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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元稹、白居易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23 08:27:33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元、白都是中唐很有影响的大作家,且友情深厚、交往频繁,在诗文创作方面也经常唱酬、互有影响,且后世常常将他们相提并论,故本文下面将本世纪学界关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进行介绍。

第一节元稹研究

   元稹是中唐诗坛十分重要的作家,诗歌、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故历来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近一百年来,学界在元稹生平、品格、诗歌、小说、作品整理等方面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成绩卓著。

   一、元稹生平研究

   本世纪上半叶,很少有人对元稹生平进行专门探讨。五十年代,学界在研究元稹小说《莺莺传》的同时,才开始对元稹本人的生平事迹重新进行探讨。如孙望在其专著《莺莺传事迹考》中,就附有《元稹事迹简谱》。汪辟疆在其校录的《唐人小说》中也附有《微之年谱》(一卷)。另外,苏仲翔在其选编的《元白诗选》后也附有《元白简谱》。当然,这些成果还不太细致、深入,发明也不太多。真正较系统、深入地探究元稹一生行事的学者是卞孝萱,他的《元稹年谱》不但清晰地勾勒出元稹一生的仕履及其创作过程,还辟有“刊误”、“附录”、“考异”、“纠谬”、“辩证”等项,广泛引录史传碑志、诗文诗话、谱牒笔记等,或排比异说,或补充材料,或纠谬辩证,或提出问题,不仅使元稹的生平事迹、创作活动以及前人的研究与评述都为一编,而且提出了许多可供后人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除此以外,他又有《元稹简表》、《元稹》、《元稹家庭真相》、《元稹与两浙诗人》、《元稹•薛涛•裴淑》等成果。稍后,王拾遗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元稹生平的论文和专著,如《元稹生平考略》、《元稹主要交游考(上)、(下)》、《元稹传》、《元稹论稿》等。此外,吴伟斌、刘维治等人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吴伟斌有《关于元稹通州任内的几个问题》、《元稹裴淑结婚时间、地点略考》、《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述略――〈元稹年谱〉献疑之十一》等,刘维治则有《元稹原配夫人是韦氏而非谢氏》、《元稹评传》等。〖“元稹生平研究”和“人品研究”参考了吴在庆的《近10年来元稹研究述评》的部分成果――编者按。〗

   综观以上成果,我们发现,他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家世和家庭情况 卞孝萱的《元稹家庭真相》通过对元稹家庭成员年龄的排比,发现其大兄、二兄元沂、元秬皆非元稹之母所生,(这个事实白居易是知道的,但是未明说。)故元沂、元秬对郑氏、元积、元稹无情,使得元稹父亲死后,他和寡母被迫离开这个家庭,过了若干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针对闻国新《白居易与元稹》一文中说元稹的原配夫人系谢氏的说法,刘维治撰《元稹原配夫人是韦氏而非谢氏》予以纠正,指出元稹的原配夫人应为韦丛。

   对于元稹与其第二个夫人裴淑结婚的时间地点,学界旧有二说:即元和九年前在江陵府;元和十二年五月在通州。卞孝萱在其《元稹•薛涛•裴淑》中指出此两说之误,根据白居易《寄蕲州箪与元九因题六韵(时元九鳏居)》及元稹《酬乐天寄蕲州箪》两诗认为“元和十一年初元稹尚未与裴淑结婚”;文章又据元稹《景中秋八首》之一“啼儿冷秋箪,思妇问寒衣”及之四“婢报樵苏竭,妻愁院落通”句,指出“元和十一年(丙申)秋元稹已与裴淑结婚”。至于结婚地点,该文又据元稹《祭礼部庾侍郎太夫人文》中的“合姓异县,谪任遐藩”句,认为“异县指涪州”,“元稹由通州赴涪州,与裴淑结婚”。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元稹在兴元及来回途中所写的数十首诗的系年及地点等问题,吴伟斌的《元稹裴淑结婚时间地点略考》对此提出了商榷。他认为前引诗中的“啼儿”指裴淑之女樊,而其时在元和十一年暮秋。这样由“元裴已有’啼儿‘”逆推,他们结婚时间的下限不应迟于元和十一年年底。又据白居易《寄蕲州箪与元九》、元稹《感梦》等诗,认为“元稹十年十月赴兴元途中,并无家室陪伴在旁,证明其时元稹还未与裴淑结婚”,从而得出“元、裴结婚在元和十年十月元稹到兴元之后至是年年底前”。至于结婚地点,吴文经过元稹五经百牢关而非七经的事实等方面的考察,以及裴淑等对蜀地红荆的惊怪,认为从“元和十年十月至十二年五月,元稹离开了通州”,“并没有去过涪州”,而裴淑在元和“十二年十月前也没有见过蜀地红荆十月开花的情景”,从而提出元、裴结婚只能在兴元。

   任职通州期间的几个问题卞孝萱《元稹年谱》对于元稹在通州任内的行事和诗文创作考证甚细,但是吴伟斌多有不同看法。吴伟斌在其《关于通州任内的几个问题》首先指出,元稹赴通州时并无归田之举;其次,他认为卞孝萱沿旧说所认为的元白二人“江通唱和”不确,从此一时期元、白不应有诗文唱和;第三,卞著认为元稹于元和十一年夏北上兴元就医,并于十二年九月南归通州,吴文则认为元稹北上兴元在元和十年十月,返归通州在十二年五月;吴文还就“李六”和“李十一”、谁是“李忠州”等问题提出了与卞著不同的看法。

   另外,吴伟斌在此文和《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述略――〈元稹年谱〉献疑之十一》中,对卞孝萱《元稹年谱》将元酬白之作根据白寄赠诗的写作年月,一一对应系于四年中的各个时期的做法也表示了异议,吴伟斌在考察了元稹这一时期的行踪以及与白的联系,认为这样的系年与实际不符。他发现元白贬通、江时共有诗79首,其中仅8首为元主动寄赠白,其余均是白主动首唱,然后元对应酬和,与元白其他时期的唱和显然不同。形成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元至通州后不久即染病往兴元就医,遂与白失去联系,直至元和十三年五月返回通州后,元白才恢复联系。而元就医兴元时,白并未及时得悉,仍不时有诗寄往通州,而元却未收到。“故白氏在得知元氏没有收到己诗的真实情况后于元和十二年十二月重行寄赠”,元稹才又一一酬和。这样“今存元氏通州任内的31首酬白之作,大部分应是其十三年初32首追和诗中的作品”。

   交游 卞孝萱的《元稹与两浙诗人》是较早对元稹的交游情况进行考辨的文章。此后吴伟斌在其《元微之诗中“李十一”非“李六”之舛误辨》指出,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所说元稹《与李十一夜饮》及《赠李十一》诗中的“李十一”应为“李六”(即新授忠州刺史李景俭)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李六景俭自邓赴忠州不当经过通州”,而且李景俭元和十二年初赴忠州任时,元稹正在兴元就医,直至是年五月才回到了通州,“那么,李六景俭在十二年初赴忠州刺史任时,即使到了通州,因其时微之不在通州,两人也无法相会。因此,元、李’通州会面‘说是根本无法成立的。”作者经过考察分析,认为“李十一景信不是’白居易从江州遣来之致书邮‘,而是’自忠州访‘微之的友人”,“李十一景信并没有’早到江州随白氏‘,白氏在江州所寻之’李十一‘也不是景信”。后来王拾遗在其《元稹主要交游考(上)、(下)》也持相同看法。王文考索了元稹与杨巨源、李建、李绅、李景俭、刘禹锡、柳宗元、吕温、韩愈、窦群、窦巩、张正甫、杨琼、卢戡、严涧、李夷简、李程、卢子蒙、张元夫、韦臧文、马逢、吴士矩、吴士则、胡灵之、崔韶等人的交游唱和情况。

   二、关于元稹人品的讨论

   元稹是中唐文学史上争议较多的作家,而后世人们争议的焦点又在于其人品。

   政治品格 长期以来,人们对元稹政治品格大多持非议的态度,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元稹反对永贞革新,一是他晚年依附宦官,“变节”了。然而,对于这两点,本世纪也有人并不同意。

   针对新、旧《唐书》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元稹抨击王叔文、王伾,反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吴伟斌撰《元稹与永贞革新》为之辩解,文章首先力辨元稹《论教本书》并无反对永贞革新之意,并以为“元稹对二王、刘、柳诸人的品行非常钦佩,在诗文中对他们的才干大加称颂”;其次,他指出“元稹的政治主张与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大致相符”;再次,作者又论述了“永贞革新失败后,元稹与其成员的关系更为密切”,“他对支持革新的顺宗表示了极大的钦慕,对宪宗镇压革新的行为则表示了明显的不满”,又认为“元稹与永贞革新成员之间,除了政治上的同情,诗歌上的酬唱外,他们在生活上的来往也是密切的。”

   元稹与宦官崔潭峻、魏弘简及严绶的关系一直为人们所非议,并因此认为元稹有所变节。王拾遗的《元稹生平考略》就认为元稹“背叛了过去’德济苍生‘的信誓,向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靠近了。”董乃斌的《元稹其人》也认为“可惜他经不起打击,也经不起官禄的引诱”,“变为处处依附江陵君严绶、监军使崔潭峻。当然,严绶就对他’恩顾偏厚‘,崔潭峻也对他特加青睐,后来和另一个宦官魏弘简一起援引他入朝做官,一直做到入相出将的地步”。文章还认为白居易为元稹所撰《墓志铭》中的“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是对元稹政治上变节的讳饰”。卞孝萱的《元稹》也认为“裴垍卒后,元稹失去靠山,改变为依附严绶及监军使崔潭峻,以求进用。’前时予掾荆,公(裴垍)在期复起。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这几句话是元稹政治上屈服的自供。”

   然而,也有人对元稹与宦官之关系提出异议。如冀勤《说元稹的政治品格》就认为,元稹贬官江陵时,“严绶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崔潭峻为荆南监军使,与元稹是上下级关系”,严绶礼遇元稹,“这只能说明严绶赏识他的才能”,“并不能因此证明他巴结严绶”。文章还认为“元稹在江陵与严、崔共事的五年中”,“没有一件是损害人民利益的”,“也没有丧失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他正直孤傲的性格”。吴伟斌的《也谈元稹的“变节”真相》则指出“元稹在贬职期间因政治地位下降,其斗争方式上必然有所改变,但他斗争立场未改,政治气节未变,以斗争方式的变化为依据断定他变节是不妥的。”

   两《唐书•李宗闽传》皆记载了元稹因长庆元年科试案涉嫌“牛李党争”之事,对此,吴伟斌《元稹与长庆元年科试案》通过对元稹在这场科试案中的表现的分析,以及此事对他一生影响的考察,认为“元稹实未参与牛李党争,科试案亦与牛李党争无涉。”《旧唐书•元稹传》还记载了宦官崔潭峻在长庆初年归朝献元稹《连昌宫词》因而使元稹得以返朝为知制诰之事,对此吴伟斌在《元稹与唐穆宗》及《“元稹献诗升职”别议》两文中都指出《旧传》所记之误,力辨元稹升职并非宦官之力,文章认为,“元稹升职实与萧倇、令狐楚、段文昌、薛房有关,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穆宗”,穆宗之所以提拔元稹原因有三:一、元稹当时所负的诗名,早为穆宗所知赏;二元稹早年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及不久前在《连昌宫词》中提出的“调和中外无兵戎”、“努力庙谋休用兵”的政治主张,正切合穆宗初登帝位时的施政意图;三、起用元稹等人是当时穆宗施政的需要,即为了打击反对拥立自己的宦官头目吐突承璀,而重用被吐突承璀所排挤的官员。

吴伟斌还有《元稹“劝穆宗罢兵”考辨》、《元稹与穆宗朝“消兵”案》等文,也都是为元稹的政治品格辩护翻案的。另外,吴伟斌还撰专文探讨人们普遍贬抑元稹政治品格的原因,他在《元稹评价纵览》中从“同时代人们的赞誉与攻击”、“史书不公正的述评”、“《元白诗笺证稿》的失误”等方面追踪元稹研究史,剖析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从另外一个角度蠡探这位著名文学家的本来面目,文章最后认为,“历代人们贬诽元稹的根本原因,完全是由于史学家们没有对有关元稹的第一手资料认真研究、仔细鉴别,过分相信了对元稹贬诽的虚假材料,从而作出了不符合元稹生平的结论。后世的人们又盲从了史书的现成结论,并据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胡振龙的《后世非议元稹晚节原因初探》则在不否定元稹与宦官有交往的前提下,阐述了他对元稹晚节的看法,他认为元稹具有接触的政治才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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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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