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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新学术的建构

——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为中心的探讨

更新时间:2015-03-26 15:23:18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通过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以及书信、回忆录和史语所出版物等相关材料,可对该所前期(1928-1949年)的工作方针、组织机构、制度建设、学术工作和学术成果作一系统考察。史语所的创建和发展反映了现代学术企业成长的要求,其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既与傅斯年的领导有方密不可分,又充分证明了现代学术体制的优势。

   【关键词】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现代学术

  

   《国立中央研究院年度总报告》收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现存有1928年至1939年,共九册。其中从民国十七年度至二十四年度,每年一册;第二十六年二十八年一册。《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现存有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年十月、三十一年十月、三十二年九月、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二月、三十六年二月、三十七年二月诸册,共9册,内亦收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或史语所部分,内容比较单薄。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是这些工作报告的责任人或文件提供人,应属无疑。如1942年10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就有落款"负责填报者:傅斯年"的字样①。1928年8月18日傅斯年给杨杏佛的信中曾提到总报告一事:"7月份报告及职员表均录已出示者,弟甚抱歉,原因助员有两位放暑假,弟未能代签,故姑则待之,今已寄出矣。总报告因有照像文件等,请许弟于本月末寄出至感。"② 可证傅斯年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的撰稿人或责任人。基于此,笔者在主编《傅斯年全集》时,决定补收这些报告③,以见证傅斯年领导史语所工作之成就。至于这些工作报告形成的具体过程,暂不得其详。第一种可能是由秘书先行起草,傅斯年定稿。第二种可能是由各组先行填报,然后汇总到所长处,由傅斯年统稿。第三种可能是由傅斯年亲自撰写(所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报告应不在此例)。如是最后一种方式,则说明傅斯年担任的所务工作不胜繁重。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在当时是该所年度工作汇报,具有实录、年鉴的性质。其内容或设目每年略有不同,通常有:一、一般叙述。二、组织。三、房屋(或迁移)。四、各组工作。五、设备(包括图书)。六、下年度研究计划。七、出版。八、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报告。前八年(1928-1935年)出版正常,篇幅较大,用纸、印刷质量颇好,表明当时中研院经费充足,工作运行较为正常。随着抗日战争的来临,篇幅大为减少,出版日期也不确定,用纸亦差,均为油印装订册,可见后来中研院工作条件之恶劣,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国共内战时期。由于军费成为国民政府的主要负担,科研经费随之大为减缩,中央研究院自然身陷窘境。

   时过境迁,这些史语所的年度工作报告当可视为史语所的史料长编,对于我们检视该所的学术工作进展颇有价值,至少提供了诸多线索。因此,以之为核心材料,与同时期的史语所出版物、同人来往书信和后出的回忆录等相关材料相互印证,可深入探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工作。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方针之确定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方针详见于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旨趣》)一文,所表现的学术理念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科学意识和学术独立意识。这些意识对确定史语所的工作定位发生了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看民族意识。李济在《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一文中开首引用了《旨趣》的一段话:

   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李济解释说:"这一段文字说明了廿余年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动力所在。文中所说的'不满'与'不服气'的情绪,在当时的学术界,已有很长的历史;等到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傅孟真先生才把握着这一机会,把那时普遍存在学术界的'不满的意'与'不服的气'导入正规。现在回想十七年的前后情形,我们可以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意识形态是综合若干不同的历史因素形成的;在这些因素内,潜伏在知识界下意识内的不满与不服,都是重要成分。"④ 也就是说,成立史语所,等于是成立中国历史、语言学科的"国家队",它既要求须代表中国的最高水平,还负有与欧美列强同行"争胜"的意味。《旨趣》结尾发出的"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一呼喊,即是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语所同人发出的心声。

   不过,如果以为与外人"争胜"是为"排外"之借口则错了。"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应该先从反对自己的愚蠢起。要了解自己的灵魂,应该先教育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懂得自己的语言。这些大道理,是'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学术界所深知的;却是直等到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得到有组织的表现。"⑤ 为与外人竞争,傅斯年提出还须借外人之长补吾人之短,为此须聘请外籍研究员。筹备之初,他即向蔡元培、杨杏佛报告了自己的这一想法:"此研究所本不是一个国学院之类,理宜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如文籍考订等),以归光荣于中央研究院,同时亦须竭力设法将欧洲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然后国中之历史学及语言学与时俱进。故外国人之助力断不可少。"为此,他提出了聘请伯希和(Paul Pelllliot)、米勒(F. W. Muller)、珂罗倔伦(Bernhard Karlren)三人为"外国所员"⑥。这一国际化举措显然有助于加强史语所与国外同行的联系,从而提高自身的水平。

   其次是科学意识。在《旨趣》中,傅斯年开首即道明:"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对历史学中的伦理化、文学化的倾向给予了批评,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类似自然科学中地质学、物理学、化学一类纯客观的科学。--"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以后,傅斯年多次声明史语所的近代科学性质,以有别于此前的历史研究。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第一节《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之意义》中,傅斯年重申这一旨趣:

   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之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其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在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昭然若揭。⑦

   为达成此项目标,傅斯年提出了六项具体措施:"甲,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企业。乙,辅助能从事且已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人。丙,择应举合众工作次第举行之。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戊,使本所为国内外治此两类科学者公有之刊布机关。已,发达历史语言两科之目录学及文籍检字学。"前两条强调历史语言学的"纯粹客观"性质;第三条强调开展集体或"合众"性质的工作,彰显现代学术"企业"的性质;第四条说明其面向留学或有西学背景的学者;第五条说明所刊面向国内外学界;第六条为发展目录学和文献索引。总之是要将史语所办成一个现代学术企业。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报告第一期》对这些做法有更为详尽的说明⑧。1929年10月6日,傅斯年致信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三人时重申了这一办所宗旨⑨。1931年修订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第一条对此也有扼要说明:"国立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用科学赋给之工具,整理史学的及语学的材料,并以下列之工作为纲领:一、各种集众的工作。二、各种史学的及语学的材料之寻求、考定、编辑及刊行。"⑩ 1933年6月30日傅斯年致信胡适,表示:"这个研究所确有一个责任,即'扩充工具、扩充材料'之汉学(最广义的)。这样事业零星做也有其他的机会,但近代的学问是工场,越有联络,越有大结果。我这两年,为此'构闵既多,受辱不少',然屡思去之而不能不努力下去者,以为此时一散,至少在五年之内,在如此意义(事业的、人的)下的一个集合是不可望的了。"(11) 将史语所办成一个学术企业(或工场)、一个发达的科学研究机构,已成为傅斯年心中坚定不移的目标。

   再次是学术独立意识。这里主要涉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傅斯年本人是一位有着强烈政治关怀和政治热情的学者,但他深知创办史语所的真正用意在于振兴学术,故在《旨趣》书中只字未提政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所述《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之意义》中也无一字言及政治。《旨趣》结尾所提"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理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似表明了该所与政治无涉的态度。本此约规,史语所的所内气氛自然也是不谈政治,史语所的出版物更是纯然的学术著作,这表现了史语所同人在处理学术与政治关系时的自律--学术独立。只有对学术独立有着深刻的理解,才会着意对其学术品格的自我塑造。在史语所的会议记录中,除了在1930年12月6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所务会议上有"主席恭读总理遗嘱"(12) 一处略带有政治宣示的会议记录外,似再也找不到其他与政治有关的内容。这表现了当时史语所同人对"学术独立"的维护,即使在外界弥漫着"党化教育"的气氛时也是如此。

   学术理念中所含的民族意识、科学意识、学术独立意识确定了史语所的工作定位,对史语所后来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傅斯年抱定这一宗旨,在《史学方法论》开首明确强调:"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翻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13) 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公开声明:"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14) 都凸显了其"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学术理念。史语所之成为史语所,与其稳定地、持续地走这一路线分不开。

   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建设

   有关史语所的沿革大致有两种处理:一是1969年王懋勤编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史资料初稿》(未刊)根据史语所的所址变迁大致分为广州创建,迁往北平,南迁沪京,西迁长沙,再迁昆明,北迁南溪,复员还都,东迁台湾及所址重建诸节。二是1998年10月史语所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记(1928至1998)》依据历史内涵分为六个时期:筹备创立期(1928年1月至1929年6月)、塑形鹰扬期(1929年7月至1937年6月)、动荡困顿期(1937年7月至1954年12月)、生息复苏期(1955年1月至1980年12月)、开展多元期(1981年1月至1997年7月)、新结构与新时代(1997年至今)。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前三个时期的1928年到1949年部分,这是史语所的"傅斯年时代",也可以称之为该所的"古典时代"。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创立期依其所址变化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8年3月至9月),筹备处设在广州。3月,大学院聘请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为常务筹备员。4月史语所筹备处在中山大学成立。5月5日订定《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大纲》。7月正式成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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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济南)201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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