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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如:何必要用李光耀的成功为儒家贴金——新墨家的观点

更新时间:2015-03-26 13:24:17
作者: 顾如  

  

   李光耀先生统治下的新加坡,应该说是成功的。其成功首先在于开放、交流。这也是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的共同特点。这几个有所谓儒家文化底子国家和地区,都不以锁国为特色。自由和法治意识能够随着工商阶层的生长而顽强生长,实有赖于开放和文化交流。

   记得有西人认为,李光耀毫无疑问是当代世界名人堂中最伟大的一尊偶像。潘基文说,李光耀是亚洲的一个传奇人物,因其强有力的领导和政治才能广受尊敬。奥巴马说,他是历史上真正的巨人,作为新加坡的‘国父’和一名伟大的战略家,将会被世世代代所铭记。儒家人士说,新加坡是儒家社会的成功典范。看来李光耀和新加坡的成功是公认的。墨家“义本于外”、「九则求执之」,以「世相与共是之」之义为义。当然也不会否认李光耀和新加坡的成功,也不否认新加坡的儒家文化底色。李光耀先生现在去世了,其公认的丰功伟绩应该“玄之又玄”,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新加坡的儒家社会大概有这么一些公认的特征:1、菩萨心肠的独裁;2、对国民的严管直至日常行为规范;3、认为人口素质比民主重要,秩序比自由优先;4、政治精英治国;5、国有制经济为主体;6、保障治下国民的物质生活、教育和公屋等等;7、周旋于邻国与大国之间。

   菩萨心肠的独裁,可以翻译为“仁政”。对国民的严管,可以有孔子辅政三月男女道不同涂为证。也有商鞅在秦国的成功为证,荀子评价商鞅秦国“类圣人之治”。和谐要优于争论和竞争,对秩序和对等级制度的维护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儒家君子,也就是君王的义子,可称为“政治精英”。儒家“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可称为“政治精英治国”。儒家主张官方教民、养民,主张“兼爱之,则兼养之”,主张给百姓分配财产和工作的计划经济。可称国有经济体制,和福利社会。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儒家社会的部分特征。已经是公认的新加坡经验的大部分。所以儒家人士称新加坡是儒家社会,并不是非常离奇。

   如果墨家也想以新加坡的经验中指认出墨家主张。那么将会有这么几点:1、开放与交流;2、人口素质的重要性;3、精英社会(不单是精英治国);;4、精英不能脱离底层;6、实行严格法治;7、上下通察的透明政权;8、兼爱各族、各语言民众;9、小国周旋于大国之间;10、重视武备保持邦国独立性。总的来说,新加坡在体制上主要是儒家特色。但是也不乏墨家因素。这并不是说我们也给自己脸上贴金,事实上墨道两家在秦末就已经消亡了。在汉武之后则已经绝迹。只有一些术用之类的符合流传下来。新加坡当然不会是受墨家影响。

   而且新加坡在我们眼里也并不是那么好。李光耀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有一种“以天下万物为一体”的情怀,这使他能够“天下为公”。然后淡马锡等李氏企业控制了新加坡近50%的股权。“天下为公”这个词,从字义理解就是天下人都为公家服务。比如“杨朱为我”,即杨朱重视修身;“百姓为人”,即百姓互相干涉。新加坡在这个方面继承了更为正统的儒家思想。而不是清末、五四时期新儒家(现在是港台儒家),作出的重新解释。新加坡没有新闻自由。使用法律打击不同意见。直接违反了华夏传统的“三生万物”思想。也就是墨家所说的「有间而又有闻」。其《国内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有孔子杀少正卯之干脆利落,和孟子辟杨墨、荀子杀诗书的影子。其利用政权的分配权力,打压不投票的社区。视民众为被耕种的禾苗,而不是国家的所有者,也不是墨家主张。墨家主张「人有治南北」,“我有天下,天下有我”的相盈社会。所以,在我们墨者群体里普遍反对与新加坡、李光耀联系起来。

   但是「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墨学本是一种除害色彩,或者说讨论社会底线色彩的学派。墨学不以“子墨子曰”形式存在,也会存在于各种社会之中,存在于万物之中。新加坡毕竟有一些符合墨学的地方。首先就是开放,向世界开放。对儒家色彩的新加坡而言,可能是不得不如此。新加坡弹丸小国,人口不到600万,地狱也不到600平方公里。却占有马六甲海峡这个东亚要冲。它在各大国的博弈夹缝之中,所以它不可能闭关锁国,它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所以新加坡必然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也有遗憾,新加坡大概在经济方面开放度高,在思想方面仍然以“辟杨墨”为主。对思想没有宽容性。比之同样有儒家底子的台湾、韩国、日本都不如。这三者的共同特点是受到美国独家监管。有文章称,马六甲海峡的年收入,已经可以给每个新加坡国民平均33万美元的收益。这笔钱应该大概只有一半到了国民手中。也不如台韩日。所以新加坡的开放度还不够。墨家主张的「上下通察」的透明政权,新加坡也做得不够。只能说总算还是有了。有一点就不错,多一点就更好一点。新加坡在被马来西亚开除国籍之前,原本人均收入就在亚洲排第三位。它应该更好,不止今天的成就。

   新加坡最能脱离儒家思想的地方是强调「杂于庸民」,政治精英不能脱离百姓。这与孔子的“不出户知天下”大相径庭。李光耀先生强调,政府从基层而起,“有责任让代表站稳基层,确保在苦况和不满尚未达到严重程度之前,就采取补救措施。政府必须时时与老百姓保持接触。”新加坡的部长要定期与公众见面,听取群众意见。李光耀先生的思维,儒家特点也比较明显。他考虑的主要是百姓不满是否达到了严重程度。还不是墨家「民若法也」水平。而且新加坡的规模小。新加坡的独立,又使得他们的官员无法像大一统的儒家帝国官员那样,能够得到整个帝国的武力支撑。也事实上造成了政治精英离大众不会太远。只要政治精英离大众不太远,就不可能产生“何不食肉糜”的官员和统治者。不会造成政治精英们的肆无忌惮。即使是儒家自身的历史也能证明这一点。《盐铁论》记载的儒家官方精英与平民儒生的辩论就是如此。官方精英坚持“天下为公”,盐铁国有。而平民儒生由于生活在百姓身边,就知道天下百姓受汉武帝之立功、立名、立德“三不朽”所累之惨痛。坚持的是孔孟的“什一税”主张。孔孟既主张官方养民、教民,又主张什一税。现代人都知道他们互相矛盾。捡这个必然丢那个,都是孔孟二圣的主张。在盐铁论的辩论中分别成为了官方儒生和平民儒生的武器。相对来说,当然是还没有脱离百姓的那些平民儒生,符合了墨家主张的「杂于庸民」。所以他们的主张对百姓更为有利。李光耀主要关心民众是否严重不满,也提出了「杂于庸民」主张,没有自以为“不出户知天下”。是他的智慧,也是他的幸运。充分说明了墨家主张的生命力和适用性。

   其次,新加坡做得比较漂亮的是严格法治。李光耀的严格法治,比较像儒家学统中被称为法家那一派。主要是缺少了墨家主张的民立法,否则我们将把严格法治作为新加坡的最为成功之处,而不只是第二。李光耀新加坡的严格法治,由于缺少了民立法前提,现在只能称为“法制”了。但是新加坡的法制有「杂于庸民」作为前提,它不可能太糟糕。它有新闻不自由等弱点,也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优点。它不能让民众严重不满,它就不能过分。加之新加坡经济的高额分配,起到了安抚作用。新加坡的法治确实起到了弥补儒家社会道德缺失的作用。儒家道德的裙带仁、自心义、强制礼、君命信等“道德”规范,天然地破坏社会道德。所以我们看到儒家社会总是需要使用鞭子去维持秩序。日本人侵入中国,用鞭子教中国人守秩序。在民国那些老先生的文章里,我们看到日本人统治的台湾、北京,秩序都更好。街道干净,犯罪少。儒家历史上最接近自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理想的,也是商鞅秦国。荀子称之为“类圣人之治”。其官员勤谨无私、社会秩序井然。在儒家社会中,严格法制不失为一种形成秩序的进路。靠儒家道德那只会祸乱社会。即使非儒家社会的英美,其执法之严格也是有目共睹的。「上之所是,必是之」,关键在被“是之”的内容从哪里来罢了。而后世儒生恐惧为秦汉导致的华夏灾难负责,反思过度。他们主张的不要法治的“仁政”,恰恰是特权、贪腐的温床。原因很简单,它给予了官员们太大的裁量权。儒家人士的操守能靠得住吗?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只要儒生(那些官员)制约了皇帝,那么社会立即下滑。姚中秋总是宣称,儒家是要制约君权。说对了一半,儒生们制约的是君王,不是君权。儒生们本就是君权的共享者。姚中秋也“为尊者讳”了历史事实。当儒家社会离开皇帝的独裁和严管,距离崩溃就不远了。儒家社会的所有明君,都是开国皇帝或者超级的独裁者,原因在此。至于姚中秋称自己是国师,要教导君王云云。我看吹嘘成分就比较大了。他得先争取到上书房行走的资格吧?新加坡的严格法制,是儒家社会的必须。新加坡秩序井然,有严格法制的大功劳在里面。只是这种严格法制对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贡献不大。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也会认同这种严格法制。之间有相互的论证和需求关系。

   新加坡做得比较好的还有兼爱各族、各宗教、各文化人士。他们部分做到了儒家的泛爱,没有被儒家的裙带式爱概念拖累。没有造成社会的严重分裂。姚中秋的在文化方面驱逐鞑虏主张,新加坡没有采纳。孔孟这些儒家圣人的华夷之辨,在新加坡不那么明显。新加坡人视自己为新加坡人,歧视的是中国人。其中可能是因为李光耀本人的正确认识,也有人们混居日久的原因,还有各国在新加坡的博弈因素。新加坡因为华人比例太高,加之儒家的平均主义式的平等倾向。搞得马来西亚非常头疼,被踢出来成为独立国家。这是马来西亚最没有远见的举措。也必然提醒了新加坡人,不能搞裙带主义,而要泛爱。泛爱离开了儒家的裙带主义,就接近墨家的兼爱了。只是儒家人士的爱概念还是不够正常。爱,「志以其为芬」。这才是华夏传统的,也是正常人群的爱概念。儒家要弄成亲情模式,虽然伟大、高尚,但也使得兼爱不再可能。不要再用亲情去看待爱,那么我们自然会发现,保持对所有人的祝福之心如此简单!只要我们不把别人视为异类、不把别人视为路人,那么我们自然能够兼爱所有人。新加坡人混居日久,逐渐不把其他人视为异类,他们就兼爱了。当然,这其中经济因素也非常重要。如果新加坡是贫穷的新加坡,在缺乏正确的爱观念状态下,很难避免互相指责、把失败加罪于与自己不那么相同的其他人。我没有考察过新加坡人的爱观念,只是因为儒家人士称新加坡是儒家社会,做出了一些推测。希望新加坡人已经有了正确的爱观念。然后像墨家的主张的,发现新的其他人就将他加入兼爱范围,兼取他的义。逐渐走向兼爱社会。不要继续歧视中国人。

   至于新加坡外交的成功。主要原因有两点:1、诚信于国际条约;2、李光耀本人的高超外交技巧。前者可持续,而且诚信是墨家的优点、儒家的缺点。孔子曰,首先君命、其次宗族,给诚信留下的空间就非常小了。至于像孔子一样,前面刚与人订立契约,转头就声称上天不保佑这个契约。那么就根本不会有什么诚信了。新加坡至少有诚信于外这个优点。而李光耀本人的外交技巧,则未必有同等能力的领导人接班。新加坡重视武备。一是避免周边国家的干涉,二是可以充分获取马六甲海峡的收益。如果新加坡没有攻击能力,那么可以想象马六甲海峡的通过费用提高不起来。「贞而不挠,说在胜」、重视武备也是墨家特色之一。前面说马六甲海峡是新加坡经济成功的首要原因。并不是要否定李光耀、新加坡政治精英们的作用。同样有海峡的巴拿马,在诺列加时期也不见得能与新加坡相比。咱们也不能因为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优越,有马六甲、有周边伊斯兰文化不搞金融的独特优势,就否定新加坡政治精英们的作用。墨家也主张精英社会。只是认为精英们应该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罢了。「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都是墨家的贤者。不要有儒家意识残留,以为只有政治精英高大上。

儒家人士抄袭道家言“内圣外王”。可是直到现在儒生们还是不懂什么是“内圣外王”。每看到儒生提起内圣外王,我就觉得好笑。儒生们称李光耀内圣外王,指的是李光耀内心善良,外用能镇得住(为别人定规矩)。这并不是华夏传统的内圣外王说。儒家毁掉了很多华夏传统的好名词。前面提到的裙带仁、自心义、强制礼、君命信就是如此。每次儒生说:仁义礼智信是普世价值。我就很是纠结。话说华夏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确实是普世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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