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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回归乡土与现实:乡镇企业研究路径的反思

更新时间:2015-03-28 21:57:47
作者: 周飞舟 (进入专栏)  

  

   摘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盛的乡镇企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悖论:这样一种产权模糊的企业如何能够成功?此问题并没有得到从企业经营和治理本身出发的充分回答,而随着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转制和倒闭被人忘记。本文在渠敬东《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一文的启发和引领下,通过对乡镇企业研究的评述,对渠文的思路进行阐发,试图指出“乡镇企业悖论”的真正答案也许并不在产权本身,而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及其与乡土社会的紧密联系之中。

   关键词:乡镇企业 产权 中国模式

  

   一、“中国模式”的悖论

  

   1994年,哈佛大学的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许成钢在《比较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乡镇企业作为一种界定模糊的合作企业》(Weitzman and Xu,1994)的论文,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模式”的悖论:“按照几乎任何一种形式的标准的主流产权理论,这里所说的‘中国模式’应该是一种引起经济灾难的、极端不现实的方案。没有真正的所有者,谁会有清晰的权利与激励来管理企业以求得最大利润呢?在现有的产权结构下,乡镇企业应该是没有效率和无人负责的。”清晰界定的产权及其相关的激励机制和组织结构被认为是企业成功的前提条件,而乡镇企业无论从上述哪个方面来看都与这种标准相去甚远,所以,乡镇企业的成功给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两位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这个悖论,实际上代表了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能够取得成功的普遍困惑。

   对于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林毅夫代表的“比较优势理论”为主,后期则以钱颖一代表的“地方竞争理论”为主。比较优势理论是以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改革开放前,我国具有明显的农业经济为主、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特点,但是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再加上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和无自主权的企业经营制度,导致中国经济难以发展。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我国的比较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地方竞争理论则以政治经济学的分权理论为基础,认为中国政府实行的财政分权所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财政包干制下,地方政府以扩大财政收入为其主要目标,从而引发了大办乡镇企业的热潮,这是第一阶段的地方竞争(Oi,1992);20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竞争从企业扩展到包括土地经营和城市化在内的诸多经济领域,其竞争体制在理论和经验上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分析(周黎安,2004;Li and Zhou,2005),这种竞争与经济增长的稳定关系也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证明(Qian and Weingast,1997;Qian and Roland,1998;Zhang and Zou,1998;Lin and Liu,2000;张晏、龚六堂,2005)。以上这两种主流解释,虽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是并不能充分回答魏茨曼和许成钢所提出的问题,因为它们归根到底是从宏观制度的角度入手的,与产权安排和微观经营机制并无必然的逻辑性关联。就地方竞争理论的解释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地方政府推动以GDP和财政收入为主要指标的经济增长时,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它们是通过明晰产权制度和改革经营机制来实现其目标的。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虽然私有经济一直在迅速增长,但是产权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并非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乡镇企业;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转制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私有经济部门的成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进入第三波增长期,政府投资拉动以及国有企业的重新兴起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其中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开发和城市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国有控股企业的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大为增强。今天,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很少有学者会否认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性地位,这也是“地方竞争理论”成为主流解释的重要原因。但问题在于,即使我们承认这种“中国模式”的政府特色,也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答十几年前魏茨曼和许成钢提出的“悖论”。只有回到对企业的占有、经营和治理的机制分析中,才有可能对颇具中国特色的产权安排和经营机制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最早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乡镇企业的认识,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乡镇企业的“外围”解释

  

   从多个方面来看,乡镇企业都带有明显的经济上的“不合理”性。首先,乡镇企业不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乡镇企业大多坐落于村庄、集镇等比较典型的农村地区,一般远离中心城市,交通不够便捷,企业对于市场和产品信息的需求很难便利地得到满足。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几种比较典型的“苏南”、“广东”和“温州”模式的带动下,山东、河北乃至中部广大地区都兴起了大办乡镇企业的热潮。这些“后发型”的乡镇企业大多带有政府行为的色彩,是在地方政府推动下以银行信贷为主兴办起来的。其次,乡镇企业投资规模比较大,无论是乡办企业还是村办企业,一般都在一个“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的大牌子下面,这与其说是多个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不如说是一个规模巨大的联合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农村工业化,基本上是以这类乡镇企业为主带动的。这种形式的农村工业化被称为“异军突起”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并不符合一般农村工业化的特征,更不符合传统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特征。

   民国时期,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专业化的手工业区域,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次农村工业化。与传统社会的手工业相比,这些手工业具有一些现代经济的特征,比如远程贸易、劳动分工和专业生产区域,在一些地区甚至引起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吴知,1936)。以农村纺织业为例,在全国几个大的农村布区,虽然农民已经发展到“荒田织布”的状态,但是这些布区的织布业仍然以家庭工业作坊的形式出现,以包买制的形式来组织生产和开拓市场,并没有出现织布工厂(方显廷,1935)。这在当时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大量的市场需求背景下的确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至于为什么没有出现工厂制形式而一直维持着“家庭+包买商”的生产和市场制度,学术界流行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强调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和纺织业的低利润率构成的“过密化”(赵冈、陈钟毅,1977),另一种则突出包买制这种制度形式相对于工厂制度在当时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的优越性(周飞舟,2006)。今天看来,这两种解释模式都各有其片面之处。“过密化说”以极低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作为理论基础,难以解释这些农村布区在经历了繁荣发展和技术改进之后为何仍维持家庭生产的现象;制度主义思路虽然能够解释农村工业的组织效率和技术进步,但是对于家庭生产所面对的高昂的监督费用、质量控制的困难和生产者的“道德风险”则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事实上,工厂制度相对于分散的家庭生产的最大优势恰恰在于这些方面。由此可见,对于民国时期许多地区出现的繁荣的农村工业,学术界的理解至今依然是不够完整的。

   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似乎是民国时期农村工业化的一种创新形式。但是,从大量的经济学文献来看,乡镇企业虽然是一种工厂制度,却不能有效解决监督费用和质量控制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其模糊的产权结构所导致的“软预算约束”和日趋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的。首先,由于乡镇企业带有色彩鲜明的政府投资和管理背景,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财政包干制下,乡镇企业无论经营效率如何,都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大量的产品税和增值税,地方政府存在强烈的意愿和实际行动去扩大乡镇企业的规模,因此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政府“大办企业”和“办大企业”的热潮(Oi,1999)。这是一种典型的软预算约束现象。其次,乡镇企业在报酬分配方面难以形成较好的奖惩方案,对经理人的激励不足。在这方面,村办企业似乎问题更加严重一些:在一些村办企业内,企业不能自由解雇有村民身份的员工;村民无论是否在企业工作,都有部分享受企业利润或福利的权利。这些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企业的模糊产权所导致的代理问题(Kung,1999)。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乡镇企业既不是传统农村工业的延续,也不是对传统农村工业形式的“反动”,因为乡镇企业的工厂制度至少在产权、经营层面上并不是一种对于家庭工业来说具有明显优势的现代企业制度。纯粹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既不能彻底解释传统农村包买制组织下家庭工业的成功,也难以深入解释乡镇企业的繁荣。事实上,对于乡镇企业的繁荣最有力的解释都是从“外围”入手的。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些解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解释可以称之为“经济结构论”。这类解释以两位学者的研究为代表。第一位是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他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30年在赶超战略下形成的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国有企业生产的大多数是重工业产品,轻工业产品严重短缺,乡镇企业正是通过填补这项结构上的空缺而兴起的。在旺盛的市场需求下,企业效率和产品质量的低下都不影响乡镇企业的扩张和盈利(Naughton,1996)。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勃兴,以耐用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市场形成了多种企业竞争的局面,此时乡镇企业的利润率就出现了直线式下降的局面,并直接导致了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倒闭和转制。另一位学者李稻葵(Li,1996)讨论的不是产业结构而是市场结构,这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解释。乡镇企业繁荣的时代是计划与市场“双轨”并行的时代,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计划经济的束缚,而乡镇企业作为新生事物,与计划体制没有旧有的联系,其带有政府色彩的背景又十分有利于这些企业在当时并不完备的要素和产品等“灰色市场”中进行各种规范或不规范的交易。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乡镇企业难以适应这种较为完备的市场,其倒闭和转制也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第二类解释可以称为“政府行为论”。这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入手,讨论财政包干制度对于县、乡政府行为的影响。在财政包干制下,无论乡办企业还是村办企业,都能为地方政府贡献大量的产品税和增值税,乡办企业还能为乡镇政府的预算外财政提供企业上缴利润。乡镇企业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转制和倒闭潮也与中央同地方关系的改变紧密联系(Kung and Lin,2007)。

   第三类解释与前两类解释相比,更加注重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乡镇企业所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可以称为“历史背景论”。这类解释认为,乡镇企业这样一种看似不具有经济合理性的生产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依赖的是中国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形式。苏南乡镇企业的前身就是这个地区的社队企业,大部分乡镇企业所占用的土地是无偿获得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从劳动力来看,乡镇企业所利用的劳动力也正是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都有自己的承包地,不但没有机会成本,连基本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也不需要企业支付(叶扬,2004)。

无论是从企业制度本身还是从企业的经济、政治和历史背景来解释乡镇企业的发展、繁荣及后来的转制、消失,上述观点都各有其理论和现实依据。但是,这些观点无论其洞察性如何,几乎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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