围的限制,甚至在这一范围内还有其自身的局限性。[106]进一步说,它的最优意义的陈述(那就是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加“平均的”利润)已被包括在现代经济均衡理论之中。这样,劳动价值论就不能成为在解释经济发展现象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优越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源。事实上,拘泥于经济均衡理论的陈旧形式是马克思经济学在许多方面落后的原因。马克思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的优越性是由于它对特定的制度因素的精确而详细的说明,正是这一制度因素把资本主义从简单商品经济中区分了出来。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才能发现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性,并建立了一个经济发展理论。

   六、如果同时考察马克思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商业周期理论的贡献,那么马克思经济学由于其陈旧的经济均衡理论而造成的缺陷和由于它所拥有的经济发展理论而得到的优点都将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经济学都不能给这一问题以一个完满的解决。

   由于劳动价值论——它仅仅能把价值当作均衡价格来解释,(亦即李嘉图所说的“自然价格”)马克思经济学失败了。任何与“自然价格”的背离都或多或少被当作是偶然的,劳动理论对它们说不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商业周期理论的中心问题正是一个与均衡背离的问题——这种背离的原因、过程及后果。在这里,劳动价值论不可避免地失败了。马克思经济学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商业周期问题,这已被马克思的著作,包括著名的《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示所证明。甚至这一整本著作都试图在不打算运用数学分析工具的情况下解决经济均衡和非均衡的基本问题。

   不过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没有能建立一个首尾一贯的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它在解决对一个商业周期理论来讲是最为重要的一组细节方面已经做了一件非常出色的工作,如研究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中法定货币的不同弹性的作用。而且,它以史无前例的方式阐明了货币和信用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但它还不能系统地表述一个完整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这一方面的不成功是它仅仅是作为一种静态的均衡和调整过程理论的直接后果。这种理论能够分析为什么出现了一个失衡就必然随之发生一定的调整过程,它还能分析在给定因素的某一变化后发生的调整过程的性质。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失衡有规律地不断发生,因为只有运用经济发展理论这才是可能的。因此,现代经济均衡理论能够说明由通货膨胀引起的信用扩张带来的裨益必然导致崩溃和清算过程。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解释为什么信用膨胀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属性。与技术革新被当作商业周期的一个原因相似,经济发展理论将证明:商业周期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借以发生的形式。[107]

   只有通过一个经济发展理论,才能对导致固定并反复发生的商业周期的一组因素的那种“必然的”重视问题作出解释。那种认为因素变化问题属于它的范围之外的单纯经济均衡理论只能用两种方式处理商业周期问题:(1)通过非经济力量导致经济因素变化的规律性来寻找商业周期循环的周期性,就比如气象的周期或者人的心理状态在乐观悲观之间的不断波动;或者(2)通过否认这种规律行再现的商业周期的存在以及把商业波动看作是从经济理论家的观念中产生出的那些因素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偶然的”,并且因此更多地是经济史所考虑的事情。在后一种情况下,经济理论就局限于把经济均衡理论的原则运用到由经济史学家收集来的事实材料上去,从而把每一独立的商业波动当作唯一的历史现象来解释。[108]

   七、为已经强调了这么一个观点,即马克思经济学的显著特色是对制度因素的精确而详细的说明,借此,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定义为简单商品经济即由独立的各自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小生产者组成的交换经济的对立面。制度因素——这一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的独到之处——就包括把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占有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仅仅拥有劳动力。很明显,只有通过这一制度上的因素,利润和利息才能作为从工资中分离出的一种收入形式出现。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这一制度因素在社会学方面的重要意义。然而,问题就在于:作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定义基础的这一制度因素在经济方面有没有意义。大多数的现代经济理论或者把这种意义当作暗含的假定,或者干脆否定这种意义的存在。一般认为:资本主义(作为单纯与交换经济不同的)概念对社会学和经济史或许是重要的,但对经济理论却是不必要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过程的性质与任何类型的交换经济的经济过程的性质没有实质上的不同。

   这一观点就经济均衡理论而言是完全正确的。那些经济均衡理论的正式的原则对于不同类型的交换经济都是相同的。瓦尔拉斯的均衡体系对资本主义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都是不加区别地可适用的。占有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性服务(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人是否一样,这当然会影响经济均衡过程的实际结果,但并不影响它的在正常的理论上的状态。然而对于马克思所使用的经济均衡理论即劳动价值论,这也同样是正确的。这一理论也不加区别地适用于任何类型的交换经济,只要那里存在着纯粹竞争。以下这点是被马克思本人反复论证的,即:在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中均衡借以维护自身的“价值规律”对于任何类型的交换经济都是适用的,无论资本主义或一个“简单商品经济”。甚至,马克思首先是为了一个“简单商品经济”而创立了他的价值理论,而后说明了如果要把它运用到资本主义经济中去的话,就必须对它进行一些小小的(他的观点中非本质的)修改。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对于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就不具有重要的意义。至此,经济学家的一般观点是正确的。这一制度因素的全部意义是以对经济均衡过程所作的社会学意义的解释为依据的。

   然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因素的分析在经济发展理论所考虑的范围内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只有对经济过程进行了其中制度构架作非常确定的假定,经济发展理论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在非常特定的制度因素下,生产技术的不稳定性这一马克思[109]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才能被证明是必然的。很清楚,在封建社会,或者甚至在一个“简单商品经济”中,我们都看不到它的存在。当然,任何类型的人类社会都存在着一定的技术进步,但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技术进步才被证明是制度生存的必要条件。

   八、马克思经济学通过证明只有在发展的经济中资本家的利润和利息才可能存在这一点,推断出了技术进步[110]对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必要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的利润——资本的利息也是从中瓜分的——来源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与工人所创造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根据劳动价值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它的再生产的费用决定的。由于任何文明社会中的工人都能够生产超过他自身生存所需的东西,这样他就创造了一个剩余,这个剩余便是他的雇主的利润的基础。然而,马克思理论中关键的论点是劳动价值论在工资决定中的运用。如果棉布的市场价格超出了它的“自然价格”,资本和论点就会流入棉布行业,直到,通过棉布供给的增加,它的生产价格与其“自然价格”一致为止。但是这一均衡的机制——它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不能应用于劳动市场。如果工资上升到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以上以致有取消雇主利润的危险,那就不存在资本和劳动从其他部门转移到一个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强烈的生产上的可能性。就这一定来看,劳动力根本不同于其它商品。然而,为了说明工资不能超出某一确定的最高界限以至于取消利润,就必须导入一个不同于使市场价格趋向于“自然价格”的普通机制的原则。

   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人口理论中发现了这一原则。他们认为人口再生产的本能对生存手段的压力有效地抑制了工资上升到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以上,李嘉图明确指出:[111]“然而很多这样的劳动的市场价格会偏离它的自然价格,象众多的商品一样,它有着一种与它(自然价格)相一致的倾向……当论点的市场价格超过了它的自然价格……由于高工资给人口增加的鼓励,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工资重又降到它们的自然价格水平。”这样,工人阶级就被假定为处于一种他们自身无法超越的恶性循环之中,马克思驳斥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112]坚持认为即使没有这样的再生产机制,工资也不会上升到取消利润的程度。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通过技术进步,以及其取代工资创造出了它特有的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过剩人口的存在阻止了工资上升到吞噬利润的程度。因此,技术进步对于维持资本主义制度[113]是必要的。而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率的性质——它解释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就被确立起来了。

   显然,对这一论点来说,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必须的,因为它在劳动市场上的运用是一种纯粹的形式,而作为这一理论基础的均衡机制并不是在劳动市场上发生作用的。阻止工资吞掉利润的是技术进步(或者,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是“生产规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什么意义上与马克思经济学从理论的考察中推导出了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当然,减轻劳动的技术革新在当时通常是有效的这一事实的“必然性”并不能通过经济理论推导出,而且在这一意义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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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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