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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岭:宪法视角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之三要素

更新时间:2015-04-01 07:30:48
作者: 马岭 (进入专栏)  
问题是那些“脱离革命队伍”又没有“变成革命的敌人”的人(毛泽东认为占“脱离革命队伍”者中的多数)是否还属于人民?毛泽东没有给予明确回答。如果这部分人不属于人民,是否意味着还有一个既不是敌人又不是人民的灰色地带?在实践中,当党和国家的政策比较开明的时候,这些人可能被视为人民,在政策比较严酷的时候,他们往往被划为敌人。可以看出对这部分人的定义、特征在理论上毛泽东的阐述是比较模糊的,建国后法律上也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其数量和范围都时大时小,可宽可窄,基本上由政策或领导人个人决定,他们的命运(基本人权没有保障)也因此而注定。

   4、农民是人民中的主体部分。毛泽东在论述“工农联盟为基础”时其论据主要是因为农民贫穷且人数多:“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子八十”,“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天然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16]。如果单单以人数来看,农民阶级为基础是能够成立的,但工人阶级很难说是基础,如果以和农民阶级加起来的人数来算,那么在中国任何阶级和农民阶级加起来都是最多数。此外,如果人数多是构成国家“基础”的主要原因,那将来农民人数如果减少到只占国家总人口的1/3甚至1/4, “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否必然面临改变?如果因为农民成为工人阶级最可靠同盟军的理由,是因为农民是半无产阶级,这在革命年代或许如此(因为当时的工农同是劳动者、受压迫者、贫困者),但建国后他们在理论上都已经不是受压迫者;虽然他们仍然都是劳动者,但劳动者并不局限于他们,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人,如商人、市民、科技人员、教师都是劳动者,为什么只有农民的劳动能够使之成为政权的基础?工农或许仍然是贫困者,但贫困者还应该是国家的基础吗?那我们应当让他们一直贫困下去,而不是富裕起来?因为一旦富裕起来在国家中的地位就可能下降,就不是政权的基础了?实际上工农的紧密联盟在中国只存在于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之后的几十年这两个阶级都是比较隔阂的。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工人也许与市民有更密切的联合,因为他们同是城里人,没有城乡矛盾,而工人与农民至少存在着地理上、职业上乃至利益上的较大反差。

   即使在1949年,毛泽东也已明确指出了农民的落后性:“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的社会化。”[17]在这里对农民的改造已经呼之欲出。至于谁来改造?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当然是作为先锋队的党来改造,这一点和改造资产阶级是一样的。与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不同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说明改造农民比改造资产阶级更困难,改造任务更艰巨,因为这是少数(党的精英)对多数(农民)的改造,不是少数(党的精英)对少数(资产阶级)的改造;需要“细心的工作”说明改造农民比改造资产阶级在态度上要温和,在步骤上应是渐进的,因为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人民“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18]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实际操作中不是完全没有强制的(至少不完全是自愿)。建国后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没有采取专政的手段而是通过行政途径,但也很难说是完全自愿的,至少有半强迫的性质。这说明在“敌我友”的格局中,“敌”被基本消灭之后,“我”的任务主要是改造“友”,这是更棘手的任务,也是毛泽东所不擅长的,他后来又回到了敌我对立的老路上——挖掘出新“敌”(党内走资派)并与之进行殊死的斗争。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有学者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目前正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社会转变,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位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把当今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划分为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十大社会阶层,五个等级是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底层;十个阶层是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其中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基本属于中下层)。[19]这种分类是比较切合我国目前现实状况的,但显然与宪法规定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相去甚远,那么我们现在的国家是以什么为基础?宪法上应该怎样表述和体现?这些问题是宪法问题吗?

   5、知识分子的人民性。关于知识分子,毛泽东将其定位在小资产阶级范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并指出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具有先锋性和动摇性两方面,“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20]在毛泽东的眼里知识分子实际上属于人民的边缘部分,他提出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这表明知识分子是否属于人民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态度(愿意革命,愿意参加抗日);同时毛泽东又特别讨厌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21]。这是毛泽东坚持要改造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30年代、40年代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虽然严苛,但还比较能够一分为二的话,那么在建国后则是明显加深了厌恶感,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中,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已经没有先锋性而只有动摇性了:“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22]有学者指出,解放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逐渐同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一是资产阶级,一是‘右倾’。50年代曾频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如对电影《武训传》,对陶行知、胡适、梁漱溟、马寅初,对《红楼梦研究》,对‘胡风集团’的批判等等。”1963年毛泽东的判断是:“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963、1964年他相继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号召“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23]

   笔者认为,建国年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与权力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掌权者都不太喜欢知识分子,主要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掌权之前毛泽东就非常反感知识分子在工农兵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进而为大众打抱不平而对知识分子极尽讽刺挖苦,掌权后对知识分子的好争论、爱批评、不顺服、个性强、见解多等“毛病”更加难以容忍,面对来自知识界的批评和反对之声不免龙颜大怒。过去是他革蒋介石的命,左翼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批评与他有共鸣之处,他成为当权者之后,认为权力的性质已经有了本质的变化,由反人民的政权变成了人民的政权,他理应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和称颂。但在知识分子眼里所有权力都有共性,都应该被监督,都有可批评甚至可批判之处,而且批评起来难免尖锐犀利,这里面其实包含着对权力和人性的认识分歧以及屁股决定脑袋的铁律。[24]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鄙视、仇视是源自其农民意识,笔者认为党内中下层干部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可能是出于农民意识,但党的上层不是,或不完全是。以毛泽东为例,他不同于晁盖、朱元璋、李自成等农民领袖,他不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他是读书人出身,[25]以他知识的渊博不太需要请书生做军师,不需拜书生为高参(书生都是他的秘书),相反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领域有很深的造诣,站在读书人中他也是出类拔萃的,他具备识别学问高低的眼光,具备辨别南郭先生的能力,同时也带有文人相轻的毛病。恰恰因为他是读书人出身,所以他才对其他读书人不以为然,不屑一顾(知道他们几斤几两),对那些半吊子的读书人,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尤其是当这些读书人还自以为是、轻视工农群众时,他的愤愤不平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于文化人不买他的账、不买党的帐、不买工农群众的帐,他的回击格外无情。从古到今中国的读书人整读书人之现象屡见不鲜,不论反右中还是文革中,当权的知识分子整无权的知识分子都特别内行,特别出力,读书人掌权后排斥异己、控制他人、打击另类的表现丝毫不比大老粗们逊色,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可能比整工人农民更有快感和成就感(也更精致)。至于毛泽东在贬低知识分子的同时对工农群众的推崇,则是那个时代许多左翼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如蔡元培曾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李大钊认为农民是美德的化身,是智识阶级临摹的对象;陈独秀在演讲中称:“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珍贵”;鲁迅在《一件小事》中通过比较,让穿着长袍的“我”在“车夫”面前自惭形秽,进而使“我”欣喜,犹如新人;1919年发表在《平民教育》上一篇署名“德”的文章说:“读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不安生的社会的蠹民吗?”[26]可见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要接受思想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论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这或许也是在提示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像朱元璋那样的农民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可能性在今天已经微乎其微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使用者都是读书人出身,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很多时候他们都是读书人中的精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会礼遇知识分子,不等于就必然具备宽容、理性的美德,就自然地具备民主、法治、共和的宪政意识,更不等于对权力就有“拒腐蚀、永不沾”的能力。滥用权力是人的本性,知识分子掌权后也不会例外。

6、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曾指出,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而中国无产阶级还拥有特出的优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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