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为何得势————海耶克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十章
权力趋于腐坏，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趋于腐坏。
——阿克顿（Acton）
译者的话
在“坏人为何得势（Why the worse get on top）？”这一章里，海耶克教授对于极权统治底形成提出许多看法（visions）。我们从他所提出的看法，可以对于极权统治底形成得到原则上的了解，依照海耶克教授底解析，至少从一方面看来，极权统治底形成是顺着“恶货币驱逐良货币”这条法则而发展的。凡极权统治之形成，无不籍助于人性之丑恶的一面。因而，它拿坏人制服好人；拿愚人来管辖明白的人；拿阿附的人排斥骨梗的人；拿黑良心的人对付善良的人；拿应声虫来掩没谔谔之士；拿短视之徒来阻抑远见之士；拿无志气的人来挫磨有志气的人；拿流行的官腔来堵塞智者之口；……。凡此诸般“美德”，俱可自苏俄类型的社会分析出来。极权统治是最原始野蛮险恶的思想，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推行的统治。试想虎狼如能使用原子武器，其危害将为何如？今日自由人所遭逢的厄运是空前的，因而自由人所需之振奋程度也应是空前的。
坏人为何得势
当今之世，有许多人以为极权主义之来临，乃一项无可避免的事情。既然极权主义之来临无可避免，因此我们只得逆来顺受。这种看法，系从一项信仰里产生的。这项信仰，却严重地削弱了许多人对于极权主义的反抗勇气。如果许多人充分认清了极权主义底真面目，那末他们会出全力来反对极权主义的。可是，既然有一种信仰很严重地削弱了许多人对于极权主义的反抗勇气，因此我们必须对于这一项信仰加以考察。这项信仰就是说，极权统治最可恶的地方，在于历史上偶发的事件；而与极权制度底本身无涉。所谓历史上的偶发事件，即极权统治迄今乃由流氓恶棍和刺客凶手建立起来的。有许多人说，极权统治之在德国建立，如果致令像希姆莱这一流的人当权，这只能证明德国人底品质恶劣，不足以证明极权制度恶劣。如果有的政治制度与极权制度相似，而且它又是达到吾人重要的目标之所须者，那末为什么因噎废食，不可让那些为整个社会谋福利的君子人来实行呢？（这是最幼稚而且最危险的想法——海光）
然而，我们不要自欺，我们不要以为一切好人必定是民主思想者，（对！——海光）；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是想在政府中占有一个地位的人。毫无疑问，有许多人无宁要把这种达到良好目标的极权制度付托给比较胜任的人。虽然这种办法也许是不智之举，可是，赞助一个好的独裁或极权制度并非一件坏的或不名誉之事。我们老是听到人说，无论把极权制度用来行好事或行坏事，极权制度乃一种强有力的制度。至于行极权制度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完全唯独裁者是赖。（危险就发生在这里。任何种类底政治机构，如果不受人民底控制，则将如脱缰之马，它高兴跑到哪里就跑到哪里，甚至把主人扔下来，踏于脚下。——译者）有许多人以为极权制度本身并不可怕，只怕它落入坏人之手。他们甚至怕这种制度将来操诸好人之手时也会发生这种危险。所以，他们要抢先一步，垄断这种制度。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美国或英国实行“法西斯制度”，那末将会与意大利或德意志型模的“法西斯制度”大不相同。无疑，如果从民主制度过渡到极权制度而且不经过那施用暴力的阶段，那末可望出现一种较佳型式的领袖人物。而且，如果我们被注定了不得不生活于法西斯制度之下的话，那末我们无疑一定选择由英国人或美国人所建立的法西斯制度，而不愿生活于任何其他的人所建立法西斯制度下。（妙！——海光）然而，无论我们是生活在英美人士所建立的法西斯制度之下也好，还是生活在任何其他的人所建立的法西斯制度之下也好，从我们现在所定立的标准来看，二者俱不足以表示，一旦我们实行法西斯制度时，到头来比法西斯制度底原基型式有什么大的差异，或者更较富有宽容精神。（是！——海光）许多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目前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极权制度之种种恶劣的特点，并非极权制度偶然发生的副产物，而是极权制度迟早必至发生的结果。吾人须知，即令是民主的政治家，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为一般人底经济生活而实行计划，那末，演变所及，他必至面临一项抉择，即是，要么他僭取独裁权力，要么他放弃计划经济。同样的，一个人如果实行极权统治，他马上也会面临一项抉择，即是，他要么不顾通常的道德肆行无忌，他要么坐待失败。（但是，没有实行独裁极权的统治者自愿选择失败的，所以他铁定地要选择败坏道德或一切伦理建构这一条道路。因此，只要极权制度一行，无论以什么政治组织底形式出现，社会道德一定日趋败坏。推广来看，极权统治与社会自发的生机也是不相容的：社会自发的生机洋溢，则极权统治枯萎。所以，只要极权制度广行，则社会生机一定日趋枯萎。风俗习惯常为极权统治之障碍。因此，只要极权统治一行，也必至破坏该地风俗习惯。独自的思想判断与极权统治下之毒格码dogma尤能并存。所以，只要极权统治一行，独自的思想也一定归于消灭，至少不能发展。……总而言之，极权统治犹如癌症。癌症靠着破坏人体良好体素而扩延。同样，极权统治靠着对社会处处败坏与毁灭以维持其存续。所以，任何社会开始让极权统治者统治的一天，即是败坏与毁灭发端之时。癌症致人于死才止。同样，极权统治必置社会于败尽毁绝之境才止。这由共产统治得到证明——译者）因着这种理由，所以，在一个趋向于极权制度的社会之中，鲁莽粗放和肆行无忌的人比较容易得势。（真是一语中的。近五六十年来许多政治的激变中所表征者，地无分东西，几乎全系如此。这等人物，固可造成煊赫之声势，掀起巨大之波澜，甚至树立巍峨之殿宇，然而，一究其实，多为个人之勋业，及团体之荣枯盛衰。彼等从来不知如何妥善解决问题。恰恰相反，彼等之得势，只有加深并扩大原有的病疾。不仅如此，彼等自身不旋踵又成为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巧说竞立，势力竞张，旗帜竞树，覆雨翻云，祸乱不已，如何得了？——译者）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便不能了解极权制度与自由制度之间的鸿沟,也不能了解在集体制度之下的整个“道德”气氛与个人思想盛行的西方文明中道德空气二者之间的基本差异。
所谓“集体主义底道德基础”究竟是什么，在过去曾有热烈的讨论。但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不是集体主义之道德基础，而是其道德的实际结果。一般人对于集体主义之伦理的层面之讨论，涉及一个问题，即集体主义是否为现存的道德信念之所需。或者说，如果集体主义可以产生大家所希冀的实际结果，那么我们所需要的道德信念是些什么。时至今日，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集体主义组织的社会可以产生什么样的道德观；或者，什么样的道德观才能够维系集体主义组织的社会。道德与制度是交互影响的。（一点也不错。“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德，只是藉抽离作用而得到的道德观念而已。这种不受任何实际情况染色与分殊的道德，在实际世界里是不存在的。如果以为它存在，那末就是把“道德的先验”与“逻辑的先验”混为一谈。有而且唯有具经验事实基础的道德才可为大家浸润于其中的道德。如其不然，便是唯心玄谈者之呓语。当然，呓语并非全无用途。至少，唯心玄谈者可以自我逍遥于其中。——译者）道德与制度之交互影响，使集体制度所产生的伦理，与引起我们需要有一集体制度的那些道德理想，二者完全相异。（此处吃紧——海光）有许多人常常以为，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个集体制度系出自一个高尚的动机，于是这种制度可以孕育出最高的德目。然而，在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来证明任何制度必定跟着我们底理想走。（世之唯心玄谈狂人昧于此理。彼等喜驰幻念，以为世界——非地球——系精神发展之形迹。既然如此，吾人可依照一理想图样或线索以建构一实际世界；或者，实际世界可依其单一的幻想曲而发展，亦若建屋者之依据蓝图然。这种玄想之形成，系昧于所谓“历史文化”乃过去主、客、内、外交互决定、反应、影响所成之实际，而单只把“精神”元素在思维中抽出以构成一单一的解释体系所致。当然，这种蜘蛛网之编成，既可省事，又可自我陶醉于其中，收娱乐心身之效。惜乎不情之词，或可以之愚愚众，但无补于时艰也！——译者）
现在，有许多人贬抑民主制度，并且实际在提倡极权制度。这一路底作为，是从另一种主张出发的。我们现在要把这种主张讨论一下。在现阶段中，大家最具决定性的看法，是要求政府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许许多多人不耐烦看那迂缓而笨滞的民主程序。若干人以为，实行极权制度的个人或政党当强而有力，判断果决，足以“迅赴事机”。因而，这种人或党受到大家欢迎。这里所谓的“强而有力”，不仅意指拥有数量上的多数而已。在议会政治中，众口嚣嚣，效率低落，大为一般人所不满。大多数人所渴望的，是出现一个获得有力支持的人，他能鼓起大家信赖，使他能遂行他所要做的事，这么一来，依照军事形势而组成的新型政党，遂崛然而起。
在中欧许多国家，社会主义诸党拿半军事性的政治组织来训练人众。他们要用这类方法，尽可能地打消党员底私生活。（译者按：凡极权性的组织无不干涉私人生活。）在这类制度之下，一个团体掌握着掩盖一切的权力。（于是，大家只有两条路可走：反对，或者任其摆布。——译者）之所以要如此，就是为了把军事化的原则更加推行。这种团体不在选举时经大多数人底支持而得到力量；只藉着较小的团体之毫无保留的绝对支持而得到力量。这种较小的团体是经过彻底的组织和训练的。这类底团体一经建立，必定把它底力量科诸全体人民头上。极权的首领首先集结这群效忠于他的人在身边，然后作为统治工具，大家底灾难就会临头。这样，极权统治就形成了。（人为的灾祸也就形成。——译者）
旧式的社会主义政党会为其民主的理想所固蔽。他们没有具备那些实现他们底目标所需要的狠气。在德国和意大利底法西斯成功以前，社会主义诸政党不会掌握到政权。这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他们不愿全心全力地采用他们所指责过的那些不光明的方法。他们依然希望出现一个奇迹，大多数人会赞同他们组织整个社会的特别计划。另外有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则已经得到一项教训，即是，在一个从事计划的社会中，组织社会的问题已经不复是大多数人是否同意的问题；而是一个最大的单一团体中之分子是否同意并且立足采取统一的步骤来处断一切事情之问题。（译者按，前者即西欧早期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后者就是自列宁以来所取一党专权的办法。）
吾人须知，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人数众多，强而有力，并且具有统一看法的团体，并不常为社会中较好的人所组成，而常为社会中较差的人所组成。之所以如此，有三种主要的理由。我们现在分述如下：
第一、一般说来，各个人底教育程度和理知愈高，则各人底看法和品鉴力也愈不相同，因此各个人也就愈不容易产生一项共同一致的价值观念。（所以，许多人讨厌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海光）这样一来，如果我们要求大家具有高度齐一的意志和相似的看法，势必降低道德标准。这样便合乎一般人比较原始的和“寻常的”本能及品鉴力。我们说这样话，并非表示，大多数的人只有较低的道德水准，而只是说，价值标准相似的最大多数人底道德水准是较低的，而且品鉴力也是较差的。（所以不得了也！——海光）如果推行集体制度时所需要的是多数人，并且要把这些人底人生观科诸别人头上，那末这类底人永远不是品鉴力极高和极特殊的人。这类底人往往最缺乏原创能力，不能独立思考和行动。他们实在别无所长，只是以人多取胜而已。（这可以说明共产赤魔所采取所谓“群众路线”为何得以横决大地。在实际上，非自由民主的地域，常常是较无思想和远见的人跨在较为优秀的人肩上。所以，这种社会难以进步，只有日渐沦落腐坏。——译者）
如果一个潜伏的独裁者必须完全靠着某一群人才能取得他底力量，而那一群人又都头脑简单，只有些原始的本能，并且可巧他们底头脑和本能都是极相类似的，那么他们在人数上虽占优势，实不足惧。彼等人数虽众，不过被此独裁者玩于股掌之上而已。此独裁者不难藉着使更多的人信仰同样简单的教条来增加其徒从之数量。（所以，凡实行极权统治者，必加紧制造同一型模及同一内容的信念，藉以制造清一色的信徒。——译者）
第二、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自己并没有坚强的信念。因此，如果有一个现成的“思想体系”，一再有人对他们灌输，他们就会信以为真。这一类底人多半是驯良的，易受欺弄的。所以，相对于这类底人而言，独裁者之计易于得售，因而也就易于得到他们底支持。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人观念模糊，而且充满了耳食。这种人底思想最易动摇，同时其情绪最易被激动。独裁者利用这些弱点，可以扩大政治组织，并且提高其个人地位。（不独现代极权统治者是耍弄这套手法;在历史上，有许多乘势创“教”的人也是利用人众这些弱点的。甚至到了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原子时代，还有人想利用一般人常有的这些弱点来创“人文教”。照有科学头脑的人看来，不如把它叫做“新白莲教”更适合。——译者）
第三、手法精炼的政治阴谋家之处心积虑制造一个组织严密和头脑一致的团体来支持他，这也许是使坏人抬头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垄断权力者为达到巩固权力之目标而选择分子的标准，逻辑地，当然只问是否“忠诚”，而不问贤愚。贤智而不“忠诚”，反为其死敌。于是只要对他或“组织”献效“忠诚”，常可随他或“组织”之“成佛”而“登天”。这样一来，满天飞者，尽是鸡犬。到了这个地步，人众要求活命，只好奉鸡犬为神仙。最显著的例子，是写一本宣传册子“大众哲学”便可当“哲学教授”。其他依此类推。——译者）就一般人底心理倾向说，比较容易支持反面的方案，而较少支持正面的方案。仇恨敌人，嫉妒比我们境遇较好的人，种种等等，也都是我们平常易于发生的心理倾向。极权的首领常常强调“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鸿沟，鼓励大家仇视团体以外的人。凡此等等，都是为了把自己底团体紧密联系起来，以从事一个共同的行动。政治阴谋家往往在群众面前强调“敌人”如何如何可恶。他们所说的敌人，是一个变数，早晚市价不同。因此，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富农”也好，或外来的人也好，对于极权的首领而言，似乎都是不可少的武库。
在德国纳粹当权的时期，希特勒提倡排斥犹太人。于是，德国许多人把犹太人视作仇敌，直到犹太人底地位被德国财阀取代才罢手。这种行动，与俄国共党之憎恶资本家因而选择富农为打击之对象，如出一辙。在德奥二国，犹太人被看作资本制度底代表。德国人在传统上不喜欢大部分人经商。因此，如果有人反犹，这种想法很容易被那些得不到较高位置的人所接受。德国人之反闪族主义（antisemitism）和反资本主义系起于同一根源。这一方面的知识，对于了解德国当时的情形非常有帮助。可惜，国外的观察家很少把握到这一方面。
在许多地区，集体主义的政策成了一种普遍的趋势；而且集体主义的趋势又日渐国家化。我们必需研究，如果撇开任何形式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集体制度能否实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特殊主义，也许是国家主义，也许是种族主义，也许是阶层主义（classism）。（近之历史主义者之提倡“历史文化”，在思想路数上，也是一种特殊主义。这类做工，也许可替某类人打强心针；但其效果却与红灯照类似。——译者）
假若有人相信集体底目标和利益与个人底目标和利益一致，那末似乎是预先假定人与人之间的看法和想法相似之程度较大。在实行极权的地区，如果支持独裁的团体内有的分子不是独裁的首领所亲自熟悉的，那末独裁的首领便从事训练，使这些分子与一天到晚跟随他的人是一样的：一样地想，一样地说，并且所想所说就是同样的题材。这样，独裁者便可使这些分子与他自己同化，使他们都和他自己一致。当然，这类底办法，要施之于精选的干部是可能的；如果要在世界规模上来施行，则似乎不可思议。同样，要在世界规模上实行集体制度，势必困难重重。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认为，资本不应属于个人，而只应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彼辈不知，在实际上，这类所谓的“国家”，常为一个专政的党所垄断，或为一个独裁的人所劫持。结果，所谓“财产收归国有”无异于收归党有或私有，例如现代共党。——译者）即使在国家以内，很少社会主义者敢于主张，应须剥除比较富有的区域之一部分资产，来帮助比较贫困的区域。复次，社会主义者对于国内人民所提出的诺言，并不能施诸国外的人。（英国就是如此——译者）
集体主义的哲学有一项内发的矛盾。这项矛盾就是，当集体制度以人道主义为根据时，充其量只能在比较小的团体以内实行。因为，人道主义的哲学是从个人主义里发展出来的。（严格言之，一强调集体，就无人道可言。有而且只有从个人出发才能讲人道。——译者）直到现在为止，在理论方面，社会主义是国际思想的。然而，一旦社会主义付诸实践，无论是在苏俄或是在别的国家，社会主义立即蒙上强烈的国家主义的色彩。当最大多数西方人士想象“自由的社会主义”不过是纯理论方面的东西时，在实际上任何地方的社会主义都是极权主义的。一行极权主义，当无人道主义可言了。为什么如此，理由之一，乃如前述，吾人须知，集体主义不能容忍自由主义的广泛的人道主义；而只能容忍极权的特殊主义。（特殊主义，乃今日世界各部分隔膜、误解、猜忌之一源；对内而言，则为进步之一大障碍。——译者）
如果有人认为“社群”或邦国先于个人，如果有人认为社群或邦国有其自己底目标，而且这一目标独立于个人底目标，并且又超越于个人底目标，那末，只有为与社会或邦国底目标相同的目标而作工的个人，才能被认为是这个社群或国家之一分子。如果有人对人采取这一种看法，那末一定得到一种结果。即是，只有这个人为政府所承认的共同目标而工作时，那末他才被尊重为团体之一员，而且，他整个的尊严，并非因他仅仅是一个人而得来，而是因他乃此团体之一员而得来。（这就是个人在极权邦国中的适当位置。这，在思想背景上，与黑格尔底邦国理论若合符节。黑格尔在此所提暗示，对于极权统治之建立，诚有不可没之功也！——译者）人性底概念，以及各种形式底国家主义，几乎全为个人主义的思想之产物。可是，在集体主义的思想系统里，是没有这种思想容身之地的。一个社群要实行集体制度，只能扩张到各个人目标都相同的那一范围。我们又须明了，助使集体制度扩张的因素，都是特殊主义的因素，而且这种因素是具有排他性的。（所见深刻而透彻——海光）
一个人在伟大的团体之中，往往感到自卑。所以，只要在一团体中有些分子于某些方面比团体以外的人优越，他便感到满足。一人加入集体性的团体之中，有许多本能是必须抑制的。可是，在以集体行动来对付团体以外的人时，则某些本能可以尽情发挥。这么一来，一个人底人格便在集体性的团体中淹没了。尼波（Reinbold Niebuhr）写了一本书，叫做《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尽管我们不太同意他底结论，可是，在那本书里，尼波把这一方面的真理表示得很深刻。尼波在另一处又说：“在现代人之间，有一趋势与日俱增。现代人总以为他们自己是合乎道德的。因为，他们一天一天地把他们自己底过恶往大的和更大的集团头上推。”（真是至理名言。凡推行集体制度的地方，一定都产生这类现象。因此做残暴的事而无动于衷。许多谈玄说幻者不明此一基本事实，还要“遵古炮制”，寄扭转劫运于抬起一颗一颗的“心”。彼辈不知一颗一颗的心早已给集体制度压扁了，如何抬得起来？这样叫下去，再叫一万年，还是白费力气。——译者）事实的确是如此的。在集体的名义之下，我们似乎可以不负许多道德的责任。
计划主义者常常心胸狭窄。大多数计划主义者缺乏一种国际的普遍怀抱。之所以如此，因为在现存的世界中，一个团体对外的一切接触都足以阻碍其有效地执行计划。最大多数的计划者都是军事性的国家主义者。这并非一件偶然的事。（所以，实行计划者必须组成幕罩，尽可能地阻绝内外交通，避免外力碍手碍脚，以便好“关起门来干”。在另一方面，又用种种麻醉和阻塞工具来防制“开放的心灵”之成长。——译者）
社会主义者在实际上普遍具有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倾向。这是远出一般人想象之外的事。虽然如此，其罪恶之昭彰，尚不若韦氏夫妇及早期费边社若干分子之甚。彼等之醉心于计划经济，尚有与众不同之处，即崇敬强权，轻视弱小。历史学家哈维远在五十年前即对韦氏夫妇有所了解。他说韦氏夫妇底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反对自由的。他说：“韦氏夫妇并不厌憎王党（Tories）。”的确，韦氏夫妇对于王党格外宽恕。同时，他们却不同情格兰斯顿式的自由主义（Gladstonian Liberalism）。当波瓦战争（Boer War）时，进步的自由分子，和开始组织工党的人在自由和人道的名义下都慷慨地同情波瓦人，以对抗英帝国主义。但是，韦氏夫妇和萧伯纳则袖手旁观。他们是态度矜夸的帝国主义者。弱小民族底独立，对于自由的独立分子而言，也许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是对于像韦氏夫妇这样的集体主义者却一点意义也没有。我们依然听到韦布先生向我们解释，“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伟大的行政邦国的。在这样的邦国以内，官吏控制一切，而警察则维持着秩序。”哈维又在别的地方引萧伯纳底话说：“世界必然属于强大的邦国；弱小的国家必须兼并到大国里，或者被消灭掉。”（狰狞面目，暴露无遗——海光）
在我们所征引的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者怎样赞美权力，因为社会主义者如此赞美权力，所以易于从社会主义发展到国家主义。这一发展，深切影响到一切集体主义者底伦理观念。关于弱小邦国底权利问题之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比其他大多数集体主义者好不了多少。他们偶尔对于捷克人或波兰人所表示的意见，与现代国家社会党人相似。（可怕！——海光）
从十九世纪伟大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家，像阿克顿爵士（Lord Arcton）和波哈特（Jacob Burckhardt），降至现代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家，像罗素，都因袭了自由的传统。这些人认为，权力本身往往是一种最大的罪恶。可是，对于严格的集体主义者而言，权力本身却是一个目的。正如罗素所说的，社会主义者之亟求依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活动，这不仅是出于获取权力的欲望而已。这类行动，毋宁系由于为要达到实行集体制度之目的。集体主义者必须增加其权力，才能达到他们底目的。且集体主义者所获权力之大，在许多地方为前所未有者。
许多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有一项悲剧式的幻想。他们以为剥夺个人在个体主义制度之下个人所有的权力，并且把这种权力转移到社会去，这样便可以使权力归于消灭。所以，即使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者，往往也要从事获取权力，想藉权力来消灭权力。不过，许多社会主义者忽视了一件事，即是，集中了权力固然能够完成一个单一的集体计划；可是，权力不仅是转移了就算数的，它还要无限地扩张的。吾人须知，一旦把从前分散于许多人手中的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则此项握权力较之从前在分散状况下时，势必不断地扩大。权力扩大的结果，简直不独使此权力与从前在分散状况之下时有程度之不同；而且有种类之别。（权力多元化时尚可互相制衡。权力一元化时，横冲直闯起来，何法可制？——译者）有人常说，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所握有的伟大权力，“并不比私人机构集合起来运用的权力为大”。这种说法简直完全错误。吾人须知，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任何人想保有社会主义的计划机构所掌握的权力之一部分都不可能。如果私人的机构并非在一个指挥系统之下齐一动作，而我们还说“私人机构底权力之集体运用”，这不过是玩弄名词而已。分散权力必可抵抑权力之绝对总和。自由竞争制度，乃分散人吃人的中央管制权力之惟一的良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分散,乃保证个人自由之必要的措施。当经济权力成为一项压制工具时，所谓经济权力也者，如果握在私人手中，便不致成为绝对的和完全的权力，也不足以控制人底全部生活。如果经济权力中央化，并且变成政治权力底工具，那末任何人都得靠它才能生活。经济权力发展到了这一步，其去奴役也已不远矣。
在集体主义者之间流行一项“道德原则”，即是目的使手段成为正确。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只问目的，不择手段”。这条原则，照个人主义的伦理学看来，简直是一切道德之否定；可是，在集体主义的伦理学看来，则是一切行动底最高准则。照集体主义者看来，如果我们底行动是“为全体谋福利”，那末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应该做的。（这就是现在万恶之源。——译者）
集体主义者觉得“为全体谋福利”是一切应为之事的唯一标准。“一切为国家（raison d'état）”是集体主义的伦理学中最明白的教条。依据这个教条，集体主义者之所作所为，除了权宜之计以外，任何条件都不能限制之。（一针见血。苏俄底一切行为，都可依这一条来解释。一切极权的政治组织底做作，也无不如此。——译者）在集体主义的邦国里，公民应该预备做些什么，并没有什么限制。（所以，今天要人这样，明天要人那样。花样层出不穷。好像耍猴把戏一样。主人要猴子耍什么戏，猴子就得随鞭子动作。——译者）所以，团体要他做什么，或者上级命令他完成什么，他就得照办。他底良心不能阻止他这样干。（在这样铁的制度中，如果还空谈古道德，叫人如何“正心诚意”，如何行“仁义道德”，这不是唱高调，就是不明事理。凡言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荒谬。而此等荒谬，多饰之以人众“不懂”之“哲学”外衣。结果，越谈离题越远，越唱越虚伪。嗟乎！乱世出妖道，岂仅古代为然哉？——译者）（正因如此，更要真道德——海光）
集体主义的伦理学中没有绝对形式的伦理规律。自然，这并不是说，在集体主义的社群中，个人并没有养成许多有用的习惯，吾人须知在集体主义的社群中生活的人，较之在个人主义的社群中生活的人，更需要某些生活习惯才能生存下去。而这些生活习惯，以及某些品性，必须常常练习，才能巩固和增长。（这话才算搔着痛处。在权威控制之下的人众，必须能逆来顺受；视谎言为真理；视苛烦为当然；视强颜为欢乃人生义务；说不愿说的话，做不愿做的事；只问利害，不管是非；俯伏于既存势力之下，若野草之习于生存在石缝中者然；随时调整心理角度，以适应各种政治变化；掏空自己底头脑，一点自己底认识见解也不能留，以便随时让人注入红蓝白黑各色染料；除政令与政治教条以外，绝对不认真抱紧任何自然律和人文律。总而言之，只要能够活下去，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视为手段。所以，在极权统制之下生存的人，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人生哲学，即是“唯存主义（raison d'étre）”:只要能够活下去，其他一切在所不计。——译者）
照我们看来，极权制度是否定一切道德价值的。在极权统治之下的人民，看起来似乎是对于极权制度无限支持的。可是，如果我们因此以为在极权统制之下的人民没有道德上的热忱，那是很不公道的说法。因为，最大多数在极统治权之下的人民并非如此。吾人须知，在像纳粹主义之类的运动背后所隐藏的道德情绪，其程度之强烈，也许只有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宗教运动才可以与之比拟。在极权制度之下，只承认个人不过是为达到像邦国或社群这些较高层次的东西之目标底工具，因此令人恐怖的那些事物也就随之俱来。（千真万确。非亲身尝试者，不知个中滋味。但是，有的社会则患“道德冷感”。悲夫！——译者）从集体主义的观点看来，对于持异议者不宽容并施以暴力压迫，完全不顾个人底生命与幸福，俱属以社会与国家为至上而个人则为其工具之无可避免的结果。集体主义者对于这些结果都予承认，同时并且认为极权制度比“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制度优越。他们以为，在个人主义的制度之下，个人系为其私利而活动。这么一来，便妨害社群公共目标之充分的实现。许多德国的哲学家一再宣称为个人幸福而努力乃一不道德之事；只有完成邦国所赋予的义务才值得称赞。这些人作此类论调时，出言完全是诚实的。当然，在不同文化传统之中生长的人是不易了解这一点的。 （但诚实的人不一定不狠刻——海光）
吾人须知，一个邦国如果有一个超乎一切的共同政治目标时，那末任何普遍的道德便无容身之地。（例如，在苏俄，所谓“实行共产主义”高于一切，于是所有道德、宗教、伦理、艺术，都得退避三舍； 最低限度，也得编入这一政治目标之下。海耶克教授此言所表现的识见，较之那些闭起双眼来捧颂“仁义道德”的泛道德主义者高明万倍。弄不清病势而妄投药石的江湖郎中，鲜有不盲目杀死病人者——译者）在某种程度以内，即使是民主国家，在战时也难免发生类似的情况。不过，在民主邦国，即使在战时或遭逢最大最大的危机，其采取极权主义的方法之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民主邦国为了达到一个单一的目标很少把其他一切置诸不顾的。（极权邦国视讲自由为捣乱，动辄借口“紧急需要”而剥夺个人自由。共产国家把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彻底。——译者）吾人须知，一旦少数几个目标支配着整个社群，则人民之忍受残暴便成为一项无可避免的义务。在集体主义者看来，为了达到社群底共同目标，个人底权利和价值都是可以牺牲的。（这是人间最大的罪恶与诈欺。现代的大悲剧，主要由此诈欺造成。究其实际，倡此说者，以纳粹和共党之流为例，不是一人，便是一党。彼等于夺得权力以后，置全社群于其铁掌控制之下，为所欲为。这样一来，所谓“社群底共同目标”，不过彼等利用之一借口而已。——译者）
如果一个人在极权统治底建立中想有所效劳，那末他必须准备接受那些为卑鄙行为而设计的虚伪辩护之词。在极权统治之下，只有最高的首领一人才可单独决定政治目标。而作工具的人，本身不能坚持道德上的任何信条。（可悲之至！ ——海光）总而言之，他们必须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首领。除此以外，最关重要的事，就是他们作人必须完全没有原则（unprincipled）；并且，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必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作人，必须没有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也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因为，是非善恶观念如果横在他们心里，便可能搅乱首领底意图。（一语道破。欲行极权统治，必须破除人情，破除道德，破除风俗习惯，而不顾一切。——译者）权力者能满足的口胃，只有权力的嗜好，以及别人对自己服从时所得到的快乐。
依照我们底标准看来，品格比较完善的人便不能在极权政治中居于领导地位。（巨眼观透——译者）在极权统治之下，许许多多坏事都是假较高的目标之名而行的。极权统治者做这些坏事时，所用的技术同样专门，而且也很讲求效率。存心做坏事，乃增进权力的一条大路。（此语有至理存焉。直可媲美马基威尼也！——译者）在极权主义的社会中，爪牙们必须凶暴，长于威吓，巧于诈伪，惯于侦伺。无论是盖世太保（Gestapo），或集中营底管理，无论是宣传部或相似的组织，一概都不是训练人道主义的场所。然而，这些场所却是到达最高位置的门径。（制造人间地狱乃成就极权统治之捷径。——译者）
这一类底问题，与极权主义底特色相关，也与所谓的“真理”相关。极权政治对于“真理”底影响为何，这个题目是很大的。我们必须另开一章来讨论。
海光附记：海耶克对极权主义认识的深彻实非罗素所及。海耶克对自由主义的了解之正确亦非罗素所及。罗素虽极崇尚思想自由，但其经济思想受费边社诸君子的影响，以致走入边沁式的道途。于是，他的自由主义不是维格式的纯种自由主义。海耶克所持自由主义才是纯种的自由主义。请进而阅读《自由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