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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中:罗尔斯的国际正义论与战争的正当性1

更新时间:2005-09-05 23:55:43
作者: 陈宜中  

  唯当自卫者陷入“极度危急”(supreme emergency)的状态时,明知会造成大规模平民死伤的战争手段(如轰炸大城市)才是可被容许的 - 若此类手段果真有助于自卫者逆转局势25。

  然而,什么样的情况才称得上是“极度危急”?罗尔斯强调,他之所以认为英军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应属“极度危急”下的正当手段,不仅仅是因为当时英军陷入苦战,似乎唯有靠轰炸才能削弱纳粹的作战能力,更重要是因为纳粹并非一般侵略者,而是文明社会绝不能容许其获得胜利的野蛮势力。但四二年后,德军在俄罗斯战线的失利显示其并非是无法被击败的;在此情况下,轰炸德国大城市之类的手段乃是不正当的 - 无论其是否能进一步削弱纳粹战力26。罗尔斯并指出,在美日的交战过程中,美军从头到尾不曾陷入“极度危急”的状态,所以在任何时间点都没有正当理由对日本城市进行大轰炸。美军在胜负已定的四五年春天对东京所进行的大轰炸,以及对广岛和长崎的核子攻击,因此是极为严重的错误(very grave wrongs)。27

  从罗尔斯的陈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认为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造成大规模死伤的战争手段才有可能是正当的。但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世界里,政客们多半会以避免我方死伤、尽快结束战争为由,主张对敌方军民采取非常手段,而这类说词对于受战争所苦的民众们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对此,罗尔斯的回答是:万民法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是超越国界的,没有哪国人民的生命比较有或没有价值28。

  和不少其它论者一样,罗尔斯倾向于分开处理“战争目的之正当性”与“战争中行为之正当性”这两项课题,但并未清楚说明两者间的关联性。事实上,当战争中的某些行为或手段(如轰炸城市居民)严重违反了比例原则时,这些行为或手段所透露出的讯息是:所宣称的战争意图或目的(如自卫)已不纯正,而夹杂着许多其它成份(如报复、立威、种族歧视等等)。如此一来,我们有必要追问:除了公开宣称的战争目的外,究竟还有哪些其它目的?这些其它目的是否正当?又是否已喧宾夺主,取代了先前所宣称的目的?在第五节里,笔者将以九九年的科索沃(Kosovo)战争为例,进一步指出“战争目的之正当性”与“战争中行为之正当性”这两项课题的内在连系。

  

  四、人权与人道干预

  

  在二次战后的纽伦堡大审中,纳粹领袖被指控犯下了三大类罪行:反和平、反人道(against humanity)、及战争中之罪行。反和平,因为纳粹发动了侵略战争;反人道,因为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此外,纳粹在战争中的某些行径亦令人发指。虽然“反人道”之罪行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但纳粹德国却无疑是近代最为极端的案例。对纳粹的记忆和反省,深切影响了二次战后国际法之走向,并使得以下两项基本原则获得确立:侵略战争是不正当的;反人道的行径不能见容于国际社会29。然而,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反人道?在何种情况下,以维护人权为目的之军事干预(即所谓的“人道干预”)才算是正当的、或可被容许的?罗尔斯在这方面的论点值得我们仔细推敲。

  密尔(John Stuart Mill)曾说,哲学家不需要关心太多问题,但最需要他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除了遭到侵略或武力攻击时的自卫行动外,战争在何种其它情况下可能是正当的30?若按照罗尔斯的说法,在自卫和集体自卫之外,只有以保护基本人权为目的之军事行动才有可能是正当的。由于人道干预牵连到一系列十分复杂的现实问题,所以至今仍游走于诸多国际法条文之间的模糊地带,不仅未见任何系统性的法律规范,其法理依据亦备受争议。但观诸二次战后国际人权法条及体制的发展,人道干预的道德正当性(若非合法性)其实已获得了广泛的肯认。罗尔斯因此表示,他在这方面的论点不外乎是对二次战后国际法基本精神的一项阐释。31

  根据罗尔斯的第六项国际正义原则,世界诸民及其政府有维护(最基本)人权之责任或义务。在他的论述中,“人权”所指的是一些最基本、最紧要的权利(urgent rights),包括生命权(生存、人身安全、免于被屠杀)、免于被奴役之自由权、一定程度的良心自由权,等等。32他强调,对于这些“人权”的尊重乃是超越文化差异的,而不是西方或自由民主社会的专利。无论是自由民主社会,还是合宜的非自由民主社会,都保障了这些最起码人权;因此,两者间应当可以达成“维护人权”之共识,并以此作为规范国际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33

  照罗尔斯的说法,“人权”在他的理论中扮演了三项角色。第一,合宜的非自由民主社会必然尊重人权,尊重人权乃是其“合宜性”(decency)之必要条件。第二,凡是尊重人权的国内社会(无论其是否合宜),都可以免于来自外界的军事干预及其它具强迫性的制裁手段。第三,人权为世界诸民的多元性(pluralism among peoples)设下了限制。34在这三项陈述之中,与人道干预直接相关的是第二项。罗尔斯表示,尊重人权即可以免除军事干预,但我们必须追问:凡侵害人权的情事发生时,军事干预就必然是正当的吗?或者还必须满足一些其它的正当性要件?

  按罗尔斯的陈述,若人权在一国境内未受到侵害,而该国亦未对外侵略,那么,他国即不得对其采取任何具强制性的干预手段(如外交制裁、经济制裁),更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其进行军事干预。反之,若人权在一国境内受到了侵害,则即使该国并未对外侵略,亦无法免除来自外界的干预。35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人权受到了侵害,则无论其情节之轻重程度,来自外界的军事干预都必然是正当的?照罗氏的说法,只要人权受到了侵害,就无法免于来自外界的干预,但干预的手段有许多种,军事行动应被视为是不得已的最后选项。他并且强调,当侵害人权的情事十分严重、而非军事的干预手段却已无法奏效时,军事行动将是正当的选项。36

  综上,罗尔斯并不认为凡侵害人权的情事发生时,人道干预就一定是正当的。正当的人道干预还必须满足两项基本要件:(1)侵害人权之情事已到了极严重(grave)或太过份(egregious)的地步;(2)非军事的干预手段已无法奏效。37相对于今日许多其它自由主义者而言,罗尔斯为人道干预设置了较高的正当性门槛,而这往往被看成是一种向“主权”而非“人权”倾斜的立场。“向主权倾斜”一说看似有理,但实则不然,因为罗尔斯不过是继承了正义之战思想传统的两项基本坚持:说明战争有理的举证责任落在战争发动者身上,而发动战争必须有充分正当的理由;以及,战争应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last resort)。此一立场或许称得上是“向和平而非战争倾斜”,但“和平”与“人权”之关系却未必是零和的。对罗氏来说,人权的普获尊重乃是万民法的主要目标之一,但频繁的军事行动及其所助长的暴力文化却未见得有利于此一目标之达成。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罗氏拒绝接受“主权高于人权”之立场,却仍有不少论者为他冠上如此之罪名,而这显然是出之于一些误解。如前所述,罗氏认为当人权在一国境内受到侵害时,即使该国并未对外侵略,亦无法免除来自外界的各种干预;倘若罗氏果真抱持“主权高于人权”之见,则根本不可能提出这些主张。

  然而,究竟何种情况才算是“极严重”或“太过份”的?尽管罗尔斯条列出了多项不容侵害的最基本人权,但在侵害这些人权的各种情事中,却似乎仍有轻重之别。在现实世界里,发动人道干预的最主要说词和理由是:去制止铁证如山的种族灭绝(genocide)和集体大屠杀行径。38但就算我们把人道干预的正当理由局限于此,却也还是必须面对屠杀”程度”的认定问题。诸如纳粹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卢旺达境内近百万人遭屠杀等情事,毫无疑问是极为严重的人道灾难。然而,大多数种族灭绝或集体屠杀情事的死亡人数,并未达到以十万或甚至百万计之规模。我们因此可以追问:究竟多少的死亡数字,或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才算是到了“极严重”或“太过份”的地步?其认定标准是什么?又该由谁来认定?对此,罗尔斯的理论并未能提供具体答案。

  在今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内部,罗尔斯乃是极少数认真思考世界和平的论者之一,而相较于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来说,他确实为战争设置了较高的正当性门槛。然而,他关于“战争的正当性”思考却仍有些明显的不足与缺失。在下一节里,笔者将以九九年北约对科索沃的人道干预为例,进一步评析罗氏思想的现实意涵,并指出其不足之处。

  

  五、人道干预的理论与实际

  

  就在《万民法》问世的那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近二个多月的大规模轰炸。当时,欧美各国主要媒体及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此军事行动表示欢迎,而他们所持的基本理由是:国际社会不应该坐视米洛塞维奇政权及塞尔维亚民兵对科索沃境内阿尔巴尼亚人所进行之“种族灭绝”行径。较不为人所知的是,当时约有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对北约的军事行动表示反对。39由于北约国家预知无法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所以决定不问安理会的意见,而径自对南斯拉夫动武。时至今日,此项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仍备受争议,其正当性亦广受质疑。40 而我们可以追问: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及原则究竟有何现实意涵?又是否有助于厘清科索沃战争所引起的政治与道德争议?

  在罗尔斯式的国际社会里,北约的单边(unilateral)军事行动可以说是不会出现,而这是因为,罗尔斯假设自由民主与合宜的非自由民主政权已对国际正义原则达成了共识,并在此基础上通力合作。但我们都知道,在不尽理想的现实世界里,就算各方已对基本原则形成了共识,也不见得就会对某项具体行动达成一致看法。由于北约未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即径自对南斯拉夫动武,所以该项行动被许多国家指责为不合法的侵略行径。按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定,军事行动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合法:(1)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恢复和平;(2)受到武力攻击时的自卫和集体自卫。由于北约各国并未受到来自南斯拉夫的武力攻击,亦未取得联合国安理会恢复和平之授权,所以其军事行动明显违反了宪章之规定。但另一方面,许多西方论者指出,在不完美的现实世界里,不合法的军事行动未必是不正当的,例如:当纳粹屠杀德国境内的犹太人时,对其进行军事干预不仅是正当的,或甚至是一项道德义务 - 无论其是否合乎当时的国际法。41

  对此“法律vs.道德”之争议,罗尔斯并未表达任何明确看法。如果米洛塞维奇政权果真可以与纳粹相比拟,那么罗尔斯毫无疑问会支持北约的单边军事行动。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北约轰炸前,科索沃的死亡数字估计约在两、三千人左右,而非十万、百万之谱。当这种规模的人道灾难发生时,吾人究竟该选择“法律”还是“道德”?选择法律又必然是不道德的吗?42万民法的终极关怀是世界的永续和平,而在科索沃事件上,究竟哪种选项才有助于罗尔斯式和平之实现?从罗尔斯所提供的理论资源里,我们无法确知他会采取哪种立场,但一个合理的判断是,他应该会主张以非军事的干预手段化解科索沃的人道危机。

  按照罗尔斯的陈述,战争必须视为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换句话说,战争的发动者必须负起说明“非军事手段已无法奏效”之举证责任。科索沃战争之所以引起诸多非议的另一原因即在于:北约似乎并没有在轰炸南斯拉夫之前,认真尝试以外交手段解决危机。43此项说法的正确与否,非本文所关切的重点,但若是正确的话,则北约行动并未能满足罗尔斯为人道干预所设下的正当性判准。

  根据罗尔斯对比例原则的诠释,造成大规模平民死伤的战争手段唯有在“极度危急”的状态下,才有可能是正当的。虽然他所举的例子是自卫战争而非人道干预,但对他来说,比例原则同样适用于后者。按此原则,若战争的目的在于维护人权、终止人道灾难,那就不该采取任何明知与此目的不成比例的战争手段。不少论者在北约轰炸之前即已指出,轰炸手段除了会造成大规模平民死伤外,亦将激化塞尔维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冲突,而带来更多不必要的死伤。如果北约行动的目的真在于挽救人命,为何又要采取激化冲突、造成更多死伤的战争手段?在轰炸前,因族群冲突而死亡的人数是两、三千上下,而轰炸则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约一万人次的死亡,并制造出八十万流离失所的难民。44这些数字显示,北约的战争手段不仅违反了所谓的比例原则,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明知故犯。45除非北约能够说明轰炸前的科索沃局势已近于“极度危急”,否则从罗尔斯的角度观之,北约的轰炸行动可谓是非常严重的错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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