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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日本公明党和"竹入笔记"

更新时间:2015-03-10 19:09:07
作者: 林晓光 (进入专栏)  

  

   林晓光 国际政治学博士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步入"不惑之年"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稳定和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一时难以妥善解决的结构型矛盾问题。如何维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如何妥善和理智地处理、至少是有效地控制中日之间众所周知的矛盾问题,使之不至于频频激化摩擦乃至于干扰和冲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是中日两国都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艰难历程,反思这一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将为我们提供处理当前中日关系的历史性思想资源。

   根据日本的《情报公开法》,凡是期满30年的政府档案(除涉及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均应公开。依据这一法律,日本外务省于2002年公开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有关档案,其中包括周总理与田中首相的4次政府首脑会谈记录,姬鹏飞外长和大平外相的3次会谈记录,以及以"竹入笔记"而闻名于史的周总理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的3次会谈记录。 这些档案的解密和公开为我们研究40 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以及中日关系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由于中方尚未公布相关外交挡案,因此本文主要依据日方公开的会谈记录,并参考有关这一段历史的相关资料(专著、回忆文章、论文等),展开分析研究。回顾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艰难历程,并就其中当时双方反复协商、甚至激烈争论的一些主要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解读和反思,也许可以为我们处理当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时,提供历史性的思想资源。

   一、 中国的对日政党外交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国际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解冻,为中日关系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1971年,中方抓住日本内阁更迭、对华政策调整的契机,不失时机地加大力度、推进"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寻求与日方各种渠道的非正式接触以了解情况、沟通信息,展开了以争取日本政府领导人访华为目标的超党派外交。

   1、日本公明党与竹入访华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奉行"人民外交"的外交理念和政策行为,对于日本各在野党推动中日关系、影响日本政局和社会舆论的作用相当重视。1969年1月,公明党全党大会提出了《公明党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发表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法途径》一文,周恩来对此有相当高的评价。竹入义胜作为日本公明党委员长于1971年6月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同中日友协发表了联合声明,主要内容有:"一个中国"、"日台和约非法"、"反对美国驻军台湾"、"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等,提出了同中方观点基本一致的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五项主张,因而得到了中方的高度赞赏。这个声明是周恩来根据公明党的对中政策定案的,以后成为了对日交涉的"基本三原则"。周恩来在会谈中表示:"从公明党成立开始,我们就关注你们的主张。你们对发展中日关系有着很好的建议,所以我们要请你们来中国。对如何尽早实现中日邦交,你们有正确的意见。"

   1972年,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中方首席代表肖向前奉命赴任东京后不久,为了向仍然迟迟没有明确答复的日本政府转达更为明确的信息,推动犹豫不决的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早日作出政治决断。于7月23日与公明党接触,转达中方邀请竹入义胜尽快访华的电报。由于7月17日的日本媒体已经广泛报道了社会党的佐佐木带回周恩来"欢迎田中访华"的口信一事,公明党内部对于在短短2个多月之后是否应该接受中方邀请、组成第三次访华团议论纷纷,部分人提出"这时候派出公明党第三次访华团,还能起什么作用呢?"这样的疑问其实就是反对意见。特别是公明党的后盾----创价学会也反对竹入访华,理由是为什么要帮助田中和执政党,对竹入协助政府开展秘密外交进行牵制。竹入本人对是否有必要如此密集地访华也犹豫不决,但是在自民党议员古井喜实的劝说下,最终决定尽快访华。竹入回忆说:"二宫带回了周恩来欢迎田中访华的口信,我总不能空着手去中国吧。于是在访华前为打听到政府的方案而和大平外相见了几次面,可是大平外相什么也不肯告诉我。没有办法,出发前我去了田中首相的家里,但简直不能相信田中首相的态度却变得非常消极。"  对此,"竹入证言"有更为详细的记述。竹入回忆说:"访华前和大平外相在饭店见了四五次。我问他,田中首相到底有没有决心实现日中邦交,大平外相一边吃饭一边说'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和中国方面接触并收集情报''正在讨论各种问题'等敷衍搪塞的话,其他的什么也不肯多说。连一句'请多关照'的话也没有。"完全不得要领。与田中的会面更是遭到直截了当的拒绝。竹入回忆说:"我在访华前两天的晚上秘密地去了田中首相在目白的家,正在吃寿司的田中首相说的话却让我大吃一惊。他说,竹入君,我才刚刚当上了首相,如果马上着手日中问题的话会遭到台湾派的强烈反对,田中内阁就会垮台。我现在没有精力考虑日中问题,也不想采取任何行动。"见田中如此消极,无可奈何的竹入只好降而求其次,提出"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请你亲笔写个条子,就说我和你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但田中毫不留情地给予拒绝"这可不行,会让中方误认为你是我的代理。"田中和大平的拒绝,使本来准备带着田中的口信或亲笔信去访华的竹入计划落空了。情急之下,竹入"给正木(良明)政治审议会会长打了电话,让他把手头所掌握的有关中日关系的资料都找出来,从中整理出日本政府对于日中邦交的基本观点。但是不能站在中国和亲中派的立场上,而且这些观点要能得到广大日本国民的理解。"  由此形成了所谓"田中准备与中国谈判的20项内容"。至此,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原来竹入访华、与周恩来会谈时交给中方的所谓"田中准备与中国谈判的20项内容",并非由日本政府拟制形成的草案,而是公明党两位领导人自说自话编写的一篇"小作文"而已。

   2、竹入访华未能得到政府授权

   中方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对于公明党的厚望和重视,是公明党借助外部资源在国内提升政治地位、扩大社会影响的好机会。但对于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仅依靠在野党的实力和地位是不够的,最后总还是需要政府之间的协商来确定。精明的政治家竹入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因此他试图利用日本政府的政治资源,在日本政府的委托之下,作为政府代表或特使与中方交涉,有了如此身份,既能得到中日双方政府的重视,也能为公明党增加国内政治博弈的砝码,并加强自己在党内和日本政坛上的政治地位。为得到政府的正式授权,竹入拜会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要求得到政府授权他在访华期间与中方讨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相关问题。但田中和大平出于国内政治利益和政府主导外交的考量,不肯为竹入访华背书,也就是不肯让在野党为日中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而占据对执政党的政治优势。田中坚决拒绝出具书面委托字据,大平则以政府方面"已经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国接触、收集情报"为托词,对竹入访华既无托付、更不信任。这使已经决定访华的竹入左右为难:不去北京,对中方失礼,以后难以再打交道;去北京,没有日本政府的委托和意见,怎么跟中方谈判呢?于是竹入吩咐公明党政审会长正木良明,根据对日本政府相关政策的理解,草拟了"维持日台条约、容认日美安保条约"等20条所谓的"官方见解",并将这份自行拟制的文件带到了与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

   那么,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高扬"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的旗号,经过激烈竞争才获胜的田中,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不到两个星期后就态度豹变,不打算利用竹入访华的机会来积极解决日中问题,拒绝给竹入提供保证呢?从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情况分析,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1)尽管当时中日友好无疑已经是大势所趋,但田中仍然担心国内右翼势力的压力,因为自民党内亲台派议员人多势众,强烈反对日本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党和政府的决策层形成强有力的制约,迫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小心翼翼、谨言慎行。(2)出于政府主导外交的制度要求,田中、大平都极力确保政府对外交的强力控制,不仅在访华前指令自民党内多年从事中日友好的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回日本,不得参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更不想借助在野党的力量来完成秘密外交,以至为在野党加分、而令执政党失分。(3) 鉴于中方曾提出中日复交三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废除"日台和约"。田中担心废除"日台和约"会引出赔款问题。台湾与日本签订"日台和约"声明放弃赔款。如果废除这一条约,中方可能会重新提出对日索赔。因此,田中和大平对竹入的使命并不看好,更不敢轻易给竹入予政府授权而压上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为赌注。(4)最重要的,是当时田中内阁已经和率领上海舞剧团访日的孙平化取得了直接联系,正在就有关的访华事宜进行秘密交涉,不希望由于在野党的插手而节外生枝,更不希望由于介入人员过多乃至于泄露了秘密,特别是担心万一竹入与中国谈判失败、消息走漏,将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

   至此,所谓"和式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背景真相终于水落石出。竹入第二次访华并非像他自己所称以及许多学者所记述的那样,作为"特使"受到了田中首相的委托和政府的授权,像基辛格那样秘密来到中国进行交涉的,其实是接受了中方的紧急邀请而来到中国的。

   1972 年7月25日,由竹入、正木和大久保直彦3人组成的公明党第三次访华团从东京出发。中方最初曾希望竹入一行能像基辛格那样秘密访华,提请代表团先到巴黎、再转机飞往北京。可是由于事前走漏了风声,因此只能按照当时的惯例,从东京到香港转机再去北京,这样的行程一般需要3天时间。可是公明党代表团到达香港机场时受到了新华社驻香港分社领导的迎接,并安排竹入一行坐汽车从深圳入境直达广州机场,然后乘坐专机当天夜里即抵达北京。从东京到北京能当天抵达,这在中日交流史上还是第一次。竹入等人到宾馆后来不及吃饭,就和等在那里的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进行了会谈。但两人会谈的内容因为没有正式记录资料现在无从考证。据竹入回忆说:"我向廖承志和王晓云谈了十多条想法,并告诉他们这不是田中首相的口信,而是我们整理的内容。"王泰平对廖承志和竹入次日举行的正式会谈有如下记述:"7月26日上午8点,廖承志会见田中首相'特使'竹入义胜。竹入说他访华前和田中首相谈了三次,田中让他向周总理转告以下几点:(1)双方同是东方人,所以在遵守信义这一点上绝没有问题;(2)关于访华日期还要看看情况;(3)田中希望中方派廖承志先生率中日友协代表团访日;(4)田中希望访华时能直飞北京。"  在会谈中,竹入还以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日本国内面临很大困难为由对中方施加压力,要求中方接受"认可日美安保条约、不废弃日台条约、维持日台交流"等三项条件,声称如果中方不接受这三项条件,不仅中日邦交正常化难以实现,连主张推进这一政策的田中内阁恐怕也难以为继,如果田中首相在这一问题上不能统一国内意见,就不得不考虑内阁总辞职、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

众所周知,国内政治和社会舆论的变化固然会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但国内政治和社会舆论并非决定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唯一的、最关键的因素。日方在与中方谈判时,不仅竹入,包括田中、大平,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复强调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舆论对外交的制约,以迫使中方作出让步和妥协。这种谈判手法与中方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为对方考虑、照顾对方困难的做法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中方接受日方的辩解,主要是为了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外交目标,改善国家安全环境,以便进一步构建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大战略,因此力争求大同、存小异,尽量避免在技术问题、文字含义上与日方纠缠不休。另一方面也是中方多年以来的对日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对日本国情之动态现状的了解认识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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