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这样的论断，从批评态度说当然是平允的，但就批评的深度而言犹属泛泛。真正显出其批评眼光之犀利的，是《诗话》中辨家数甚多且细，非但于大家、名家有见地，于旁枝小家也一针见血，一如《谈艺录》中的钱钟书。比如马戴，他认为“在晚唐诸人之上”，自《沧浪诗话》有此论，后人多赞同。除郭绍虞先生《校释》所举《升庵诗话》、《诗源辨体》、《剑溪说诗》、《石洲诗话》、《东泉诗话》诸说外，我所见尚有如叶矫然《龙性堂诗话》云：“晚唐之马戴，盛唐之摩诘也”，“逸情促节，似无时代之别。”（注：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951页。）陆蓥《问花楼诗话》：“马戴、许浑齐名，戴殊超绝。其《蓟门怀古》云：“‘荆卿西去不复返，易水东流无尽时。日暮萧条蓟城地，黄沙白草任风吹。’雅有深致。《楚江怀古》一首，柳吴兴无以过之。严羽推来晚唐之冠，信哉！”（注：陆鎣《问花楼诗话》卷一，光绪刊本《陆氏传家集》。）马戴尚为晚唐有数的诗人，像权德舆，向来不太为人注意，但严羽却颇称赞其诗，谓“有绝似盛唐者”。后来毛先舒在《诗辨坻》中曾说：“元和诗响不振已极，惟权文公乃颇见初唐遗构。”（注：毛先舒《诗辨坻》卷三，《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50页。）由此可见沧浪论诗具只眼处。其他如对吕温、刘沧、薛逢等人的评论，也多得高棅、杨慎、许学夷的赞同。

　　 在严羽所有的批评中，我觉得对大历诗人的批评最见功力。在唐诗中，大历诗人相对来说不太受重视，历代批评家都较少涉及。以我自己研究大历诗的体会，深感严羽对大历诗见识之卓绝。比如，他认为“顾况诗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风骨处”。说顾况诗胜于元白，今人必难首肯；但若说顾况诗有盛唐风骨，则我们不能不佩服其见识精当。在我看来，顾况是大历诗人中最具强烈的自我表现色彩的一位诗人，可以说是盛唐向中唐过渡中自我表现意识复苏的号角。再如大历时期颇有个性的一位诗人戎昱，严羽断言其诗“在盛唐为最下，已滥觞晚唐矣。戎昱之诗有绝似晚唐者”。严羽的盛唐是包括大历在内的，在盛唐为最下当然在大历也是最下，就艺术才华与艺术表现的功力而言，我完全赞同严羽的评价。且看《全唐诗》卷二七○所收的三首五律：

　　 招提精舍好，石壁向江开。山影水中尽，鸟声天上来。一灯传岁月，深院长莓苔。日暮双林磬，泠泠送客回。（《题招提寺》）

　　 一团青翠色，云是子陵家。山带新晴雨，溪留闰月花。瓶开巾漉酒，地坼笋抽芽。綵缛承颜面，朝服赋白华。（《闰春宴花溪严侍御庄》）

　　 江柳断肠色，黄丝垂未齐。人看几重恨，鸟入一枝低。乡泪正堪落，与君又解携。相思万里道，春去夕阳西。（《江上柳送人》）三诗中的诗句都有偏离意脉，损害表达逻辑的毛病，刘勰所谓“二意两出，意之骈枝也”（《文心雕龙?熔裁》）。这是作者才力薄弱，不能制导意脉的结果，技巧娴熟的大历诗人是很少犯这种错误的。以此而言，判戎昱诗在大历为最下，实在不能说是厚诬（注：参看笔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论述顾况、戎昱的章节，中华书局1995年版。）。

　　 清人朱仕玠曾说：“古今论诗称宋严氏。然所见仅能尽盛唐诸人之美耳，至其前者皆不能合也。”（注：朱仕玠《梅崖居士文集》卷十二《筠园先生墓志铭》，乾隆四十七年家刊本。）这是少见的对严羽诗歌批评的否定性意见，值得我们注意，不过我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以南朝张正见为例，严羽曾有个斩钉截铁的结论：“南北朝人，唯张正见诗最多，而最无足省发，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考证》）虽然《升庵诗话》、《诗薮》对此有异论，严羽的结论还有商榷的余地，但清代的批评家成书将张正见与张华、陆云、潘岳、潘尼、王融、王僧儒、刘孝绰并列于“诗有卷帙浩繁而可取无多者”之列，认为他“传诗甚多，而佳构绝少。沧浪讥其虽多亦奚为，非过分也”（注：成书《多岁堂古诗存》例言、卷七，道光十一年家刊本。）；而近代以来并无人论及其诗，也足以见张正见诗之难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了。严羽对先唐诗歌所作的批评不多，结论也稍为抽象，其实不太适于用来考察、验证他批评的深度，他作为批评家的才能集中表现在唐诗批评上，不只是诗人和作品，更触及诗史的深层。

　　 三、基于诗歌艺术批评的诗史眼光

　　 严羽站在批评家的立场，以矫正诗风自任，提出以盛唐为宗的诗歌理想，其现实意义已为学术界所承认，但严羽以盛唐为宗背后的诗史意识及其诗史理论模式我觉得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实际上是文学史学带来的一个新课题。

　　 以盛唐为诗歌的美学理想，决非严羽独自的价值取向。吴景仙就同样以盛唐为宗，但严羽认为他的《诗说》“虽取盛唐，而无的然使人知所趋向处”，也就是说没能指出盛唐诗的精妙所在，从而没能阐明以盛唐为宗的理由。职是之故，严羽推崇盛唐诗就侧重于阐发其人所未发的妙谛，而这种阐发又是以本朝诗为参照系而展开的，于是就开了唐宋诗比较的先声。不是专注于优劣高下的价值判断，而是注重说明是非同异的事实：“未论工掘，直是气象不同。”当然，这还不能说是他的独到贡献，因为基于比较的历史批评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的“通变”。刘勰曾指出，只有在了解文学史的前提上，才能进行真正的艺术创造：“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通变》）严羽的“熟参”正是这个意思，但从明确的理论模式出发，勾勒出诗史的时段，建立起诗史的框架，在前人的基础上作更深入的分析，则是严羽对诗史批评的独到贡献。

　　 首先，严羽选择体制、时代、选集、家数作为诗史的单位，建立了自己的诗史时序和分期。《诗体》篇将体制分为《诗经》、《离骚》、五言诗、歌行杂体、沈宋律诗五类，再举句式的五言、七言、四言、六言、三言、九言之别及古近体各种诗型，从诗型的角度划分出诗史的时段。上述体制、诗型之别原是诗学的常识，严羽只作了一番整理的工作。真正有意义的是，他在此基础上更提出文体、时期、选本等多向度的分期标准。从时代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剔除南北朝体和本朝体两个通指的概念，共得十四种体，这按历史顺序排列的十四种体构成了诗史的基本时段（注：其中“江西宗派体”，既不同于以年号分的八体，也不同于以时代分的六体，似乎出于杜撰，船津富彦先生《沧浪诗话源流考》曾有非议。若考虑到江西诗派是时间跨度很长的诗派，用以作为时段的指称也不是没有理由。）。以诗人而论，则自苏李体至杨诚斋体，共得三十六体。其间可注意的是，他将作家的体区分得很细，历来习惯齐名并称的陶谢、王孟、高岑都被分别列举，说明他对艺术风格的差异体认入微。以选本代表的艺术倾向论，则有选体、柏梁体、玉台体、西昆体、香奁体、宫体。经过以上的区分，诗史被划分成出于不同视角的时段，加上体制中再作细分，如“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体制与作家风格纵横交叉，就形成细密的诗史分期，从而形成系统的诗史观。从表面看，《诗体》篇的内容多取前人之说或时贤常谈，最近于常识。实质上经过严羽的综合和整理，零散无序的诗史常识已凝聚成系统的诗史知识。《诗体》篇不仅显示出批评家使知识系统化的整合能力，更标志着一种诗史观念的确立。

　　 如果从诗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严羽最大的贡献乃是为我们奠定了建立在诗歌自身演变之上的诗史分期观念。虽然以体制、时代、家数、选本为诗史分期的根据，时段划分的具体结论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着眼于诗歌本身的发展，在理论上显示出内在的统一性。应该承认，诗史分期观念到宋代还是不太成熟的。在诗史分期问题上，张戒《岁寒堂诗话》被认为是严羽理论的先导。张戒说：“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在我看来，这只不过说出了一个关于诗史自然阶段的常识，而严羽却基于对诗歌艺术表现方式嬗变的体认，提出了“别是一副言语”的诗史时段理论。他指出：

　　 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我想这段话起码具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从历史观念上说，初盛中晚是艺术史的自然阶段，就像从亚里士多德到温克尔曼的进化论艺术史观总是将艺术发展过程描述为发生、成长、成熟、衰落一样，它只能说明诗史发展的一般过程，而决不能对应和揭示诗史的具体分期。严羽的“别是一副言语”，决不同于初盛中晚与诗史自然阶段的简单对应，它着眼于诗歌本身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更深入诗史内部揭示其发展过程的“深描”。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副言语”就是严羽提出的诗史分期标准。也许只是偶然的巧合，严羽作为时段划分的标志来使用的“言语”一词，正与现代文学史分期理论的逻辑起点相一致。如果我们同意陶东风的看法，文学史时段划分的前提基于对一个时期文学文体统一性的假设（注：参看陶东风《文学史哲学》第六章“文学史的时期建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85页。），那么严羽的“别是一副言语”正意味着一个时期诗体的统一性。我们都知道，时期概念是历史认识的主要工具之一。没有时期概念，特别是没有划分时期的标准，我们很难想象对诗史的把握和建构。正如韦勒克所说，“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建立起了一套分析文学作品的术语时，我们才能够划分文学时期的界限”（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30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严羽作为批评家，在确立诗史分期观念和提出分期的理论根据上的贡献是值得批评史大书特书的。由于历来对文学批评学和文学史理论的忽视，学术界在谈论严羽三唐说的利弊和影响时，都忽视了他提出上述诗史分期的理论意义。

　　 其次，从诗史研究的角度说，“别是一副言语”乃是诗史分期的成功尝试。其中将大历时期作为唐诗乃至整个先宋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来把握，充分显示出严羽的诗史认识之深刻。他说“大历之诗，高处尚未失盛唐，下者渐入晚唐矣，”准确地指明了处在转折关头、成为盛唐向中唐过渡的大历诗的二重性格。通观严羽对大历诗人的批评，可见他对大历诗的研究是相当深入的，他的见解直接影响到后人对大历诗的看法，叶燮说中唐“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注：叶燮《百家唐诗序》，《己畦文集》卷八，康熙刊本。），就是对严羽之说的引申和发挥，今人对大历诗的基本看法也可追溯到《沧浪诗话》的结论。当然，诗史的时段本只是论其大略，固执即泥，而严羽持论则堪称通达：“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这种态度又直接派生了王世懋对诗史时段之延续性的论述（注：《艺圃撷余》云：“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学者固当严于格调，然必谓盛唐人无一语落中，中唐无一语入盛，则亦固乎其言诗矣。”）。只要检讨一下历代的诗歌批评就会发现，我们对唐诗的不少基本看法都可以追溯到严羽，仅凭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充分估量严羽在古代诗歌批评史上的地位。

　　 四、严羽批评的失误

　　 作为一位批评家，严羽自然有过人的见识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他的批评中又留下一些明显的失误，遭后人诟病，甚至招致一些诗论家如冯班、钱振锽对他诗学的轻蔑。的确，严羽批评中的失误是不可讳言的，大致有这样几点：(1)体格法不分，《诗体》第五则从古诗、近体到“以别名者”都属于“体”，从“有全篇双声叠韵者”到“有八句折腰者”都属于“格”，“有拟古”到“有今律”又属于“体”，“有颔聊”以下则属于“法”。(2)若干概念运用和说明不当。如解释“南北朝体”：“通魏周而言之，与齐梁体一也。”南北朝文学差异本就很大，“齐梁体”也有指风格和指声律的两种含义和不同用法，姚范《援鹑堂笔记》已有说。“本朝体”（通前后而言之）的概念也很成问题，它本是相对唐代而言，强调宋诗的统一性，可是严羽的序列中并没有“唐朝体”一名，这样，“本朝体”夹在晚唐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中就显得不伦不类了。同样，宫体与诸选本之体并列也有逻辑上的混乱。(3)偶尔忽视概念的历史性，如“李商隐体”下注“即西昆体也”，即属不加斟酌，沿惠洪、胡仔之误。（注：这一点郭绍虞先生已指出，见《沧浪诗话校释》第59页。）总之，严羽在综合前人诗学资料时，辨析、斟酌的功夫稍欠缺，所以一落实到诗史的层面就显得不够完密。(4)最后，对待风格问题态度尚不够宽容。诗话中既肯定“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同时对孟郊的评价却又不免苛刻，没能摆脱苏东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