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姚中秋:道、政之际:略谈儒家与权力关系

更新时间:2015-03-26 14:45:30
作者: 姚中秋  
但是,宗教和政治,或者说,宗教所承载的文明之道与政治是不可能分离的,或者说,政治不可能脱离宗教。如果政治脱离了它,整个政治就很难趋向于健全或良好,甚至没有方向。政治是需要价值引领的,在神教文明中,价值是由宗教守护的,并通过宗教来实施教化的。政治要上轨道,政治要想成为真正的政治,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得到这些价值的滋润,所以宗教必须要在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不能再以建制化组织控制政府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这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一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美国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比较健全地运作,恰恰是因为,教会不能控制政府,却能非常有效地教化民众,从而把一些重要的价值通过多样的渠道输入到政治中。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一点称为“政教关系的辩证法”。教会和政府之间应该分开,但政治必须要对宗教所教化的价值敞开,让其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影响影响政治的运作。
事实上,在一些欧洲老牌的现代国家,迄今为止,宪法中仍有“国教”条款,如英国以及北欧某些国家明确地在宪法中宣布某某教为国教,俄罗斯也把东正教作为其国教。这个实施可能让人吃惊。而中国知识人对了解不多,也因此,对政教分离有很多误解。
在结束西方政教关系的讨论之前,我想点出一个重要事实,这对我们后面的讨论非常有益,非常重要。我们在教会与世俗政府两分的事实中,可以把握到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思考社会治理的基本范式,那就是“两分”,两种建制化力量的分立,乃至于对立。
两分的思考方式从哪儿出现的?据我有限的阅读,大概是从拜火教开始的,拜火教把光明与黑暗两个世界对立起来。古希腊思想中,也非常明显的两分,比如理智与欲望,柏拉图的共相、理念与现实之间,犹太教、基督教所确立的神圣与世俗的两分,以致于到现代哲学中本质与现象,理性与感性的两分等等。整个西方的神学和世俗的哲学都有两分的基本思想、基本视野。
当然在制度上,最为显著的是教会与世俗政府的两分。而这个重大事实,在若干领域塑造了重大的分立现象。比如,思想教育学术与权力或者与国家的分立。何以如此?中世纪所有的教育都是由教会来举办的,最重要的大学都是由教会来举办的。为什么由教会举办?因为教会垄断精神,世俗政府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由此,很自然地形成了教育与国家分立的传统。
还有,国家与社会的两分。不少朋友关心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的理论,阅读西方相关理论会看到一种特别明显的倾向,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都在国家之外,与国家对立。在经济学中,我们也会看到政府与市场的对立,观与经济问题的公共政策辩论中就会有市场派、政府派,有人主张政府多一点,有人主张市场多一点等,总之这两者都是分立的,对立的,按照不同的原则来运作。
上述种种分立的原型,正是教会与世俗政府的分立,西方现代就是由此而来的,因而它塑造了现代西方人种种关于社会秩序两分的基本结构。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基于这样的西方观念来讨论儒家与权力的关系。这当然有启发意义,但我们仍然要追问:这样认知、思考,是否足够正当?以西方教会与世俗两分的经验或者理论讨论传统中国政治中儒家与权力的关系,是否恰当?
中国之敬天与文教
让我们回到中国。
我们熟悉的西方文明基本上被一神教及准一神教塑造,其核心是能言的上帝。可在中国,文明的起步可确定于尧舜时代,最晚可确定在周公时代,其最根本的特征是敬天,不是信仰上帝,而是敬天。
比如,在《尚书》第一篇《尧典》,当叙述了尧的德行,尧把小型共同体联合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之后,马上接了断“乃命羲和,钦若昊天”,“钦”的意思是敬,“若”的意思是顺,“钦若昊天”的意思是敬顺苍苍上天。当然,在《尚书》的《吕刑》篇中,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尧确立敬天之礼的历史过程,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文明演进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绝地天通”,以及由此而来的以敬天为中心的精神世界之确立。天是普遍的,天是创生者。儒家思想正是沿着这个脉络展开的,比如《中庸》第一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如果天不是最高的创生者,所谓“天命之谓性”这句话就落空了。
天跟上帝的区别,我们前面已简略提到:“天不言”。“天不言”这样的表述,我们在经典中可以反复读到。比如,《诗经·大雅》第一篇《文王》最后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当然还有一句话,比较明白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在《论语》,孔子说给其弟子:“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说天不用说话。总之,我们可以援引更多的文献来说明“天不言”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人信仰时需要给予严重关切地事实,由一事实可做出很多很多推论,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一神教上帝信仰正好相反。“天不言”,所以,中国就没有先知,因为我们没有需要转达的天的话,也就没有天的律法。上帝的话是律法,不言的天没有颁布律法。我想,这一点大概是中国向来不以法为治理的主要工具的理由。律法是上帝颁布的,所以,人们可以信仰法律。其实,信仰上帝就表现为信仰上帝所说的话,也就是无条件遵守律法。所以在西方,可以说人们信仰法律。但在中国,如果说这句话,大家会笑起来,因为,法律是人制定的,凭什么要人来信仰法律?中国最敬天,而天不言,这一点就决定了,法律在中国不具有神圣的地位。中国的社会治理,另有其道,比如,道德至关重要。同时,因为天不言,所以,没有先知,没有一个围绕天的神职人员体系,也就不存在教会。
这是基于“天不言”的事实所形成的中国社会之基本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政如何向上提升?善政如何可能?“文”在中国就至关重要。在西方一神教体系中,最根本的东西是律法,在中国,最根本的东西是“文”。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是文明,西方是“神明”或者是“法明”,总之,跟中国式文明的形态不同。
那么,这个“文”指什么,是怎么来的?“天不言”,但“天垂象”。天不说话但有纹路,天有文,所以有了“天文”这个词,《周易》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尧典》“钦若昊天”后面马上有一句“历象日月星辰”,日月星辰在天上有自己的纹路,那就是天文,圣人观这个天文,所以叫“圣人观乎天文”。需要注意的是,圣人不是先知、天使,先知、天使是听上帝的话,然后把神言传达给人。圣人突出的能力是观,而不是先知的听。圣人观天之文,而后制作出人之文。当然,因为天地之间的万物也都是天所生,所以圣人不仅观天文,也观天地万物之文,由此就制作出各种各样的人文。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是《周易》贲卦的彖辞,后面紧接着有另外一句话,“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两个“观”的意思不一样,前一个“观”是仔细地看,后一个“观”是观示,把人文展示给天下的民众,以“化成天下”。
中国人“法天而治”或者“法天而生”,靠的就是文,而不是律法。文是什么?孔子说“郁乎文哉”,“文”就是礼乐,包括礼和乐。礼和乐其实是文。什么是礼?“礼”就是让我们安顿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举手投足、周旋进退都有规则,“乐”是让我们的心灵处在一种有规则的状态。有规则的状态是“文”。日月星辰的运转有规则,圣人观天文而制作出规则,让人的行为举止也是有规则。礼乐是圣人观天文而制作的,无所不在、无人不包。尧舜禹给中国创造的就是本于敬天的礼乐文明。
在这样的礼乐文明中,神灵信仰的地位跟一神教文明大不相同。简单说,神灵信仰嵌入礼乐之中,重要的不是神灵,而是礼乐本身。所以孔子说过一句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句话强调的是,我们与神灵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祭”本身,而不是那个神灵。我们祭,那个神灵就在。我足够的诚敬,以礼乐祭祀神灵,则洋洋乎乎,鬼神如在上下,如在左右。可是,神灵住在哪儿,长得什么样子,说些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祭祀鬼神的礼乐本身,重要的是在这礼乐中我的诚敬之心。所以,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是世上最特殊的,我们中国人有诚敬之心,但从来不会仔细地追究神灵是什么样的。当然,现代中国人的观念跟古典时期的中国人有很大不同,佛教广泛影响了中国,今天中国人的鬼神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佛教塑造的。即便如此,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也依然有尧舜禹的底色。所以,中国人的心灵最为开明,又十分虔诚。中国人从来不迷信鬼神,但诚敬地祭祀鬼神,这就是孔子说的“敬鬼神而远之”。
回到正题:政也在礼乐之中。三代之治也就是礼乐之治,不是律法之治。我们看《旧约》中记载的犹太民族,乃至于现在的以色列国,其国家治理极大地依赖神的律法。当然,现代西方经过了一次转换,把上帝的律法转换成国家的法律,现代主权国家其实就是行走在大地上的神,所以在社会中,法律始终都是最重要的东西。可在中国,最重要的东西是礼乐,政也在“礼乐”之中,三代之治就是礼乐之治。人们只要普遍地遵循礼乐,就可以达到善和美的状态。
这里面涉及中国人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最好的社会状态是超越于善而达到美的状态。所以荀子说,“在上美政,在下美俗”,孔子也说,“里仁为美”。“美”是中国人评价人际关系、评价政治秩序的最高判准。那为什么会是美?跟文有关系。女孩子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我们会说美,因为,衣服之美就体现为花纹。礼乐之文塑造的人际关系和政治秩序如果是好的,肯定是美的。这是中国人的观念,大家日用而不知的这些词,非常真切地体现了中国的核心观念。
道首先在道之学中
不过,礼乐文明到孔子这个时代开始崩坏,所谓礼崩乐坏,而后,天降孔子。孔子在礼崩乐坏时代做了一件事情来延续我们的文明。我刚才说了,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文明,文之明。那么,孔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延续文。孔子删述六经,六经呈现出来也是文,是以文字记载的文籍。孔子是在做延续的工作,也是在做创造的工作,但仍然以“文”为根本,只不过,“文”发生了重大转换。周公制作了“礼乐之文”,孔子制作了“六经之文”,但《六经》所记载的,其实也是礼乐之文,礼乐原来是在君子身上的,是在君子守护的物质文明上的。礼崩乐坏,君子开始败坏,物质文明也失去了其真意,孔子就把君子身上的文以及君子所守护的物质之“文”,转换成文字之“文”,六经之“文”,然后孔子传授这个“文”,形成了“文之学”。孔子描述自己如何养成弟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文就是指六经之文。
而道在在“六经之文”中。为什么要博学以文?就是因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在六经之文中。经由孔子,中国文明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那就是,“道”转到学之中。在孔子之前,“道”主要在礼乐中。礼崩乐坏之后,经由孔子的创造,道主要在学之中。所以,我们后来看韩愈论道统,讲的都是道学之统,先有孔子,孔子传孟子,到孟子那儿就绝了。后来宋儒讲道统,讲的也主要是道学之统。
因此,如果我们关注孔子之后中国的道、政关系,那首先要关注道学,道之学。孔子之后,守护道、阐明道,从而能够让道行于天下的制度载体,就是“道之学”。在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天职就是守护道和阐明道,也就是守护学术,发展学术。这样的学术,类似于西方一神教体系中,教会神职人员对于神的信仰,加上论证这种信仰的神学。当然,这只是一个方便比拟而已,实际上,两者性质有很大不同,因为,学的根本特点是开明。顺便说一句,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很多人把新文化运动称之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这个说法完全没有道理。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不是启蒙运动?” 西方所谓的启蒙是启谁的蒙?是启上帝之蒙。欧洲启蒙运动,反对的主要对象就是上帝,西方知识分子后来欢呼“上帝死了”,上帝死了之后,现代性就完全建立了。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迷信过神灵,没有上帝之蒙,新文化运动也无蒙可启。新文化运动如同它的名字所说的,它只是一场文化运动而已。按照启蒙运动来衡量新文化运动,就好比用尺子衡量一个东西的重量。
还是回到我们道学。在孔子以后任何一个时代,社会好或者坏,主要取决于道学是不是发达。当然,诸子百家都可发展“道之学”,因为诸子百家都出自六经,都得《六经》之一体。但是,因为《六经》是孔子所删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572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