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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对日政党外交

更新时间:2015-03-10 19:19:32
作者: 林晓光 (进入专栏)  

    

   林晓光,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步入"不惑之年"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稳定和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一时难以妥善解决的结构型矛盾问题。如何维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如何妥善和理智地处理、至少是有效地控制中日之间众所周知的矛盾问题,使之不至于频频激化摩擦乃至于干扰和冲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是中日两国都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艰难历程,反思这一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并就其中当时双方反复协商、甚至激烈争论的一些主要问题和谈判过程的细节,做进一步的说明、解读和反思,也许可以为我们处理当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时,提供历史性的思想资源。

   根据日本的《情报公开法》,凡是期满30年的政府档案(除涉及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均应公开。依据这一法律,日本外务省于2002年公开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有关档案,其中包括周总理与田中首相的4次政府首脑会谈记录,姬鹏飞外长和大平外相的3次会谈记录,以及以"竹入笔记"而闻名于史的周总理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的3次会谈记录。这些档案的解密和公开为我们研究40 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以及中日关系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由于中方尚未公布相关外交挡案,因此本文主要依据日方公开的会谈记录,并参考有关这一段历史的相关资料(专著、回忆文章、论文等),展开分析研究。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前奏和序幕:多元化的政党外交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国际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解冻,为中日关系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1971年,中方抓住日本内阁更迭、对华政策调整的契机,不失时机地推进"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寻求与日方各种渠道的非正式接触以了解情况、沟通信息,展开以争取日本政府领导人访华为目标的超党派外交。

   1、政党外交的启动和加速

   1971年3月下旬,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锦标赛,周恩来安排中方对日工作班子成员王晓云等随行。王晓云赴日后与自民党领袖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以及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等政界人士见面并交换意见。中方主动发起的新一轮对日政党外交就此拉开序幕。

   l971年6月,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率代表团访华,与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进行了会谈。由于双方在日本军国主义是否已经复活的问题上产生了原则性分歧,所以经过长达l0天的会谈以后也未能达成共识,会谈因此陷入僵局。正当竹入准备放弃与中方发表联合声明的设想,打点行装、率团回国之时,却突然接到中方通知:周恩来将于6月28日接见公明党代表团、并与之进行会谈。会谈开始后,周恩来首先强调"中日双方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是不可能的",然后将公明党有关中日关系的政策方针归纳为5项主张,同意在这5项主张的基础上发表中国政府和公明党的联合声明。后来这5项主张压缩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作为中方提出的有关中日间复交谈判的基本原则和先决条件。8月,中日备忘录贸易的开拓者松村谦三去世,周恩来派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作为特使赴日吊唁。王国权在日本与三木武夫、竹入义胜和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等见会面并交换意见,耳闻目睹日本国内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社会舆论日益高涨的情况,回国后向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随即指示中方有关部门抓紧时机开展政党外交。从9月开始,中方陆续邀请日本政界人士访华,探索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途径。

   中方积极主动的外交活动和日本国内要求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社会舆论,从内外两个方面构成巨大压力,使日本政府深感形势逼人。当时的内阁首相佐藤荣作长期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此时也觉得再不寻求与中方对话将陷于被动,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私下里却不得不寻找与中方沟通的机会和渠道,开始了"在水面下激烈划腿"的"鸭子外交"。执政的自民党派干事长保利茂和外相福田赳夫找到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托美浓部携保利茂致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即"保利书简")于1971年11月上旬访华,试图建立自民党对华交流的新渠道。"保利书简"称:希望举行中日间的政府会谈,尽早克服中日关系的"不自然状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但却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周恩来会见美浓部时明确拒绝如此暧昧含混的表述,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问题已经由联合国解决了,言下之意无论日本政府承认或是不承认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日本政府需要做的是顺应历史潮流,那种分裂中国的思想只能存在于帝国主义者的头脑里。  由于"保利书简"没有按照中方的主权承认原则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因此美浓部的访华未能如愿搭建成功中日两国政府和执政党之间的沟通渠道,但日方却通过中方对于涉台问题的严正立场和问题意识,深切感觉到中方对台湾问题的重视,于是开始筹划如何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通过"法律解决"的模式回避或淡化台湾问题。

   1972年4月,日本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访华。由于春日在出发前曾与自民党内的派阀领袖、重量级政治家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会谈,达成了中日政府间对话时机已经成熟的共识,因此带有"为政府间交涉开路"的目的。春日到北京后,在与王国权的会谈中强调:日方尊重中国主张的"台湾问题"原则,但"日台和约"规定了战后日台关系的事实也不能抹煞,所以应该通过双方政府间的事前交涉来解决坚持原则与"灵活处理"的问题。周恩来在4月12日会见春日时提出:中日两国的目标是促进友好、恢复邦交、消除战争状态、缔结和平条约,政治问题虽然不可能都达成一致,但可以求大同、存小异。表明中方在原则上不反对春日提出的"灵活处理"。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会谈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尽量压缩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到"必要的最小限度",即集中于"台湾问题"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对于双方立场距离过大而无法妥协以达成共识的钓鱼岛主权争议、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采取了回避、搁置的态度。

   通过与日本民社党的联合声明正式公布"中日复交三原则"后,中方的政党外交目标进一步兼顾到日本的执政党。周恩来布置王国权邀请作为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之一的三木武夫访华。三木来华后,周恩来于4月17日和21日与他两次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强调"中日复交三原则"的不可动摇和重要意义,三木提出了自民党关于中日恢复邦交的"三步走"构想:日本下一届首相访华并就战争历史作出道歉,中日双方发表结束战争状态和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本政府单独发表声明宣布"日台和约"失效;最后由双方外交部门谈判缔结和约。同时仍希望中方"灵活处理"具体问题,以有利于日本国内团结亲华派、说服中间派、瓦解亲台派。 日方的三步走构想包括了"政治解决"和"法律解决"两个部分,但重点在于"法律解决",以模糊的态度处理"日台和约"问题。周恩来还亲自指令驻日记者会见自民党派系首领之一的中曾根康弘,了解到时任日本内阁防卫厅长官的中曾根十分介意被称作"军国主义分子",遂令驻日记者转达口信:欢迎中曾根访华。中曾根认为这等于是中方为他摘掉了"军国主义分子"的帽子,于是决定支持主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担任自民党总裁。  这对于田中在党内总裁选举中战胜福田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政党外交的进展,中日双方对于对方政策立场的了解逐渐增加和深化,同时也更加需要及时沟通信息。鉴于当时日本自民党内总裁竞选日见激烈,中方出于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考虑,非常关心谁能成为现任总裁佐藤荣作的后继者,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资料。于是1972年5月1日向竹入发出"欢迎在5月10日前后率领10到12人的代表团访华"的电报,结果竹入只是派二宫文造副委员长率领公明党第2次访华团于5月ll日抵达北京访问。周恩来在代表团抵达北京的当天就接见他们并详细询问了自民党总裁候选人之间"角福战争"的情况。代表团成员提出各种证据以说明田中角荣获胜的可能性较大,周恩来当即请公明党方面秘密传话给时任通产大臣的田中:"如果田中做了首相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我们欢迎。""我作为东道主迎接田中,决不会让他感到为难。"公明党也向中方通报了日本国内政治的最新情况:1、田中将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并承诺组阁后即着手解决日中复交问题;2、对于自民党政府的这一政策,公明党将给予全面合作。中方对此即刻作出了善意回应,周恩来请二宫向田中转达中方的口信:如果胜选并出任首相,欢迎来中国探讨恢复邦交事宜。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邀请竹入义胜再次访华,对于选择竹入作为中间人向日本政府传递更重要信息,似乎已经成竹在胸。

   1972年7月5日,田中角荣当选为自民党新总裁后,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了。"7月7日新内阁成立后,田中发表就职讲话提出"要尽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形势下强力推行和平外交"。 周恩来立刻注意到田中首相发展中日关系的积极态度,并在7月8日召集外交部及相关外事、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之事。为了及时把中国政府对田中就职讲话的欢迎意向转达出去,周恩来于7月9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晚宴上,特意加了"田中内阁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一句话。这是新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做出可以与日本政府交涉恢复邦交问题的公开表明。当天的《人民日报》也根据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方针,报道了田中内阁的诞生及其对中政策。周恩来曾严厉回绝佐藤内阁要求与中国政府就邦交问题进行沟通的请求,但对田中首相的表态却给予快速回应,消息传到日本国内,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田中新内阁的外相是其党内盟友大平正芳,田中首相与大平外相达成共识:新内阁最大的外交课题就是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历来亲华的日本社会党表示:将积极推行超党派外交,全面支持政府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策行为。社会党副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因此会晤田中、大平,并带着他们同意"中日复交三原则"的口头保证访华。佐佐木来到北京后: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两次会谈。佐佐木表示:"来中国以前我和田中首相进行了会谈,首相决心排除一切反对势力,全力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周恩来立即表态说:"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接待的标准和接待尼克松时一样。"佐佐木于7月20日回日本后即向田中首相报告访华的情况。  促使日本政府更为积极认真地考虑如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接见佐佐木时曾表示:不必再讲什么"谢罪"之类的话了,应该向前看。这一态度表明了中方的宽容大度和襟怀坦荡,但千方百计回避侵略战争责任的日方却利用这一点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牟取了多重利益:政治上,在处理中日关系、涉及历史问题时不再使用"谢罪"一词;法律上,从"不必谢罪"自我引申、扩大到不必承担战争责任和赔偿义务;心理上,形成逃避侵略战争责任的"集体无意识";社会文化上,导致对于侵略战争历史的群体性的"选择性记忆"。

   2、政党外交再掀高潮

中日之间政党外交紧锣密鼓的进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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