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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进:地方档案的解读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新进展

更新时间:2015-03-10 20:31:43
作者: 徐进  

   近年来利用档案已成为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一个“行规”,这无疑是该领域研究的一大进步。但是如何使用档案也成为目前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有鉴于此,我希望从研究的价值如何判断、读史料中如何提出问题和历史情境中如何解读史料三方面来尝试化解这一问题。

   一、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学术史回顾

   近十年来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中运用档案进行研究成为“行规”,利用档案相比之前单纯依靠回忆录是一种进步,但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对档案的误用、缺乏对档案信息的充分解读、缺乏对史料的深入分析。举一个例子,有一本研究莒南土改的著作(《革命与乡村》王友明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些社会学、政治学的学者向我推荐的,这本书利用了很多档案,希望回答一个问题,抗日战争中的减租减息政策有没有造成地权分散?传统的革命史认为抗日战争期间减租减息政策并不激烈,并没有造成地权分散。而美国学者像胡素珊的研究(参见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则认为由于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因素造成了地权分散。王著并没有突破美国学者的这个结论,而言是一种平面的扩展,但不是深入。它的特点是使用了大量档案,但没有挖掘出档案本身的信息。比如档内容案显示,负担过重导致地价下降,人们拼命去卖地,也是造成地权分散的重要原因。但他的研究根本没涉及这一问题,他只是用档案论证简单命题。

   与王著相反,秦晖“关中模式”(参见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的提出与论证,对关中的地权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那么这个方面的研究又如何进行深入呢?山西大学胡英泽利用与秦晖一样的档案材料,并且使用了一些滩涂鱼鳞册等资料,采用了一些统计方法,发现秦晖在使用资料上有一些不当的地方,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近代地权研究的资料、工具与方法——再论“关中模式”》,对“关中模式”在资料匹配性、土地买卖频率、分析工具、区域社会特征等有待商榷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研究者必须了解哪些研究是深入的,哪些是没有深入的,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自己的研究。

   下面我讲一下我做的这个安徽省无为县的研究。我研究的起点在哪里呢?首先看一下以往的研究,比如田锡全对唐河县统购统销政策的研究,(参见田锡全,《基层政治动员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1953-1957年的河南唐河县为中心》,《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3期;田锡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及其在唐河县的运作(1953—1957)》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在我看来田锡全研究的问题就在于研究唐河的结论与我们传统上对统购统销政策的认识是一致的:国家给农民留了足够的粮食,农民的生活是得到了保障。这样他的研究看似是在一个新的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下对统购统销政策的研究,实际上还是那种对政策的注脚。再如罗平汉的《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他研究的进步在于发掘地方档案,说明了1956年和1957年部分地区的农民因口粮不足而反抗,不足的地方在于对档案史料的解读有问题。他认为不是政策、制度本身存在问题,而是由于部分干部的违法乱纪造成农民口粮不足。这种解读遵循了书写档案人的调子,将问题归结在基层干部身上。

   我研究安徽省无为县的统购统销,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口粮到底有多少?以往的相关论述都提到农民可以吃到40斤的口粮,这个数字可信吗?这个问题需要通过解读档案来解决。1956年10月份对当年产量的估产是五亿两千万斤,根据这个估产当时做了一个统购统销的计划。我们知道用总产量减去收购量再减去留用粮、种子粮和饲料粮,再除以农民人口数就是当时农民的口粮。当年的实际产量是四亿五千万,比估产少了七千万斤。当年的返销粮食恰恰是七千万斤,也就是说传统上我们认为返销的粮食就到了农民手中,而无为这一年的情况是实际上农民并没有得到返销粮。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口粮是30斤。再来看一下1956年底的县委会议记录,出现了对饥荒的讨论。这样的研究意义在于首先用档案考证出农民的口粮到底是多少,这个研究还是一个制度史的研究,使大家对这个制度有新的理解。这还是一个县级政治史的研究。这个研究是通过史料本身来提出问题。档案的不同种类是不同利用的,比如有的是工作计划,有的是工作总结。

   二、从相反和相异的史料中提出问题

   与既有认识逻辑相异的史料,要高度注意。比如用无为的数据说明农民的口粮,就要注意到与我们认识中的虚假知识的区别,靠档案说话。再比如1950年9月毛泽东批评董必武不给他作报告,现在的研究者多直接用这个事例,实际上如果仔细看《董必武年谱》(董必武年谱编纂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可以知道董必武一直在给毛作报告,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为什么毛泽东会这样说呢?结合其他的同时段的史料,便知道在联合政府的体制下的运作存在党和政府的张力关系,这是令毛不舒服的地方。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已公布的材料、档案中发现问题,并通过旁证、互证等方法推进新的历史认知。

   掌握相关的材料固然重要,但如何去“熟悉化”就是研究者十分值得注意的地方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从相反和相异的史料中提出问题。当今学者研究相关问题,肯定会找到大量的公开文件,形成一个共识区域。但我们需要做的是,保持对共识的警惕性。无论是已公布的各类史料还是自己掌握的一手档案材料,时刻与既有的研究保持对话,而不是用新材料证旧观点。如果仅是为现有研究增填注脚,那么有无档案材料其实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比如我在老区干部村干部的贪污问题就发现与前辈材料相异的问题。黄道炫教授曾(《洗脸》,《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利用大量的报刊等材料证明当时的农村干部在土改中产生了大量的贪污问题,颇有所见。但是我利用各档案馆相关档案材料继续深入研究,则发现由于中共权力集中、政令畅通、动员能力强大,当其发动大规模整党运动时,各级干部必须遵守党的整改等决策,各级报纸也必须凸显党的决策,才使村干部贪污罪行一时显得罄竹难书。但村干部在看似最为严重的果实与摊款中的贪污问题,其实恰恰与中共既有的基层制度有直接关联,并不如整党运动中宣传的那么恶劣。(徐进:《政治风向与基层制度:“老区”村干部贪污问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如此我们可知,不仅需要时刻注意相反和相异材料,警惕“熟悉化”的认知误区,还要注意不同档案材料的不同说法。哪怕只是细微的不同说法,背后也可能隐含地方实际,夹杂着政策的变异与融通,而不是既有研究的宏观论断。

   三、把史料放入历史情境中的深入解读

   档案的不同文类,比如总结性还是过程性档案?多样化史料的利用来形成对历史问题的新认识,离开具体的历史情境将是难以理解的。比如利用总结性档案就得注意与之前的过程性档案进行比对。我在研究安徽无为县的统购统销的实施过程,就充分利用过去研究的很少利用的县委会议记录、工作报告和总结,并比较县粮食局的各种工作报告和统计表,考察了整个统购统销的实施过程。就如上面所言,当时估产与实际产量相差太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何在当年没有发生饥荒呢。我就仔细考察了当时无为县委与上级无湖地委乃至安徽省委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了使农民每月30斤的原粮,县委多次紧急讨论并再三向地委要求调拨粮食,终于得到满足农民口粮消费的调拨粮14000万斤,正是利用多样化的史料,反复考察农民口粮变化的横向问题以及县委与地委以及省委的互动,从而完成对无为县政治过程的研究。

   如今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当代史,利用档案史料已然成为行规。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档案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最为宝贵和重要。在强调档案重要性的时候,也要把史料放入具体情境深入分析。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对档案材料进行鉴别和分析。《顾准自述》一书是根据类似于档案的原始文件而编辑出版的,均为顾准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许多为自诬之词,如果以此来判断顾准在文革中的思想状况,就很可能与其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出入甚至是乖谬。所以说档案极其重要,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利用多样化的材料进行辨伪考证的基础上,把档案放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深入解读。

   举个例子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持用阶级分析方法并希冀运用阶级斗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极为重视各级干部的阶级成分问题。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特色,又十分重视基层农村政权的政党,也非常重视农村干部的阶级成分问题。但既有的研究都偏重讨论农村干部的阶级成分比重问题,似乎这些农村干部的阶级成分从未变化。其实不然,我利用河北省的档案材料就发现,在晋察冀,不同的级别干部在不同时段对村干部阶级成分和政治表现有不同看法,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动直接影响着村干部阶级成分的问题。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干部对于村干部阶级成分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单纯从阶级成分出发分析问题,村干部阶级成分中农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凡是村干部出现问题即是因为其阶级成分出现问题。负责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工作的刘少奇就采取了后一种意见。又由于上有所好下必趋之,下级干部汇报的村干部阶级成分消息失真,最终导致全国土地会议得出了村干部韦地主富农掌握的错误结论。当然下级干部关于村干部阶级成分的汇报之所以失真,固然有迎合当时高层领导意见的一面,但一方面也和阶级成分标准可以有多重解读有关。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关于1947年整党的相关文章,以及《开放时代》中的关于统购统销的文章。(参见徐进,《粮食与政治:论1956年安徽省无为县统购统销的实施》,《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徐进,《解放战争时期土改整党中晋察冀区村干部阶级成分问题的由来》,《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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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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