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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唐初三十年的文学流程

更新时间:2015-03-10 14:06:50
作者: 傅璇琮 (进入专栏)  
无论内容与格调是完全不同的。

   从大的空间来说,当时的诗歌创作,也并非只是长安城中一些上层大臣,还有其他地区的一般诗人。除了大家所知的居住于山西龙门的王绩外,我们还可举出几个。如曾在齐王元吉府中的陈子良,后因事贬官入蜀,任相如县令,卒于贞观六年(注:参见《唐诗纪事》卷四,《法苑珠林》卷六五引《冥报记》。)。他有几首诗很有特色,如《于塞北春日思归》:“我家吴会青山远,他乡关塞白云深。为许羁旅长下泪,那堪春色更伤心。惊鸟屡飞恒失侣,落花一去不归林。如何此日嗟迟暮,悲来还作白头吟。”《伤别》:“落叶聚还散,征禽去不归。以我穷途泣,沾君出塞衣。”

   还有崔信明、郑世翼,《唐诗纪事》卷三曾记有:“有崔信明者,尝矜其文,谓过李百药。世翼遇之江中,谓曰:‘闻公有枫落吴江冷,愿见其余。’信明欣然,多出众篇。世翼览未终曰:‘所见不逮所闻。’投诸水,引舟去。”这是一段诗歌佳话,“枫落吴江冷”即因此而传世。崔信明于贞观六年应诏举及第,曾作几任地方官。他的诗传世的虽仅《送金竟陵入蜀》五律一首,但这首五律中的“猿声出峡断,月彩落江寒”及“枫落吴江冷”单句,是确有诗情的。郑世翼为人倨傲,他于贞观十年左右因“坐怨谤,配流巂州,卒”(《旧唐书》本传)。《全唐诗》卷三八载其诗五首,都是五言,其中《巫山高》一首颇有格调:“巫山凌太清,岧峣类削成。霏霏暮雨合,霭霭朝云生。危峰入鸟道,深谷写猿声。别有幽栖客,淹留攀桂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贞观前期,就全国范围而言,有长安上层人士的赞颂升平之音,有山西、塞北、江淮、蜀江等普通文人抒怀写景之作,贞观的诗坛也确非单调一色的。

   五

   既云文学流程,最好是一年一年地记录作家的文学活动及当时朝廷的文化措施,但这样做就非一篇论文所能容纳。近些年来我与几位友人在作整个唐五代文学的编年史,已将定稿的初盛唐文学卷,即618-755(天宝十四年),就将近六十万字,则平均以每年五千字计算,唐初32年就有十六万字。因此本文只能大体按时间顺序,择其重要的文学事件,加以论列。

   我们在唐开国第一年即武德元年,已介绍被誉为开盛唐之音的魏征《咏怀》诗,但在此后整个武德年间,魏征却未有特别的表现,原因是他从窦建德军归唐,为李建成引入其太子府第;李世民开设文学馆,当然不可能有魏征,因此魏征未被认为是李世民政策班子中的核心人物。但李世民登上帝位后,魏征却以其卓识与直气受到器重,被授为秘书监。秘书监虽未有政治实权,却能起典籍整理的文化建树作用,其历史意义是一般的行政长官所不能比拟与替代的。

   贞观五年九月,以魏征领衔,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参预,受太宗之命,编成《群书治要》50卷,上奏。此书的编撰,是唐太宗立国的一贯主张,就是“欲览前王得失”,吸取教训,巩固政权。他在贞观二年就对房玄龄说过:“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东征西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古人云不学面墙,莅事惟烦,不徒言也。”(《贞观政要·悔过》)后几年又曾说:“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已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贞观政要·慎终》)这种在即帝位后立即自觉进行文化补课,在中国封建帝王中,是极为少见的。《群书治要》所采,“爰自立经,讫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注:《唐会要》卷三六。)。正如魏征在序言中所说:“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注:魏征《群书治要序》、《全唐文》卷一四一。)此书受到清中叶著名汉学家阮元的重视,被誉为“洵初唐古籍也”(注:见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揅经室外集》卷二。按《群书治要》,《宋史·艺文志》未著录,则至宋元之际已失传,阮元所见是日本影本,已缺三卷(卷四、一三、二三)。阮元在提要中说:“所采各书,并属初唐善策,与近刊多有不同。如《晋书》二卷,尚为未收《晋书》以前十八家中之旧本。又桓谭《新论》、崔寔《政要论》、仲长统《昌言》、袁准《正书》、蒋济《万济论》、桓范《政要论》,近多不传,亦借此以存其梗概,洵初唐古籍也。”)。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规模更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即修唐以前的梁、陈、北周、北齐与隋五朝历史,《梁书》、《陈书》由姚思廉撰,《周书》由令狐德棻撰,《北周书》由李百药撰,魏征为“总加撰定”,并亲自主持与现政权关系更密切的隋朝国史的编撰——《隋书》。如果与稍后进行并于贞观二十二年完成的《晋书》合计,则中国历史上史籍巨著“二十四史”,有四分之一是在唐贞观时期不到二十年间撰成的。

   修这几部史书,不仅仅是从探索政治得失着眼,书中还从文学创作的兴衰及历史变迁总结经验教训。魏征与令狐德棻、李百药都共同对梁陈宫体诗加以严厉抨击,但他们对南北朝一些有成就的作家,还是肯定其文学成就的,如魏征在《隋书·经籍志》四中说:“宋齐之世,下逮梁初,(谢)灵运高致之奇,(颜)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丽藻,沈休文之富溢,辉焕炳蔚,辞义可观。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提出南北融合的主张,即:“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这点,已有不少论著叙及,本文不再多述。我这里想补充的是,这种对南北文风取长补短之见,是一种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必然趋势,这在唐代立国不到二十年就提出来,确实表现出一种远见,极为难得。又譬如,天宝时殷璠编选盛唐人诗,其叙中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而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提出“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的标准,其中之一即是“其调也尚远”。一百年前后,其文思相合如此,也可见出唐初这些上层大臣的文化涵养。

   在此之后,连续有好几部与文学有关的书编撰。如贞观十五年十月,由尚书左仆射高士廉主持,魏征、许敬宗、吕才、房玄龄等参预的《文思博要》1200卷完成(注:《唐会要》卷三五。)。高士廉在该书序中说:“帝听朝之暇,属意斯文。……以为观书贵要,则十家并驰;观要贵博,则七略殊致。”(注:高士廉《文思博要序》,《全唐文》卷一三四。)则此书之修撰,也出于唐太宗的旨意。本年左右,曾为秦王文学馆学士的刘孝孙,请长安纪国寺僧人慧净编纂一部近现代诗选:《续古今诗苑英华》10卷。所谓续,即续《古今诗苑英华》,此书相传是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其幕府文士刘孝绰共同编集的。慧净这部书,辑梁至唐初154人诗548首,是唐初规模最大的一部诗选,也是当时开唐人选唐诗的先例。刘孝孙为此书写了一篇长序,对南北朝后期作者温子昇、邢劭、徐陵、庾信、王褒、沈炯,评价都很高。可见唐初的诗评家,对前朝诗歌,并不一概否定,他们是抱公允、开放的态度的,这点也值得注意。

   与此同时,弘文馆学士褚亮与其他学士一起还编选了诗歌摘句《古文章巧言语》一卷。高宗时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序》曾提及此书,说“皇朝学士褚亮,贞观中奉敕与诸学士撰《古文章巧言语》一卷”(注:见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可见此书也是奉太宗之命而编的。元兢在序中虽对此书所选诗句不甚恰当有所评议,但仍可看出此书所选有不少南朝诗人的佳句(可惜书已不传)。

   另外,贞观十六年,又有两部颇具学术价值的书编成,一是太宗子魏王李泰的《括地志》50卷(注:见《唐会要》卷三六,又《唐大诏令集》卷四○《魏王泰上括地志赐物诏》。),始修于贞观十二年,是一部当代地理志。可惜书已不传,现在只有辑本。另外,也在这一年,孔颖达奏上其奉敕复审之《五经正义》180卷。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对汉以后儒家经书作整理校注的一次阶段性成果。

   贞观后期,文坛上的人物,又有较大的变化。如:贞观十五年,欧阳询卒;十六年,刘孝孙卒;十七年,魏征卒,曾以作赋著称的谢偃卒;十八年,王绩卒;十九年,岑文本、颜师古、慧净卒;二十一年,高士廉、褚亮、杨师道卒;二十二年,孔颖达、房玄龄、李百药卒。而在此之前,虞世南已于贞观十二年卒。这样,由隋入唐,在唐30年文学舞台上曾活跃一时的人物,逐渐离开人世。而与此同时,贞观十二年或稍后,乔知之生;十六年,骆宾王19岁,赴京洛应举,行前曾上书兖州长史求荐,表示自己即将走上“迁乔之路”,而卢照邻也已10岁,正在扬州向《选》学大师曹宪求学;十九年,李峤生;二十一年,《书谱》作者孙虔礼生;二十二年,苏味道生。而时隔两年,即太宗卒后第一年,唐高宗永徽元年(650),王勃与杨炯出生;永徽二年(651),刘希夷生。——这样一个简表,表明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而在这前后交替中,李世民还坚持其对文学、书法以及佛学等的爱好之情,这是较为难得的。如贞观十八年二月十七日,他宴群臣于玄武门,乘兴作飞白书(注:《唐会要》卷三五:“十八年二月十七日,臣五品已上赐宴于玄武门,太宗操笔作飞白书,群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竞。”)。同年五月,又为飞白书写于扇上,赐长孙无忌、杨师道等(注:《墨薮》卷二:“贞观十八年五月,太宗为飞白书,……笔势惊绝。”)。八月,作五言组诗《帝京篇》十首(注:《玉海》卷二九:“《帝京篇》五言,太宗制,褚遂良行书,贞观十八年八月。”),其“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之句向为后世所称。就在这一年,相传他又命萧翼到越州设法赚取王羲之《兰亭》真迹(注:见《法书要录》卷三何延之《兰亭记》。)。贞观十九年,玄奘自印度返回,携回经论六百余部,二月,太宗特地于洛阳接见玄奘,并命于弘福寺译经(注:《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二十二年八月,又为玄奘所译经论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颇称颂玄奘取经译经之功,谓“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注:见《全唐文》卷一○。又参《全唐文》卷七四二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塔铭》,《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同年,《晋书》修成,太宗为撰其中的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传四论,在《王羲之传》论中,表露了他对王氏书法艺术的向往追慕之情:“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这种充满感情的艺术评价,正好为唐初30年文学划上一个完好的句号。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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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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