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晋藩:中华民族的法律传统与史鉴价值

更新时间:2015-03-19 23:15:29
作者: 张晋藩 (进入专栏)  
孙中山先生有鉴于监察制度的历史作用,形成了他主张的五院制的“五权宪法”。为了确认监察官的权限,以及监察官所遵循的行为规则,汉以后历代都制定了专门的监察法,它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不断完善,至清朝制定的《钦定台规》已达到法典化的水平。

  

   八、重立法以时,代有兴革的法律传统

   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子就提出“法与时转则治 , 治与世宜则有功”[ 4 ]。这是中国古代法律进化论的观点,它是符合法律发展的实际的。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现象,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法律如果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相应发展,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成为废纸。晚清统治者尽管顽固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主张,但最后还是在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不得不改弦更张,而不得不变法。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改良维新派,发展了中国古代法律进化论的观点,大声疾呼变法改制,推动了晚清法制的近代化。

   由于因时因势进行法律变革,是符合规律的做法,在中国漫长的法律发展过程中,都具体体现了“法与时转”的特点。周初奉行的礼乐主宰下的法制文明,到秦朝一变而为“奉法为治”,汉初吸取亡秦的教训,改行“以德治国,以刑为辅”的方略,开始了法律的儒家化,纲常名教入律,出现了独树一帜的法礼法律文化。至唐代,无论立法、司法,都趋于成熟和定型,成为后世和周边国家奉行的圭臬。宋朝时封建商品经济发达的朝代,民事法律关系发展了,民事诉讼中出现了卑幼控告尊长的案例,这是前朝所未有的,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条件下财产关系的利益追求,以至出现了“义利之辨”。元朝虽然不尊尚法制,但元朝的监察立法之丰富内容却为唐宋所未有,体现了重用监察制度、防范汉官、监抚四方改革旧俗的时代要求。明清两代,是末代的封建王朝,尤其是清朝,立法的详备、司法的程序化、律学的发展与传播,特别是民族立法,达到了集大成的程度。这些都反映了时势的变化、法与时转的特点。除此之外,周初实行的“三国三典”的因地立法(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尚书·酒诰》中表现出的因族立法(周人群饮者杀,殷人群饮者姑为教之),也都是因时立法的具体演化。所以四千多年的中国法制,虽然是纵向传承,没有受到外部的影响,但却代有兴革,在共同性的发展中,又显示出了特异性和差别性,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项优秀的法律传统,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九、重社会和谐,调解息争的法律传统

   社会和谐是百姓生产生存的必要条件,社会和谐也有利于国家政策的实施和国家统治的稳定,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基础。因此,历代开明统治者都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国家的当务之急,为此采取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手段,建设和谐社会。调解息争就是其中之一。历代都以狱讼繁兴作为社会不和谐、不安定的表现,孔子说过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5 ]的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调解息争成为讼简刑清,社会和谐的重要表现,是汉以后统治者极力推行的。

   早在汉代便出现调解和息争讼的史例。据《汉书·循吏传》记载,刘矩为县令时,“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更罢去。”韩延寿为左冯翊时,“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 韩延寿自责未能宣明教化,遂闭门思过。两昆弟深刻自悔,表示终死不再相争。韩延寿以此“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复以辞讼自言者。”

   唐代礼法结合进入新的阶段,司法官多以伦理为据调解争讼。有些著名良吏即便致仕回乡,民众仍然请其据伦理裁断,由此可见唐代调解息讼渐成风气。宋代调解称作“和对”。已有官府调解、乡曲亲戚调解、宗族调解之分,而且趋于制度化,《明公书判清明集》中即载有此类案例。发展到清代,调解息讼案件的形式开始多样化和规范化。清朝调解分为州县调解和民间调解两大类。州县调解又称堂上调解,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民间调解则为诉讼外调解,又称堂下调解,其主要形式有宗族调解、乡邻调解和基层保甲长调解,而以宗族调解最为普遍。调解息讼之后双方出具甘结,调解不成也允许告官审理。

   调解息讼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法律传统,是和社会上稳定的血缘、地缘关系分不开的。同时小民唯恐一旦兴讼将为讼累,因此,官民之间两相情愿,使得调解息争的法律传统延续了千余年之久。

  

   十、重情法两平,法理情贯通的法律传统

   情法两平,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价值取向。所谓“情”,泛指“人情”、“情理”,也有“情感”、“情绪”、“案情”、“情势”之义。情法两平,既不失法律调整之意,又能顺应人情、情理,便于法律的推行。因此,为历代所重视。

   所谓“理”,是“事理”、“理由”、“准则”之义,宋人更把“理”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法”、“理”、“情”三者之中,法律是第一位的,为了严于执法,法律明文规定,断罪引律文,罪刑法定,违者长官要受刑责。但面对疆域广阔、社会关系纷繁复杂以及犯罪情节多种多样的现实,在执法断狱的同时,又不能不考虑到被民间所认可的情理与事理而有所变通。贞观五年,唐太宗曾经明确指出在“守文定罪”的同时,还要执法原情。他说:“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 6 ]以执法严格著称的明太祖,也曾针对具体案件,屈法伸情。比如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阳县民有父得罪当杖,请以身代,太祖谓刑部臣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 7 ]

   在古代的司法实践中,既援法,又考量了理与情的影响,形成了“执法”、“准理”、“原情”司法程式,这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着大量的生动的体现。在司法中准理、原情,可以减轻推行法律的阻力,可以赢得社会的认同,产生了提高法律权威的积极影响。因此成为一项传统。在现存的古代法堂上,都昭然地揭示“天理、国法、人情”的警示,以勉励司法官敦行不殆。法情允协、法理融通,既不防碍法律的实施与尊严,又可改变法律僵硬教条的表象,便于广大群众的接受。

  

   十一、重援法断罪,罪刑法定的法律传统

   先秦法家主张援法断罪,一断于法。《管子》中有云:“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 8 ]《云梦秦简》中出现的“不直”、“失刑”、“纵囚”都是不援法断罪而招致的罪名。公元三世纪,晋朝的思想家刘颂提出了 “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 9 ]刘颂的主张当时亦有反对者,是否规定为律文,由于晋律已佚,不得而知,但从《唐律疏议》的明确规定中,可以看出其影响的深远。《唐律疏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违者笞三十。”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显示了中华法制文明的灿烂。唐以后,《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皆沿用此规定,只是文字略有增减而已。特别是从唐朝起,法典中还规定“断罪不如法”的罪名,故意出入人罪者,处重刑;失出入人罪者,处刑轻于前者。为了使断罪如法,唐科举中,设“明法”一科,宋科举中设“刑法”一科。特别是宋朝,盛行读书读律的风气,苏东坡在给其弟的诗中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明清时期以八股取士,入仕之官,多不习法知法,为了补救,法典中专设“讲读律令”之条。每年年终,考试内外官的法律知识,不合格者,或革俸,或降职。清代律学的发展,各类律书的出现,有些简易读本,如律学歌诀,律学图表等,便是官吏接受律令知识的法律读本。讲读律令法在嘉庆朝以后逐渐废止,州县官审判多倚重刑名幕友。

   援法断罪、罪刑法定是中国司法一项悠久的传统。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得到了国内外法史界的认同。

  

   十二、重自然生化,天人合一的法律传统

   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化育是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必要条件,儒家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10 ]天地“以生为道”,[ 11 ]宋儒张载进一步论证了“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12 ]他所说“究天人之际,穹古今之变。”就在于如何建立天与人的和谐关系。表明作为个体的人,是和生生不息的自然界联系在一起,形成彼此和谐的共同体。

   古人从实际经验中认识到尊重自然生化规律对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只有保护自然环境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

   在古代法律中很早便保护自然界的万物的生成化育,保持一种平衡发展的状态。《逸周书》说:“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睡虎地云梦秦简》更以确切的法律资料说明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 ) 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鱼鳖,置穽罔(网),到七月而纵之。”《礼记·月令》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

   为了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自汉代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形成了顺天刑罚、顺天理讼,并根据天象示警来调整国家政策。《春秋繁露》书中表达了“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刑罚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之不可不备也。”[ 13 ]

   所谓顺天刑罚,就是司法活动合于天象,顺乎时令,并与阴阳相对应。《唐律疏议 ? 断狱》规定:“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该条疏议解释说:“依《狱官令》:‘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违者,徒一年。若犯恶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杀主者,不拘此令。”明清律中不仅有类似规定,而且还确定了应乎时令的热审和秋审。

   所谓顺天理讼,就是民事案件的审理要与时令节气相合,农忙时节不受理民事案件,以免有误农时。唐令所规定的务限法就是顺天理讼在民事诉讼上的具体表现:“诉田宅婚姻债负,起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检校,以外不合。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夺者,不在此例。”[ 14 ]《大清律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 “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时正农忙,一切民词除谋反、叛逆、盗贼、人命及贪赃坏法等重情,并奸牙、铺户骗劫客货,查有确据者,俱照受理外,其一应户婚、田土等细事,一概不准受理。自八月初一以后方许听断。若农忙期内受理细事者,该督抚指名题参。”

   根据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观念指导则天立法、顺天刑罚、顺天理讼等立法、司法活动,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优秀传统,它是中华法制文明的具体体现。

  

   结语

   以上中华民族的法律传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精神,它具有独树一帜的特点和优点。正因为如此,它在相当长时期,被相邻国家所传承和奉行。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世界法系之林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中华民族优秀的法律传统的价值,绝不限于历史范畴,它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尽管世易时移,但它所体现出的法文化,有些是有着超越时空的价值。传统经常是现实的出发点,不尊重传统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当然传统也要分析,吸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是对待传统的应有态度。而更为重要的,是提供科学的历史借鉴,为当前的法治中国服务。

  

   【参考文献】

   [1]二程遗书(卷五) 

   [2]王安石 商鞅

   [3]苏洵 嘉祐集(卷十)

   [4]韩非子·五蠹 

   [5]论语·颜渊 

   [6]贞观政要·刑法 

   [7]明史·刑法志 

   [8]管子·禁藏 

   [9]晋书·刑法志 

   [10]周易·系辞下 

   [11]二程集·遗书 

   [12]正蒙·诚明 

   [13]13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14]( 日 ) 仁井田陞 唐令拾遗[ M ] 栗劲 , 霍存福 ( 译 ) ?长春出版社, 1989 

  

   【作者简介】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5367.html
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