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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

——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

更新时间:2015-03-26 15:09:44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新青年》从同人刊物转变为中共理论刊物,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具有重要历史象征意义的事件。刊物同人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书信往来交换对编辑办法和办刊方向的意见,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演变和交谊变化。通过对《新青年》前六卷之编辑、陈独秀赴沪后编辑办法之初议、从八卷一号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主控、陈独秀离沪后编辑办法之再议、陈独秀等对胡适与研究系关系之怀疑及最后成为中共理论刊物诸环节考察,可系统显示《新青年》之编辑演变过程,订正诸多不够确切的提法。

   【关键词】《新青年》/陈独秀/胡适/同人书信/编辑演变

  

   《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创刊,1926年7月25日终刊,历时十年十个月零十天,经历四个阶段。从第一卷至第三卷,由陈独秀"主撰"(1915年9月15日至1917年8月1日),作者主要是皖籍学人。四、五、六卷(1918年1月15日至1919年11月1日),由同人轮流编辑,作者主要为北大教员和学生。七、八、九卷,是过渡阶段,从第七卷(1919年12月1日)重新由陈独秀主编,到第八卷(1920年9月1日)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主控,逐步从同人刊物向党刊过渡,作者则是原北京同人和上海编辑部同人并存。1923年6月复刊后的《新青年》(季刊),是中共中央的纯理论机关刊物,作者主要为中共党内年轻的理论家。①

   四个阶段中第一、二、四阶段编辑变更时并无波澜,唯第三阶段《新青年》南北同人内部产生了分歧和争议。《新青年》从同人刊物转变为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是五四时期一个具有重要历史象征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意味着杂志本身办刊宗旨及内容的重大变化,而且反映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刊物的主导者,预示着"五四"后中国新思想的主流有可能朝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新青年》同人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书信往来交换意见,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演变和交谊变化,故这一过程一直广受研究者关注。本文以已公布的《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和"新发现的一组书信"为主要材料,参照其他文献,相互印证,力图真实重现这一历史过程,对过去一些不够确切或似是而非的提法加以订正。

   一、《新青年》前六卷之编辑、发行

   《新青年》之编辑,第一卷未具名,但主编或主撰为陈独秀,则无可疑。第二、三卷具名"陈独秀主撰"(并非人们所常用的"主编")。有论者认为:在章士钊等协助下,《新青年》开始招股,酝酿合办同人杂志。根据是1917年1月13日汪孟邹复胡适信。②至于《新青年》何日成为同人刊物,尚难确定。估计在1917年6-7月间,最早的社员可能是高一涵等,钱玄同、胡适等加入肯定要在其后。1917年8月1日三卷六号刊登陈独秀复钱玄同信,内有"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一语,证明此时已有社友,而钱玄同当时则不是。③1917年10月16日刘半农致钱玄同信提到:"先生试取《新青年》前后所登各稿比较参观之,即可得其改变之轨辙。……譬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押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④四个"台柱"大概就是《新青年》"四大笔"说的由来。

   第四卷改为同人刊物,公告:"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资。"⑤这就改变了前三卷由陈独秀主编或主撰的编撰体制。之所以做出这种调整,应与陈独秀入主北大文科后,作者主要为北大教授,为调动这些名流作者的积极性,将作者群凝结成一个更加坚固的新文化阵营核心有关。

   1922年,胡适提到《新青年》第四卷编辑情况:"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⑥这份名单离1918年不过五年,诸人均在,应无问题。钱玄同日记1918年1月2日载:"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齐稿,十五日须寄出也。"⑦坐实了胡适的说法。只是当时虽为轮流编辑,实际执行时,相互间仍有配合。如四卷三号原定沈尹默编辑,沈因眼疾请钱玄同、刘半农代编。署名王敬轩(钱玄同化名)、记者(半农)的《文学革命之反响》即刊于此期。四卷六号"易卜生号"为胡适编辑。有论者据鲁迅"《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一语,⑧认为第四卷"采取集议制度"⑨并不确切。第四卷实已为同人轮流编辑。

   第五卷继续轮流编辑。周作人晚年据其1919年10月5日日记,回忆由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第七卷之前的情况说:"在这以前,大约是第五六卷吧,曾议决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编辑,记得有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这六个人,此外有没有沈尹默,那就记不得了,我特别记得是陶孟和主编的这一回。"周举陶为其译作《小的一个人》标题加一"小"字为例,力证陶孟和曾任编辑,并特别说明:"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⑩周所举《小小的一个人》刊登于五卷六号,如确认陶孟和是这一期编辑,周作人开列的名单应就是此卷的轮流编辑名单,只是排列次序可能需要更为确切的材料加以证明。据1918年2月下旬钱玄同致信胡适云:"《新青年》五卷二号,准明晨交仲甫去寄。三号系半农编辑,你如其有大稿,请早日交给他(三号极迟九月十五一定要寄出)。还有孟和的《国民之敌》以下续稿,在你那里,也请你早日改妥了送交半农。"(11)可见,五卷二号为钱玄同编辑,五卷三号为刘半农编辑,陈独秀仍为最后定稿者。

   第六卷轮流编辑的分工,据六卷一号所载一至六号编辑名单,依次为: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12)六卷一号刊登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现了同人追求德、赛二先生的共同理想,俨然是共同宣言,说明《新青年》同人已结成坚强有力的战斗群体。该卷每期内容与编辑的个人思想倾向密切相关。如六卷四号由胡适负责编辑,刊首即为《实验主义》一文。六卷五号由李大钊编辑,设有"马克思研究"专号,李大钊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沈尹默在回忆中提到:"《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我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但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而已。"(13)"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为实情,将周氏兄弟列入,则已为周作人澄清。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对第五六卷的说明可能即是针对沈尹默的名单而发。至于沈所忆胡适不同意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发表《文学革命之反响》,表演双簧戏,以将反对"文学革命"者入罪的做法,是事实。(14)"并且不许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的说法,则不可采信。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和《〈守常全集〉题记》两文中关于《新青年》编辑会议的回忆,是常被人们引用的文字,它给人一种鲁迅参加编辑或编辑会议的错觉。从鲁迅1918-1919年日记中,看不到他参与《新青年》编辑的任何记录。鲁迅与《新青年》编辑的关系,主要是通过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三人联系,特别是钱、刘两人。这两年的鲁迅日记频繁记录了与钱、刘的往访会面和书信往来。从鲁迅逝世时陈独秀、钱玄同所写纪念文字和周作人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也看不到鲁迅参与编辑的痕迹。鲁迅应与其弟周作人同列客员。鲁迅上面两篇文字,只是他与《新青年》同人交往时留下的印象,多少带有演义成分。1956年、1966年沈尹默发表文章,提到鲁迅担任《新青年》编辑,(15)是同人中唯一提到鲁迅担任编辑的回忆文字,常被引用并采信为证据,实不足据。1958年1月20日周作人致曹聚仁一信,评及曹著《鲁迅评传》,写道:"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份。例如《新青年》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三三○页),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不参加的。"(16)似可备一说。

   《青年杂志》创刊号登载的《投稿简章》第一条规定:"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这一规定执行到第三卷结束。第四卷改为轮流编辑后,同人撰稿,发表作品,则不支稿酬。胡适1918年3月17日《致母亲》信曰:"昨天忙了一天,替《新青年》做了一篇一万字的文章。这文是不卖钱的。不过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办的报,不能不做文。昨天一直做到半夜后三点半钟方才做好。这篇文字将来一定很有势力,所以我虽吃点小辛苦,也是情愿的。"(17)所谓"这是我们自己办的报",同人刊物性质可见一斑。《新青年》六卷二号载《新青年编辑部启事》:"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明确界定了《新青年》的同人刊物性质。

   前六卷的发行、印刷均由群益书社承担。该社1902年创设于长沙,创办人为陈子沛、子寿兄弟。1907年设分社于上海福州路惠福里,1912年迁至河南中路泗泾路口,并将总社迁至此。1935年停业。(18)群益书社与《新青年》的关系,汪原放曾有交待:"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新青年》决定要标点、分段。标点符号的铜模,是陈子寿翁和太平洋印刷所张秉文先生商量,用外文的标点符号来做底子刻成的。子寿翁为排《新青年》而设法做标点符号铜模,大概在商务和中华之前。《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19)平心而论,群益书社对《新青年》的创刊和发展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新青年》声誉飙升,群益书社的利润自然也增大,但书社老板似未改其初时心态,陈独秀与之矛盾遂不断加剧,以致对簿公堂,最终在《新青年》七卷出版后与之脱离关系。

   二、陈独秀赴沪后《新青年》编辑办法之初议

第七卷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据1919年10月5日钱玄同日记:"至胡适之处。因仲甫函约《新青年》同人今日在适之家中商量七卷以后之办法,结果仍归仲甫一人编辑。"(20)周作人同日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适之赠《实验主义》一册。"(21)对这次议决,沈尹默有不同的回忆:由于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研究"专号刊登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起胡适的恐慌和不满。胡适在会前对沈尹默等人说:"《新青年》由我一个人来编",反对大家轮流编辑,想再度独揽编辑权。鲁迅对沈尹默说:"你对适之讲,'也不要你一人编。《新青年》是仲甫带来的,现在仍旧还给仲甫,让仲甫一人去编吧!'"(22)这一说法明显带有演义成分。从1920年4月26日陈独秀就编辑事务致李大钊、胡适等12位的征询意见函来看,鲁迅并未在征求意见者之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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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京)200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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