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引领新常态，创新驱动是关键。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团审议时指出，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传统企业面对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形势，要向高、精、专方向发展，依靠创新获得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那么，如何才能让创新驱动迸发出巨大活力，真正引领新常态？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佐军。
创新驱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迫
记者：春节前的一条新闻引发了很多议论：一些国人到日本纷纷抢购电饭煲、马桶盖，您怎么看？
李佐军：这一新闻让人五味杂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中国创造举世瞩目。但我们也要正视我国创新驱动还很不足的现实。虽然一个电饭煲、一只马桶盖的科技含量有限，但消费者的选择又一次提醒我们，大到重型装备，小到一只马桶盖，都有创新的无限空间。没有创新，就会失去消费者；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
记者：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现在，创新驱动的重要性再次被强调，而且被上升到第一动力、新动力的高度，这是为什么？
李佐军：这与中国迈向新常态的这个大逻辑有关。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存量与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方式变了，发展动力也要变，即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形成新增长点有赖于创新驱动。
我前不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引领新常态应解决十二大难题，即赶超发展成症、经济效益偏低、投资依赖过度、扩大消费障碍多、创新驱动不力、贫富差距较大、经济风险累积、资源环境形势严峻、产业转型升级艰难、城镇化仍然滞后、设区热愈演愈烈、“政策依赖症”难以摆脱。从发展动力方面看，创新驱动不力是引领新常态有待解决的最大难题。
记者：这个最大难题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李佐军：我国创新驱动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知识资本投入仍然不足。近几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一直在18%—20%之间徘徊，而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费用增速则一直在20%附近的历史低位上下波动。二，创业创新活动还不普遍。2011年大中型企业中具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不到30%，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跟踪和模仿制造，以及低端加工制造和低价竞争阶段。三，高新技术出口比重下降。四，人力资本增加开始遇到瓶颈。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借助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等途径实现技术进步的空间在逐步缩小。
“提质增效升级”比稳增长更具挑战性
记者：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李佐军：2015年，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任务不轻，但我认为比稳增长更具挑战性的是经济“提质增效升级”。这也是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提质增效升级”是与原来的数量扩张型粗放增长相对应，核心含义是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生产率(比如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资源利用效率等)、促进产业产品转型升级，来提高经济效益(比如如企业效益、居民收入、政府收入等)。换句话说，就是将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
记者：有了创新推动，“提质增效升级”是不是就水到渠成？
李佐军：这是场攻坚战，原因有这么一些：
原有的粗放发展模式存在“路径依赖”，打破它们需要时日。“提质增效升级”需要有制度保障，而新一轮全面改革刚刚启动，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和制度还在阻碍经济的转型，比如尚待改革的行政审批制度、干部考核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等。“提质增效升级”要靠创新驱动，但创新驱动的大环境还没有形成，形成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联动效应还有一定难度。
“提质增效升级”需要有迈克尔·波特所说的“高级要素”来支撑，高级要素包括先进技术、人力资本和信息等，这些高级要素需要时间培育，发挥替代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要素”的作用需要有一系列配套条件。
经济增速的下降一方面告诉我们，不要再奢求过去那种高速度，另一方面要痛下决心加快转变粗放发展模式，摆脱对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新经济增长点。正因如此，中央已强调2015年要“将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推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必须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或者说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从而形成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内在动力和磅礴趋势。
在技术的关键领域不看别人眼色
记者：怎样牵住创新驱动的“牛鼻子”？
李佐军：创新驱动的“牛鼻子”就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创新基础不牢、原始创新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的短板。如果在技术的关键领域总是看别人的眼色，就不能掌握发展与竞争的主动权。因此，要加大力度支持科学基础研究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建好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强化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培育自己的核心技术。另外还要扩大科技开放合作，努力实现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
记者：促进创新驱动要啃什么样的“硬骨头”？
李佐军：促进创新驱动的关键是深化改革，下大力气破除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家都知道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意义，但真正落到实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此，要把科技改革与经济社会领域改革结合起来，敢于破除制约创新的一切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努力克服目前科技创新中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现象，加快建立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消除科技仪器设备分割独占的弊端，提升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水平；打破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科研人员动力不足的障碍，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全社会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让创造者有用武之地
记者：推进创新驱动，核心是人才和技术，我们如何才能培养出数量众多的创新型人才？如何才能让科技成果转化更加便捷、通畅？
李佐军：我国现有2亿多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劳动者，创新潜力堪称巨大。从技术人员、技能劳动者到创新型人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怎样才能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既要出台措施和保障制度，让科研人员没有后顾之忧、潜心研究，特别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创造者有用武之地，让假冒伪劣者没有藏身之处。还要通过思想文化的引领，使科研人员增强使命感，超越名利，为国家的创新而研究、而奉献。更要创造公平公正的科研环境，不搞论资排辈，抛弃门户之见，以真才实学论英雄。
目前，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为80%，而我国只有25%，其中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服务严重滞后。从高校、科研机构到最终形成产品的企业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即科技服务。科技服务强不起来，产、学、研的链条就联结不起来。要学习国外及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使科技服务机构不仅盯住创新活动的下游，还要向创新活动的上游转移，直接参与到研究创新活动中；不但要向企业推介技术，还要帮助企业去实施，为企业提供从立项、融资、研发、咨询到技术管理的全方位服务。政府在发展科技服务中的作用十分关键，一方面要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不能缺位，要积极作为，如制定科技服务发展规划、建立市场准入制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