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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新生:“人性”:钱锺书史论中的“历史美学”要素

更新时间:2015-03-19 10:36:17
作者: 路新生 (进入专栏)  

   “人”有“外在”与“内在”存在的两面:“肉身”是人的外在存在形式;“心灵”虽亦肉质,却赋予人“思”的本能,“思”就能够且需要将肉身及其自身——“思”——作为对象“思”而“内视”之,此是谓人“内在存在”的表征。“人?”——“生?”这一连带性诘问差不多成了萦绕人“外在存在”与“内在存在”最艰难亦最有兴味之人间“第一问”,迄今为止的一切人文学科,无不因回应此一诘问之需而产生并发展。也正因此,“人”与“人生”原应成为一切人文学科的出发点与归宿。人谓“文学是人学”[1](P3),历史学归根到底也是“人学”。故代表着“人”根本属性之“人性”原本应为历史学的首要命题之一。

   钱钟书并非专门史家,却有其独到而丰富的史论。秉持“六经皆史”之道,尽去“文”、“史”壁垒,钱钟书遂集文论、史论家于一身。其论史,上下通贯,理路明晰,史料熟稔腹笥渊然若韩信将兵;其运笔,衷情恣肆,诙谐成趣,拔出流俗而成竹在胸,此乃钱氏史论之所长。读钱钟书的《管锥编》、《谈艺录》,每可悟出其对史中“人”——“生”之深切感念。凡遇“人性”之域,钱钟书总是不惜笔墨穿穴典故书之又书,复借美学慧眼细加厘析,遂使其重拾传统史学之长,且其所论又每具“历史美学”意味。钱钟书所涉多为当今史学界皆暌违已久之命题。反本溯源,若以美学视角对钱论重加剖析,实可收山石攻玉之效而纠当今史学之偏。

   一、“善”、“恶”集于一身:钱钟书论项羽

   司马迁的历史人物写真千古传诵,盖缘于太史公敢于直面人性之大要,笔触所及,善恶分明:或仁慈,或残暴,或贪好,或侮慢,直探人之本性,遂使太史公笔下的历史人物栩栩跃动于眼前,可亲可近若“活人”复现然。观《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尤以描写项羽最为生动。太史公分别于《项羽本纪》、《汉高祖本纪》、《陈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中有记叙。

   《项羽本纪》范增尝于鸿门宴“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陈相国世家》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洁好礼者多归之。至于立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

   钱钟书先引之以观项羽“不忍”、“恭敬爱人”之秉性。复探赜索隐,分别引《汉高祖本纪》、《陈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再见与“不忍”似相反而适相成之项羽性格的另一面。

   《汉高祖本纪》载,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剽悍猾贼!……诸所过无不残灭!’”

   《淮阴侯列传》载,韩信曰:“请言项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项羽本纪》载,项羽“拔襄城皆坑之;坑秦卒二十余万人;引兵西屠咸阳”。

   上述史料,钱钟书一一引后论谓:

   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刓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又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2](P275)。

   项羽抗暴秦,在秦汉易代“推动历史进步”的大趋势下成为重要历史人物,此为现今一般史著之关切点。如范文澜《中国通史》即言:“项籍引兵攻秦,怕降兵入关叛变,在新安坑杀秦兵二十余万。秦主力军完全消灭。巨鹿大战是决定秦亡汉兴的关键,没有这一次大胜,农民起义要受大挫折。”[3](P31)范文澜着眼于巨鹿大战之“历史进步意义”而非项羽之残暴。但钱钟书聚焦点则与一般史家不同,并不在意项羽抗秦“进步”与否,却将视角对准项羽之善恶,对项羽之人性诸相不厌其烦、不吝笔墨深加厘析。其评价的提示性意义在于:历史的大回旋与人性的善恶是两码事,历史的“进步”或“倒退”与之并不一定成正比,有时适或成背反;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也未必是一回事。细加思量,坑杀秦降卒,二十万鲜活的生命顷刻间化为冤魂,却换来一个冷冰冰的所谓“推动历史进步”的空洞僵硬的教条,此种评价视生命如草芥,毫无人性“尊严”可言。如果说引人趋善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那么,冤坑降卒而又以“进步”且“必然”评价之,则当诘问:为了“历史的进步”,秦之降卒就当该死吗?这样的史观,是否带有“诲杀诲戮”之嫌疑?这一点可暂且勿论,但它至少与康德提倡并完全正确的任何作品均应“指向高贵的意向”,终之于引向“对我们人格中的人类尊严的敬重”[4](P113)之旨趣南辕北辙。

   毫无疑问,历史的主体是“人”。“人生百态”,故“人生百味”,也因此历史有百态百味。历史的“百态”需借史家体会为历史的百味,只有百味的历史才是“原生态”的“活”历史。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盖根源于此。强行将历史框进一个“原理”中,并认定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千篇一律,万人一面,其间再也不见鲜灵活泼千姿百态的“活人”,一如围棋活命的“气眼”被堵死,历史学因此而“病”而枯萎。《庄子·应帝王》篇曰:“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此言,浑沌死于凿窍,窍凿似明而实暗。

   伯克(PeterBuzke)认为,西方史学思想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强调发展或进步,这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命运或天意概念。“受到现代科学的激发,人们自18世纪以来即广为追寻主宰历史发展或进步的普遍规律。”[6](P394—395)按照余英时的看法,“‘五四’之后中国史学思想日益疏远本身的传统,转而越来越崇尚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此时,中国史学研究和著作的素质开始显著滑落”;“20世纪的中国史家”成了“西方宏大理论的俘虏”[5](P396、416)。看此种对历史的理解是为一种“过度诠释”,一如过度修葺的“病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为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天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6](P186)。其结果是“强制”的“技巧”“窒息(或僵化)了精神”[7](P308)。比较起修葺一整的树丛精雕细琢的人工花圃假山造石,粗糙粗犷的大自然要美得多。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一自由,一不自由。上述范文澜的观点正是“疏远本身的传统”并受到“西方宏大理论”影响的产物。

   范文澜式的史观,尤以其抽去“人”与“人性”,所以,丝毫拨动不了人心这根“弦子”。因无视人性,故阅读贯穿此类史观之史著,绝无“历史美感”的享受。从“知人论世”处着眼,以人性而非以是否推动了“历史进步”云云为评价之圭臬,活泼而亲切,是一种更加自然、合理、科学的史观。

   钱钟书评项羽,也是其运用“美学”中“情致”原理审视历史人物的一种尝试。“情致”者,中国传统美学有“秉于中而发乎情”之谓也。就西方美学而言,黑格尔认为:“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的来源。”[8](P296)故他将“情致”定位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8](P296)。若试将“人性”替代“情致”,我们可以说,人性“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力量”。“情致”因扎根于“人性”之壤,故能动人,正如黑氏所言:

   情致所打动的是一根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的意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8](P296)。

   情致因发乎“本性”故必“真”:“在艺术里感动的应该只是本身真实的情致。”[8](P297)若以“历史学”为视域,则“真情”又必须以“真实”为根柢。“真情”系由“真实”逼迫催生而出,则其感人程度必然会超过虚构的“故事”。例如,黑格尔即以美学视角考察了亦诗亦史然本质为“史”的《荷马史诗》中人物“情致”的丰富性、复杂性,并指出,每一个英雄都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8](P302—303)。

   黑氏举“最年轻的英雄”阿喀琉斯为例:他“漂亮、暴躁,既会跑,又勇敢”。在他身上,“一方面有年轻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有人的一些其他品质”。他尊老爱母,鼎力助友;情人被夺,他为之痛哭;荣誉受损,他和统帅阿伽门农争吵;对于敌人,阿喀琉斯却“脾气暴躁,爱报复,非常凶恶”,把敌首赫克托的尸体绑在车后,绕特洛伊城拖了三圈。但赫克托老父来到他营帐,“他的心肠就软下来了,他暗地里想到自己的老父亲,就伸出手来给哭泣的老普莱亚姆去握,尽管这老国王的儿子是他亲手杀了的”。针对《荷马史诗》的描述,黑格尔论道:

   从此可知,知解力爱用抽象的方式单把性格的某一方面挑出来,把它标志成为整个人的唯一准绳。凡是跟这种片面的统治的特征相冲突的,凭知解力来看,就是始终不一致的。但是就性格本身是整体因而是具有生气的这个道理来看,这种始终不一致正是始终一致的,正确的[8](P306)。

   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8](P303)。

   黑格尔曾发问:像阿喀琉斯那种“心肠很柔软的人”,“怎么可能怀着恶毒的仇恨拖着赫克托的尸首绕着特洛伊城走呢?”黑格尔自问自答:对于阿喀琉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人!高贵的人格的多方面性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了它的全部丰富性”[8]P3112—303)。

   试以黑格尔之论阿喀琉斯与钱钟书论项羽相对比,二人同一视角且结论相类。项羽秉性之“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又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适若阿喀琉斯情致之“始终不一致”,“正是始终一致的,正确的”。阿喀琉斯的残忍,并不妨碍其“人格”的“高贵”,因为这“高贵”并非伦理道德的评价,而是人格多样性、丰富性的解析。这一评价尺度,同样适用于项羽。可见,钱钟书评价项羽所运用的正是“历史美学”的方法论。

   “历史美学”实“凿壁借明,乞邻求醯”[2](P1353)之法,即借西方美学方法论之“明”以反观历史之是也。“历史美学”涵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用美学的眼光考量历史本身。其要义在于注意人性之复杂性,即“情致”的丰富性。“生活的要素是什么,使人与人团结在一起的是什么,驱遣人的是什么,人有什么内在力量”[8](P50)等“美学”要素,同样亦均为史家所应考量的重要内容。“人性”的历史学意义,首先在于它可以直接影响历史的进程①。以“人性”为视角,有助于我们对历史进程之发生与变动有更加鲜活的领悟。因此,历史人物特别是政治领袖如刘邦、项羽、毛泽东、蒋介石、列宁、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以及一切历史事件,均当挖掘其人其事中的“人性”要素;瞩目于“人性”的历史美学,其价值又绝不仅仅在体悟历史的“进程”上而需更进一步。历史美学的价值尤其在于:它“直指人心”,剖析而警策之,能够避免“使人心变得干枯”[4](P113),鉴往知来,引人向善,故其终极目标在于引领人对于其何以为“人”并考量其“类性”之丰富性和复杂性而“惩恶扬善”。

“历史美学”的第二层含义是用美学视角评价史学。如对于《史记》,上接太史公千古神思,聆听其借写项羽吐露心声,使我们触摸到了司马迁的灵魂与史识。对于司马迁这样一些在中国星汉灿烂的史学天空中熠熠生辉的史家们,我们要表达的敬意与感激是真诚的。正是他们,让那些不愿意苟活于“历史现实”的牢笼而为真、善、美受着痛苦和煎熬;或是苟活而延续着躯壳的生命,但却灵魂缺失人性泯灭的历史亡灵重新鲜活地挺立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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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石家庄)201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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