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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蜀慧:《读〈山海经〉》十三首与陶渊明思想中的墨派倾向

更新时间:2015-03-20 16:01:11
作者: 景蜀慧  

   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可谓亘古一出的伟大诗人。不仅诗格奇高,而且人格也极其卓异,其胸襟的高远旷逸,思想的深邃丰富,世罕其匹。值得注意的是,后世许多出入于儒道两大封建社会主流思想之中的诗人文士,刻意学陶,或希踪其隐逸人生,或模仿其田园诗风,然而却最终没有人能够真正企及陶渊明的境界。这种情况原因何在?除去时移世异,人事不同,以及陶渊明独有的不可学的个性品质之外,恐怕也和未曾体悟到诗人精神深处除儒道而外的一些特别思想成份有关。为了探讨这一问题,笔者拟从陶渊明的一组风格独特的诗篇《读〈山海经〉》十三首入手,综合各方面材料,对陶渊明思想中一些较少为世人所注意的成份,钩隐溯源,以就教于学者方家。

   一

   在陶渊明的诗集中,《读〈山海经〉》十三首是一组神话色彩非常强烈的诗篇,性质上最接近于前人之游仙诗,但从创作题材到叙写角度方式上,又和传统的游仙体诗有很大差异。其中最根本的不同,在于组诗所描写的对象或曰创作的原料,不是汉魏后大量出现的仙话而是中国最早的上古神话。在叙写方式上,则每用隐喻、代指、借上古神话中人与宇宙万物间自然和谐的关系,譬喻一种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并与现实世界相对照;同时亦借上古神话中对原始神力的敬畏歌颂,来渲染天帝躬行天道,赏善罚恶的正义力量,抨击现实政治社会中的种种恶行;此外诗中还通过对上古神话传说中那些开天辟地,劈山填海,或与某种强大势力相抗争而不幸失败的英雄的歌颂来抒发内心的强烈感情,揭示当时历史中某些难以明言的事实真相。从表现手法上看,他在创作这组诗时,并没有采用以前游仙诗作者常用的借写与仙人交游往还之乐,抒情咏怀,表现老庄学理与玄学意境的方式,而是独出机杼,别有寄意,利用对上古神话传说独特的采择咏赞方式。将《山海经》等书中原先并不明显的善与恶、“上天”“帝者”的赏善罚恶以及对公平、正义原则的维护等成分内涵大量提炼和展现出来,尤其强调“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的道德主旨,以表明其内心的价值观念。因此和一般游仙诗相比,组诗虽甚少将作者的自我角色带入诗境,叙写的角度显得较为客观,抒情成分相对较少,然而实际上所包含的价值评判则要强烈得多。

   古今不少学者根据《读〈山海经〉》中的思想情感内容,判断组诗创作于晋宋之际(注:亦有学者认为组诗作于归田之初,如逯钦立等,见逯辑《陶渊明集》附录《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7页。)。细览全篇并参以史实,十三首诗是感慨易代时事之作,当无可疑。刘宋代晋之时,渊明虽归耕已久,但出于根深蒂固的入世理想,仍对国事有着强烈之关注。作为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寒门之士,尤其牵怀于政治之治乱昏明对百姓命运生计之影响。从此道义原则出发,他通过这组诗篇,对导致东晋亡国的政治弊端进行深刻反思,同时也对刘宋集团篡晋过程中欺凌弱小,残害无辜,为政以暴易昏的种种行径予以揭露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折射了诗人的人生态度和社会政治思想,显示了他内心中某些不属于统治思想主流之深层思想因素的存在。

   具体而言,陶渊明之所以选择《山海经》、《穆天子传》中的上古神话传说来抒发他对当时政治和社会的诸多感慨,除了易代之际鱼骇鸟惊的险恶时势使诗人不得不借诡谲幽丽的神异氛围掩饰诗中的批判锋芒外,尤和他思想中一些非儒学传统的成份有关(注: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尝言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见《鲁迅全集》第9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其家世所传的天师道信仰。由于对道教神仙之说的浓厚兴趣,渊明在贫居躬耕的生活中,“心好异书,性乐酒德”(注:颜延之:《陶徵士诔》,见《文选》卷五七,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刻本。),能够在“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中体会某种心灵的快乐。故这组缥缈奇丽、在某种意义上含游仙性质的诗歌,正是他家传信仰一个表现;而比较隐蔽并为人所忽视的思想成份,则出自古代墨家之学。先秦诸子中,墨家学派本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这是因为下层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助状态,使这一阶层总是希望冥冥之中有天、鬼这样的人格神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和道家之天道无为,儒家之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同,墨家尊天而事鬼,易于接受各种神异之说。因此成为中国传统宗教的思想源头之一。《墨子》一书饶有特色地记述了许多古代的神话传说(注:有学者在其研究中指出,由于墨派重义嫉恶,强调上天对人事善恶的奖罚支配,因此其神话叙述往往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和道德判断成分(详赵沛霖《墨子与帝王天命神话》,《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而此点,恰是陶渊明《读〈山海经〉》诗的一大特点。)。而《读〈山海经〉》诗在创作上的神话题材选择,实与古墨派不无渊源(注:墨派与作为古神话渊薮的《山海经》之间是否存有特殊联系,文献无徵。但墨家素号法夏宗禹,《山海经》则旧传为大禹伯益所作,从这点猜测,其书出现于墨学盛行的战国时期,或许亦非偶然。)

   通过对组诗的疏释分析深入到诗之思想内涵,还可以看出,十三首诗自成体系,思路脉络颇为分明。前七首中,第一首为引言,主要写诗人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生活选择,同时也寓示在隐居中关注时事之意,余六首均从正面着笔,在诗中借美丽的神话世界寄寓对理想的天道与人君关系、理想的王朝政治、理想的社会模式、理想的士大夫人格修养与价值取向等的描绘与期望;第八首诗是全篇的一个转折,借“自古皆有没”而暗示理想之物之难于长存于尘俗之世,遂从美好的神话领域过渡到惨烈之现实之中。因此从第九首始,采用古典与今典结合的双重象征手法,通过对《山海经》中神话人物事迹的描述感怀,表明对当时晋宋禅代,世道多故的政治历史的观感,并展现内心独有的道义原则与批判精神。最后一首以“帝者慎用才”作结,最深刻地揭示了组诗的政治主题。这样的主题,有传统儒学的治平理想的内涵,但从更深的层面看,应当说,贯串于组诗前后的主要思想成份,亦属古代的墨家学派。

   二

   综合十三首诗之诗意,并与陶渊明的其它相关诗文进行比照,可见其中所含的墨家思想成份,大致表现为以下四点:

   其一是诗人在人生选择与生活态度上,明显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人生选择在组诗中似乎不是重点表述的内容,但此点却是诗人从己到人,由内及外,在易代之际的乱世坚持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和道德价值取向,不受扰乱地把握生活轨迹的最重要基础。因此,从组诗第一首中显示出来的那种家园感和归宿感,能够让我们体悟到诗人通过其特有人生实践而获得的一种与宇宙万物相通的精神超越,而这种超越又使诗人能够俯视今古,从上古神话的角度轻松进入社会现实,对其中人事加以评判,思想上也因此和以下各篇所咏隐然相连。若从深层探赜渊明诗中那种“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即通过隐居躬耕而获得的身心安顿感,可以发现,其思想内涵,固然有儒学之士坚守固穷之节的精神操守,道家之徒养素全真,委质自然的旷达之怀,但也有完全不同于传统儒道之学的地方。无庸讳言,孔子在先秦是一位有贵族化倾向的思想家,人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尚义不尚利,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对具体的生产劳动持鄙视态度。他尤其反对仅为了衣食的目的而从事稼穑,见到植杖耦耕的农夫,宁可将这些人视为对世道不满,借耕作以示抗愤的“隐者”;他的学生樊须更因问稼圃而被他视为“小人”。在孔子看来,儒学之士人生的最佳选择是用世行道,学而优则仕,而“耕也,馁在其中矣”。陶渊明在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方面是认同于儒家的,故其诗中一再强调“人生归有道”之意,所谓“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表现为一种儒学理想主义信仰。但是在如何实现道德理想完美人生的问题上,他却不同于孔子及其信徒那种贵族式轻视劳动的态度,显得对作为衣食所出的农业生产十分重视。其《劝农》(其六)诗中说:“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诗中不仅流露出他对于他素所尊崇的孔子和董仲舒不事耕作而醉心礼乐道德做法并不以为然,而且对人生在世能否如此超然物外地追求理想也深表怀疑。他还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二中表现出对孔子轻视稼穑倾向的某种非议,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以为忧道不忧贫的境界高邈难及,在实际生活中欲达到此境,没有脚踏实地的辛苦的劳作是难以支撑的。这也是渊明在另一首著名的农事诗中所表述的意思,“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见逯钦立辑《陶渊明集》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页。)而衣食何来?渊明很清楚,来自平实的劳动,“力耕不吾欺”。陶渊明内心并非不知力耕之途的艰辛,但却认为这是人生应尽的本份,所谓“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而此点,显然也不同于传统道家所奉行的“人生贵适意耳”的态度,实际上,《庄子·天下》篇对墨家的批评,即是太过刻苦,有违人性。因此,陶渊明这种接近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信念和生活方式,其来源既非儒亦非道,乃是取自传统的墨家之说。

   众所周知,墨家学派特重生产劳动以及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在人类生存繁衍中的作用,墨子曾指出凡国有七患,其中之一即是“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又强调说“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因此力耕足食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注:《墨子》卷一《七患》,见《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墨子间诂》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同)。)。

   墨家学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非命”,认为人民能否免于饥困的命运,全都取决于是否付出了足够的主观努力。“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同菽),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织绩絍,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注:《墨子》卷九《非命》下,《墨子间诂》上册。)。因此墨子崇尚自食其力,不仅明确提出人类之有异于禽兽,在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注:《墨子》卷八《非乐》上,《墨子间诂》上册。),而且对“力”字也作了相应的定义:“力,刑(同形)之所以奋也”(注:《墨子》卷一○《经》上,《墨子间诂》上册。)。毫无疑问,渊明“力耕”苦行的观念也来自墨家。因此在他的诗作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一种与通常的圣人之教不同的不劳则无食的生活态度。由于渊明躬耕浔阳,和乡间父老时有往还,他还常以这类思想影响当地农夫,集中常见“解颜劝农人”之类诗句,而“劝农”之行其实亦深合于墨家之主张(注:墨子之徒向来认为,天下不知耕而教人耕,比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尤其功多。参见《墨子》卷一三《鲁问》,《墨子间诂》下册。)。其所作《劝农》组诗中有这样的篇章:

   哲人伊何?时维后稷:赡之伊何?实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其二)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顾尔俦列,能不怀愧?(其五)

前一首言耕稼乃立国之基础,后一首言辛勤劳作乃生民免于饥寒的唯一途径,其古典或不出于《墨子》(注:如“民生在勤”二句即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见《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但其基本观点则与墨家思想一脉相承。他自己对此向来是身体力行,其三十九岁(用通行的六十三岁说)时所作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诗中曾言“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不仅表明自己从此后将坚持亲事农耕之意,而且还以古贤颜回在陋巷的贫困反衬隐居生活中农作之必要。正因如此。陶渊明对于躬耕生涯,并不仅表现为士大夫于此道往往采取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超然意趣,而是实实在在地看重躬耕中的一切日常劳作,关心于春种秋收的每一环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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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京)199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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