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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回归乡土与现实:乡镇企业研究路径的反思

更新时间:2015-03-28 21:57:47
作者: 周飞舟 (进入专栏)  
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企业的产权、经营机制与外围的经济、政治和历史背景割裂开来进行讨论。例如,就委托—代理的观点来说,乡镇企业的失败是理论上注定了的,中国乡镇企业的现实命运不过是产权和企业理论的注脚而已;就“经济结构论”、“政府行为论”和“历史背景论”等“外围”解释而言,企业的微观经营机制又显得无关紧要,乡镇企业的历史命运似乎是由这些外围因素所决定的。在今天看来,乡镇企业不过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如果对这个独特的历史现象的理解仅仅停留于现有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深入理解。

   具体而言,产权的明晰化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持续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到底是什么?这一点还需要更加深入的讨论。就此而言,渠敬东(2013a,2013b)的《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一文(以下一律简称“渠文”)正是从这个角度进入,对于已经渐趋沉寂的乡镇企业研究而言,开创性地揭开了新的篇章。本文的讨论只是对渠文的一个拓展性的注释。

  

   三、乡镇企业的乡土性与现实性

  

   魏茨曼和许成钢(Weitzman and Xu,1994)在其文章中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回答“中国模式”的悖论。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制度与合作的关系时,“合作能力”被看做是一个常数,在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人们的行动策略是由情境和规则决定的。具体而言,界定清晰的产权有利于人们采取合作,而界定模糊的产权则会促使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这篇文章提出,“合作能力”不一定是一个常数而有可能是一个变量,至少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人们倾向于合作的意愿以及能力是不同的。实际上,如重复博弈模型中“民俗定理”所展示的,博弈可能会产生一组与理想的、由约束协定所产生的结果非常相似的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清晰产权界定下的企业行为看做是理想结果的话,产权的清晰界定并不一定是这种结果的必要条件。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就存在这样的先例。林毅夫(Lin,1990)在解释20世纪50年代农村合作化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时,就是通过分析农户间的重复非合作博弈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是怎样在私有产权被迅速剥夺时继续实现增长的。

   魏茨曼和许成钢将这种“合作能力”定义为一个可以变化的值λ。在λ值较高的社会中,产权可能不需要定义得那么清晰,人们就有可能采取合作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而在λ值较低的社会中,产权就需要进行更加清楚的界定。需要指出的是,用“合作能力”这个词容易引起一种文化上的误解,即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行动者会“先验”地具有不同的合作能力,这样一来,λ值并不具有什么实际的解释力,只是把乡镇企业的解释变成了一个文化比较的问题。众多关于“东亚模式”或“东亚四小龙”研究文献中的一部分最后都变成了文化讨论,而这对本文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实际上,在魏茨曼和许成钢的分析中,乡镇企业中的实际行动者在重复非合作博弈中的理性化前提与西方现代产权理论并无不同,有所区别的是,这些行动者在面对模糊界定的产权时最终会达成一些“合作性”的结果,其中的关键要素并不是现代企业明晰的产权结构和契约式的行为规范,而是一些模糊定义的权利结构、行动者彼此关联的社会情境、潜在的规则以及行动者对这些规则的共识。这些结构、情境、共识是λ值的决定因素,也是渠文所要讨论的关键问题之一。

   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地位是在讨论企业占有和经营时的首要问题。乡镇企业的独特之处在于,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生产者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界。例如,就村办企业而言,其名义所有权带有强烈的村庄“成员权”(membership)的色彩,而这些村庄成员中的许多人又被企业所雇用,成为生产者。在股份制改革之前,这种权利结构无法用清晰的产权界定表达出来,“集体所有制”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描述形式。在大部分村办企业中,经营者往往就是村干部,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同企业经营管理者与生产者的关系形成一种平行的类似关系。在渠文中,作者通过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考察来分析乡镇企业的占有和经营,正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关系对于理解乡镇企业经营的重要意义。经营者在企业经营中类似于“家长制”的权威支配并不能单独依靠企业的产权结构建立起来,而恰恰是通过对村庄中土地调整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的支配关系建立起来的。村庄中的社会关系会被“带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乃至分配中。例如,一个村民或其亲属可能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失去在村办企业中的工作,另一个村民或其亲属可能因为在村级事务中配合了村干部的要求而在企业中得到奖金或者升职。同样,如果一个村庄企业的经营者对某些员工的管理感到棘手,虽然他不能解雇员工,甚至不能对其直接做出惩罚(这明显是产权模糊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但是他可以通过村庄中的事务或者关系来进行某种“间接”的惩罚,比如拖延、阻挠村民所需要的一些证明文件,如“不给盖公章”。我们看到,模糊界定的产权结构带来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产权构架内部得到解决,而是要利用村庄内部的“社会关联”(贺雪峰,200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村庄的社会结构“参与”了企业的经营,而企业也参与了真正意义上的村庄“治理”。对于更高一级的乡办企业而言,乡镇政府与企业、企业经营者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事实上,乡办企业的产权结构与村办企业非常不同。与村集体相比,乡镇政府是更加明确的乡办企业的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也更加明确。社会学研究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如“关系合同”、“逆向软预算约束”、“经营性占有”等,就是试图从不同的方面捕捉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中国特色(刘世定,1999;周雪光,2005)。与村办企业相同的是,委托—代理双方各自受到的约束并非经济性的和契约性的,而是社会性的。这正是魏茨曼和许成钢(Weitzman and Xu,1994)试图概括的那个λ值。

   乡镇企业具有浓厚的“乡土性”。这个“乡土性”并非指乡镇企业坐落于农村,使用的是完全来自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而是沿袭了费孝通(2006)在《乡土中国》中所使用的“乡土”的含义,是与“差序格局”、“私人道德”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乡镇企业虽然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但是这样一种现代企业制度扎根于一个乡土社会之中所产生的新的经营和治理方式却具有长盛不衰的深意。渠文在最后将讨论追溯至包买制以及更早的族田、社仓和永佃制,并试图由经济史引向观念史的讨论正是在挖掘乡镇企业的经营和治理中既传统又现代的意义。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2006:23-24)指出了传统乡土社会中“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所具有的社会含义:“……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己’作为中心的主义”。“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这与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缺乏具有契约精神的团体格局,在这个方面,费孝通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差序格局所生发的道德是否走向自我主义 或者 自私自 利,则存在很大的疑问。吴飞(2011)在《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一文中指出,为家牺牲国或许成立,但是为自己可以牺牲家则不能如此轻易做出结论。梁漱溟(1990:80-81)在承认西方“团体本位”的同时,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而非自我本位的。梁漱溟没有用“家族本位”而使用“伦理本位”一词,正是在强调这种“私人的道德”并非纯粹家庭、家族的道德,而是一种社会的道德:“然则中国社会是否就一贯地是家庭本位呢?否,不然。……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几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道德观念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对我们理解乡镇企业的经营和治理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重新回到前面关于传统农村工业的“包买制”的讨论中去。我们发现,纯粹从新制度主义的思路出发,难以彻底回答包买制中“外生”的质量控制和道德风险问题。包买制和乡镇企业虽然在形式上大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但是其扎根于村落社会的“乡土性”则是前后一致的。包买制将生产网络在村庄中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高度利用了村庄固有的社会结构和“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来降低其监督费用。在民国的几个布区中,“领机”和“摘机”制度正是扎根于村庄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发展起来的(周飞舟,2006)。在乡镇企业已经消失的今天,随着沿海地区工厂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生产组织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各种“外包制”、“包买制”等“反纵向一体化”的形式大量出现,活跃于以妇女、老人为留守人员的农村地区。这些组织形式仍然一如既往地缺乏正式的契约和明晰的产权界定,但在经营和治理的精神层面上,我们仍然可以将它们看做是乡镇企业的实质延续。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的成功,依赖于中国人有效的竞争与合作。竞争与合作是利益的竞争与合作,但是真正有效的竞争与合作则依赖于传统与现代融合出的时代气质和制度精神。这些气质与精神难以在“以利为利”的风气中长成。利者,义之和也。社会学的解释力和想象力在这个层面上才能进一步发扬光大。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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