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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高原: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

更新时间:2015-04-02 13:49:08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高原  
  

   对我们拒绝科学主义的人来说,社会科学的多元常态是正面而不是负面的。正是其多元常态使我们可以在科学主义化的形式主义主流传统之外找到更多、更有洞见的理论资源,赋予我们可资借用的非主流资源。   

   (五)意识形态的作用  

   我们也可以从意识形态——背后有政权推动的理论——的作用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不同。在后者之中,可以说绝少见到“左”和“右”之分。这当然和其研究对象的不同直接相关:追求物质世界的规律一般谈不上什么政治意识。而社会科学则完全不同,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会涉及到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几乎都是与社会科学理论交搭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几乎完全左右了“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学术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已经完全(再次)占据社会科学中的主流位置的原因。马列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同样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理论,都是试图掌控所有不同社会科学学科(包括历史学)的理论。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会看到对其的众多多元化反应和抗拒。在改革时期的中国,则由于原来的马列主义和改革中舶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并存,几乎也达到与西方世界同等的多元化理论的局面——当然,仍有不少“禁区”。   

   以上各项不同说明,我们不该也不能简单地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不能简单地模仿自然科学、简单地运用其理论和方法于社会科学。

  

   二、方 法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简单拒绝自然科学及其方法。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具有一整套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正因为其更可以确定、统一认识,更可以规范化、规律化,更可以凭借能够重复的实验对理论进行检验,更可以较好地结合归纳与演绎方法。其精确性以及对经验证据的尊重是值得我们社会科学界学习的,但绝对不是要像有的机构和学科的管理人员那样要求无条件地模仿和援用。简单地模仿其实会导致完全脱离社会实际的研究,硬把人间社会现象物质化——也就是说,把人间社会简单化和片面化,从而导致科学主义的错误,乃至于意识形态化的认识。   

   (一)演绎与归纳   

   在科学的认知方法中,比较广为应用的是两种不同的抽象化:一是对经验证据的归纳(induction),也可以说是从具体证据来提出抽象概念(abstraction);二是根据演绎逻辑的推理(deduction)以及与演绎推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理体系(axiomatic systems)来建立普适化和绝对化的真理。前者是对经验证据的概括和论析,应该是通用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下面还要讨论);后者则是一条充满陷阱的途径。  

   演绎逻辑的典范是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学,这也是西方文明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个传统,被普遍认为是西方文明所独有和特别突出的文明财富。它今天被广泛认可为西方现代哲学学科的核心。譬如,今天美国的主要高等院校哲学系都以形式化、甚至数学化的演绎逻辑为其主要方法,并拒绝纳入没有同等传统的其他主要文明传统(包括中国、伊斯兰、印度文明)的哲学,坚持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哲学。结果是美国全国排名最高的哲学系普遍只教西方哲学,排除其他文明的哲学思想,使它们全都被置于诸如“东亚语文”、“近东语文”、“南亚语文”等系,在正规的哲学系里占不到一席之地。④  

   今天演绎逻辑推理被广泛用于(自以为是社会科学中最“硬”的)经济学和法理学。尤其是经济学,广泛要求经济学从设定的公理出发,用数学化推理来表述和“证明”。而法学则要求,像韦伯强调的那样,把法律条文完全整合于演绎/法律逻辑。在美国的主流“古典正统”法学传统,即由兰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1870年—1895年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开启的传统中,非常有意识地把法学等同于欧几里得几何学,坚持法学可以同样从几个“公理”(axioms)出发,凭演绎逻辑而得出一系列真确普适的定理(theorems)。在兰德尔那里,所采用的方法是从案例出发,但目的不是从众多案例的经验证据来归纳出不同的法律实践,而是凭借演绎推理来从选定的案例建构一个自洽和普适的理论和法则体系。⑤(见Langdell, 1880:1-20关于合同法的论述)由此树立了美国法学的主流“古典正统”,更奠定了美国法学界普遍采用的训练和教学方法。其把法学“科学化”的意图的影响今天仍然广泛可见于美国的主要法学院——譬如,它们所采用的“法学科学博士”学位(J. S. D., 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制度,被设定为各法学院的最高学位。  

   在中国,形式主义经济学今天已经占到绝对的主流地位。其中,在新古典经济学上添加了产权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影响尤其巨大(下面还要讨论)。至于形式主义法学,部分由于中国学者对演绎逻辑感到难以接受或陌生,并更习惯使用“实用道德主义”思维,⑥则尚未占到与形式主义经济学同等的近乎霸权地位。但是,在全面引进西方的形式主义法律条文的大潮流下,其所附带的形式主义逻辑起到更大影响只是迟早的问题。此外,我们更可以指出,要清醒地做出不同的抉择,中国法学界非常需要掌握美国的“古典正统”法学理论以及德国的“形式主义理性”法学理论背后的形式化逻辑基本思维——这是本文重点讨论兰德尔和韦伯的原因。  

   归纳加上演绎方法之被广泛援用于社会科学,其本身无可厚非,因为社会科学的认知过程同样包括从经验得出概括,由经验证据得出抽象化的概念,而后从抽象化的概念试图加以推理来延伸。但是,在实际运作层面上,演绎逻辑之被用于社会科学其实常常变成一种简单的从贴近经验的抽象跃进到理想化的“理论”。即便是深奥如韦伯的理论建构,也展示了这样的倾向。首先,他把西方法律历史抽象为倾向“形式主义理性”的演变,突出形式逻辑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具有一定经验证据基础的抽象化概括。(Weber,1978[1968]:784-880[第iv—vii节]),韦伯关于法学的论述集中于他的第8“章”,第641—900页,其中第4[iv]到第7[vii]“节”[第784—880页]是其历史叙述部分)但是,他进一步把其建构为四大法律类型中的一个(Weber, 1978[1968]:655-658),

   而后更试图论证它是西方独有的、日趋完美的趋势。最终,由于其逻辑体系和形式主义方法本身的驱动,把它论述为一个完全由逻辑整合的自洽体系,与其他的类型形成非此即彼的对立。由此,一再坚持形式理性法律乃是四大法律类型中唯一充分体现现代“理性”的法律传统,唯一真正理想的类型,而其他文明的传统则基本全是非理性的,亦即现代西方的反面的“他者”。(关乎中国的论析尤见第818、845页;亦见黄宗智,2014c,总序,第1卷:001-018;黄宗智,2015;赖骏楠,2015)也就是说,从原先的有限归纳跃进到普适规律和理论。如此的论述实际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想化,名副其实地成为“理想(的)类型”(ideal-type)。读者明鉴,这里我们需要清楚区别抽象化和理想化:前者是认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步骤,但后者则是脱离和违反实际的跳跃。   

   这里,可以再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为例。他从新古典经济学设定的“人是理性经济人”以及“纯竞争性市场必定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农作物市场被认作最佳的例子之一)的两大前提“公理”出发,由此来论定劳动力的过剩不可能存在。他的出发点和与他同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W. Arthur Lewis)是完全对立的——后者特别强调的则是(主要是第三世界)农业中“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现实。当然,舒尔茨也曾经用其在印度走马观花获得的经验数据为其论点提出“经验证据”,即在1918年—1919年的异常流行性感冒疫症中,有8%的人受到感染,而农业生产因此显著下降。他论述,如果真的有劳动力过剩,那么8%的人受到感染便不会导致生产的下降。(Schultz,1964:第4章)在逻辑上,如此的论析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事实是,疫症感染不会同样程度地影响每个农户的8%的劳动力,因为有的农户没有感染,而有的则全家感染,由此影响总产出。但舒尔茨并不在乎这样的经验实际,因为在他的思维之中,设定的公理和其推演才是关键:如果市场经济必定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那么,劳动力“过剩”便不可能存在;如果人是“理性经济人”,那么,便不可能为“零价值”而劳动。对劳动力过剩做出如此的定义,本身便是一种仅凭演绎逻辑得出的定义;论者所言的“过剩”,其实多是相对的过剩而不是“零价值”的绝对过剩——后者只是舒尔茨凭其设定的公理来拟造的稻草人。舒尔茨所模仿的正是简单的、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演绎:如果出发点的公理是真实的,而其后的演绎推理是正确的,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必定也是真实的。在舒尔茨那里,所谓的经验证据,说到底只是一种装饰;演绎逻辑才是一切的关键。(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b,第3卷:第9章)与其对比,韦伯的视野要宽阔得多,并且带有较深的历史研究,虽然最终同样强烈倾向形式主义化的理想建构。  

   但是,真实的人间社会是不可能像几何学那样凭几条公理来化约的,其经验证据也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确定性,更不可能抽离出可以完全控制的具体条件,经过可复制的实验来证实,而又通过演绎推理达到一种普适化的认识。在不可能做到如此的推演过程的实际情况下,试图建构绝对和普适的理论,只可能要么是像韦伯那样从抽象化跳跃到理想化,要么是像舒尔茨那样从设定的脱离实际的理想化“公理”推演出不符实际的“定理”。   演绎逻辑的典范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在其几何学体系中,首先给出的是一组最基本的“定义”(definitions)。这些定义界定了点、直线、平面等等这些几何学将要处理的最基本的对象。紧接着这组定义的,是五个“公设”(postulates,第一公设是“从任意一点出发可向任意一点做一条直线”)和五个“一般观念”(common notions,第一个一般观念是“和同一事物相等的事物,它们彼此亦相等”)。⑦“公设”和“一般观念”一起,形成作为推理前提的“不证自明”的“公理”。此后任何一个涉及具体几何问题的命题,都可以通过对概念、公理和其他(由概念和公理推导出的)已知命题的组合运用,推导而出。(林德伯格[Lindberg], 1992:87-88)譬如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和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和”便可由基本的公理推导而出。⑧这是一个在设定的前提条件下的数学—逻辑世界中适用的方法,一定程度上适用于物质世界,但用于人间世界,只可能是脱离实际的建构。  

   正是出于模仿这样的典范的动机,高度形式主义化的新古典经济学一开始便设定类似的公理:如“理性经济人”和“纯竞争性市场”,而法学则设定个人权利的必然性前提。而后,两者都由所设定的前提公理出发,凭借推理来得出其自身认作普适的定理。上述兰德尔关于合同基本定理的论析便非常有意识地模仿这套方法。在科学主义的大潮流下,正是因为试图把数学世界中的演绎推理用于社会现象,促使这些学科的“主流”采用如此的理论建构进路。  

   之后,进一步(像兰德尔领导的哈佛法学院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的芝加哥经济学系那样)制定,所有本学科专业人士都必须经过这样的训练,由此形成强大的制度化力量,把本学科专业人士全都推向接纳其设定的前提。如此,更促使本学科大部分人员都把其前提公理和被推演出的定理认作普适的真理,要么把其认定为真实世界的必然状态,要么更简单地把理想化的状态等同于真实世界的实际。  

但是,上述的理论前提显然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建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chenjing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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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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