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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 时尔: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

更新时间:2015-04-01 10:43:15
作者: 王辉   时尔  

   其二,倡“养气”而注重精神人格修养。两宋之际,民族矛盾激化,社会政治腐败,士大夫立身颇以气节操守自重,为诗为文亦着力倡导。苏轼《潮州韩文公神庙碑》推重韩愈那种“寓于寻常之中,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他不仅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更钦赏其“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高尚人格。[10](P691-692)此后李纲《道卿邹公文集序》论“养气”,亦主精神人格之塑造,“士之养气刚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死生,胸中超然,则发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唐韩愈文章号为第一,虽务去陈言,不蹈袭以为工。要之操履坚正,以养气为本。”[11]在李纲看来,韩愈的文学成就不仅在其富于创新精神,更重要的是其“操履坚正”、气节高尚,因而为文当“以养气为本”,培养“忘利害而外死生”的人格力量。南宋陆游《上辛给事书》强调作家要“务重其身而养其气”[9](P487),他还将这种“气”与“才”联系起来,《方德亨诗集序》:“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失,荣不盖愧。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逸驾,讵可得哉!”[9](P486)他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精神人格对艺术才能的主导作用,主张以“气”御“才”,“才”“气”结合,可以说是孟子、韩愈“养气”说的深化。

   其三,论“养气”而归于读书练艺。宋元文论还从读书练艺方面发挥了韩愈的“养气”说。吕本中《童蒙诗训》云:“读三苏进策以涵养吾气,他日下笔,自然文字滂沛,无吝啬处”[9](P487),便直接以读书为“养气”。元人戴良《密庵文集序》说:“气之所充,非本乎学不可也”。不过,这种观点在宋元时期论述还不多,理论特色亦不明显,直到明清时期才有较大发展。

   清人章学诚曾说:“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12]其实,苏辙虽然对韩愈极为推重,并在论述“养气”问题时谈到了孟子的“养气”说,但却并不以孟子、韩愈之说为本。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指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学而能,气可养而致。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他肯定了气可养而致,养气至深,文可不学而能。但他并未采取孟子重“内养”的“养气”思路,也不主张从读书积学中求“养气”,“百代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苏辙称道司马迁“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认为原因在于“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而他自己也曾博交广游以求“激发其志气”,“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蒿、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围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9](P487)可见,苏辙“养气”说基本取向是重“外感”,以博交广游为主要途径,这使他的“气”、“志气”不仅限于传统“养气”说的道德修养、人格塑造、艺术素养等,更主要是指生活阅历、社会识见等丰富内涵。这一观点于传统“养气”说中别开生面,是对韩愈思想的突破性发展。元代虽有郝经著《内游》批评苏辙的“外游”说,但戴表元《刘仲宽诗序》以是否能游考察后学诗作,指出:“大抵其人未学游者不如已学游之畅,游之狭者不如游之广者之肆也”。[12](P278)这可以说是对苏辙“养气”说的很好印证。

     四

   明清时期,“养气”说从古文理论延伸到诗论、画论领域,虽然没有新说出现,但传统的诸种“养气”说都有所继承发展,有的还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完善、深化。

   明清文论“养气”说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明道积理和读书积学等方面。明代宋濂《文原》发展了宋元以来理学家重道轻艺的“养气”思想,为文只求“明道”,“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有其余哉!虽然,道未易明,必欲知言养气,始为得之。”[9](P489)要“知言养气”,就必须积道德、修仁义,其《文说赠王生浦》云:“圣贤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义。道德仁义积而气因以充,气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9](P490)王鏊《震泽长语》论“养气”重穷理,“圣贤非有意为文也,理极天下之精,文极天下之妙。……故为文莫先养气,莫要穷理。”[9](P492)他将“养气”与“穷理”分开,“养气”乃为文之先,“穷理”则是为文之要,亦是“养气”之要。王文禄《诗的》主张以气运才,“诗文之妙,非命世才不能也。惟养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始能驱一世而命之。”[9](P492)

   清代“养气”说可以魏禧、何绍基为代表。魏禧《宗子发文集序》以为“养气之功在于集义,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9](P494),他将“养气”与“积理”区别开来,“养气”重在道德意志修养,“积理”则重在仁义之道的理论修养。要因文明道,道德修养固然重要,但毕竟是间接的,而透彻地把握义理则关乎仁义之道的准确阐明,因而是直接的,是“文章之能事”之所在,这己比前人泛论明道积理以“养气”前进了一步。清代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书》将“明理养气”与培护“真性情”联系起来,认为做诗为文要有“真性情”,而“真性情”“非到做诗时方去打算”。作家要平时注意“明理养气”,“于孝梯忠信大节,从日用起居及外间应务,平平实实,自家体贴得真性情。时时培护,字字持守,不为外物摇夺,久之,则真性情方才固结到身心上,即一言语一文字,这个真性情时刻流露出来”。但虽如此,“以之作诗作文,尚不能就算成家”,因为诗文各有法度,还必须掌握诗文法度、“声情气韵”。再多读书以博识,“子史百家皆博其识而长其气”。这样,在创作时,“方能将真性情搬运到笔墨上”,“方得真性情发见充满,使天下后世见其作,如见其人,如见其真性情”。[9](P498)何绍基将明道积理与读书积学练艺两派“养气”说融合起来,并归结到表现“真性情”即表露创作个性上,是传统“养气”说的深化。

   在此前提下,明清文论更将读书积学的“养气”说深化一步。明人许学夷《诗源辨体》论“养气”,强调“因性练才”,他说:“学韦、柳诗,须养其性气。倘峥嵘之气未化,豪荡之性未除,非但不能学,且不能读。”[9](P492)他认为作家的性情气质直接体现在作品上,因而学韦应物、柳宗元诗必须化“峥嵘之气”、除“豪荡之性”,涵养与韦、柳相近的“性气”。谢榛《四溟诗话》也指出:“诗人养气各有主焉,蕴乎内着乎外,而隐见异同,人莫之辨也”,初、盛唐诸家“所养之不同”,其“着乎外”便有雄浑、壮丽等不同风格。而后世“学者能集众长,合而为一。若易牙以五味调和,则为全味矣”。[9](P490-491)这就是说,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不仅可以涵养“性气”、集众所长,而且还能将众长“合而为一”。清人李重华对此有精到论述,其《贞一斋诗话》指出:“诗之淳古境地,必至读破万卷后含蕴出来;若袭取之,终成浅薄家数。多读书非为搬弄家私,震川谓:‘善读书者,养气即在其内’。故胸多卷轴,蕴成真气,偶有所作,自然臭味不同。……凡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而胸有万卷,徒欲助成吾神与气耳。其隶事不隶事,诗人不自知,读诗者亦不知。夫乃谓之真诗。”[9](P494)读书的目的在于涵养、陶治性情气质,充实学养。但学养的充实必须根据自己的性情气质于读书中“含蕴”出来,否则便是“袭取”、“搬弄家私”。如能根据自己性情去“含蕴”万卷,自然可以“蕴成真气”,使自己的性情与学养相化合,融凝成“真性情”。这样发之于诗,学养均从自己性情中自然流露出来,“方可谓之真诗”。这一观点揭示了读书积学与养气为文间的内在关联,已超越了传统的读书积学的“养气”说。

  

  

  

   【参考文献】        

   [1]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管子[M].诸子集成:5[M].上海:上海书店.1986.

   [4] 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 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 胡经之.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1] 胡经之.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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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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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济南)200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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