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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唐初三十年的文学流程

更新时间:2015-03-10 14:06:50
作者: 傅璇琮 (进入专栏)  
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注:《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同年十一月,窦建德又西进,攻陷黎阳,原在徐勣军中的魏征也为所俘。这样,在窦建德军中,虞世南任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丞,魏征为起居舍人。有意思的是,唐初以隐逸著称的诗人王绩却于此时也一度往依窦建德中书侍郎凌敬门下。贞观时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隋季版荡,客游河北。时窦建德始称夏王,其下中书侍郎凌敬,学行之士也,与君有旧,君依之数月。”窦建德于武德三年正月称夏王。可见武德二年、三年,窦建德不仅军事势力强,而且也有一定文化影响。

   但这种情况马上起了变化。武德三年李世民率军东进围攻王世充,王世充困居洛阳,势不能敌,即求救于窦建德,双方联合,与唐军对垒。武德四年五月,李世民乘窦军轻敌,用计策先加击灭,王世充也就被迫出降。这是唐军在中原作战的一个关键性战役,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故于这年七月下诏,“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给复一年”(注:《通鉴》卷一八九。)。

   李世民不但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为唐王朝造成文化上的吸引力。这时,虞世南即入为秦府参军;魏征入关,李建成马上把他引为太子洗马。王世充平,则孔颖达、陆德明也就西入长安,而曾与虞世南、庾抱等结为文友的荆州人刘孝孙,也自洛阳入唐为虞州录事参军,他后来于贞观中曾为《续古今诗苑英华》一书撰序,在初唐诗歌思想上颇有建树。

   这时,上文提过,曾任窦建德中书侍郎的凌敬,在窦军败后,也拟西入长安。这年秋,他先游历洛阳,“洛城聊顾步,长想遂留连”,目睹战后故都“平原悴秋草,乔木敛寒烟”,不免有所感慨,“彷徨不能去,杖策屡回邅”(《游隋故都》)(注:《全唐诗》卷三三。但《全唐诗》题作陆敬诗,“陆”当为“凌”之误,见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这可能代表当时一部分文士的心绪。在这之前,他曾与王绩议论天下大势,王绩对他说:“以星推之,关中福地也。”后来王绩也来长安,见到凌敬,对他说:“曩时之言,何其神验也。”(注:五卷本《王无功文集》吕才序,见北京图书馆藏清陈氏晚晴轩抄本。)屡次想归隐的王绩这时也有如此看法,这也可见一般文士对新王朝的依附心理。

   就在被誉为“福地”的长安,李世民即于武德四年十月,以秦王府的名义,于长安宫城之西开设文学馆:“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锐意经籍,于宫城之西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注:《唐会要》卷六四。)这时列于文学馆的,有十八学士,其中有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许敬宗等,后来还补收杜淹、刘孝孙,差不多都是一流文士。李世民以秦王的名义而下的《置文馆学士教》,着重提出:

   或背淮而至千里,或适赵以欣三见。咸能垂裾邸第,委质藩维,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词而咏风雅。(注:《全唐文》卷四。)

   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李世民当时聚集文士,确无地域、门户之见。这十八学士,除了一部分著籍关中外,不少是南方来的(“背淮而至千里”),也有从河北来的(“适赵以欣三见”),这为他在贞观时融合南北文风的主张开了一个良好的头。李世民在贞观时好几次说过:“朕往为群凶未定,东征西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朕)少从戎旅,不暇读书”(注:《贞观政要》六《悔过》,一○《慎终》。)。但就在这种“躬亲戎事”的环境中,他还能设立文学馆,而这时他不过是一位24岁的青年,就能吸引、聚集当时相当数量的知名之士,确实不易。后来他于武德八年因事至泾州,还特地召见被唐高祖李渊因听人谗言,在江南平后被贬为泾州司户的李百药,并赠以诗:“项弃范增善,纣妒比干才。嗟此二贤没,余喜得卿来。”(注:《册府元龟》卷九七。)可见他对文才的爱惜之情。

   唐高祖李渊是一个平庸之主,军事上主要依靠其子李世民,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文化上除了武德七年由欧阳询、令狐德棻、袁朗等编撰一部《艺文类聚》外,其他也没有什么可提。武德五年十二月,曾命萧瑀、陈叔达、令狐德棻等修撰魏、周、梁、齐、陈、隋史,终因未有明确的修史主旨,“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注:《唐会要》卷六三。)。怪不得王绩虽在齐王李元吉府中住了一些时日,最终还是“病归言志”(注:《王无功文集》卷三《久客斋府病归言志》。按此诗题中“斋”字当作“齐”字,即李元吉齐王府。)。武德的后几年,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四

   武德九年(626)六月的玄武门之变,对唐代政治是一个转折的关键,对唐代文学也是一个发展的契机。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与其兄太子建成、其弟元吉火并,取得胜利;同年八月,几年来一直支持建成、元吉的唐高祖李渊不得不让位,李世民正式登基即位,开启了唐帝国的新的局面。

   就在李世民登上皇位的第二个月,即九月,他就命令于门下省的弘文殿聚书二十余万卷,在弘文殿殿侧专门设立一个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而罢”(注:《唐会要》卷六四。)。这一举动比武德四年的开设文学馆,意义更大,当时文学馆的建立还只是以秦王府的名义,而现在的弘文馆则是堂堂正正的中央机关,更有影响力;另外,当时的文学馆难免有与李建成、李元吉抗争的政治策略作用,如《新唐书·袁朗传》所说的:“武德初,隐太子(建成)与秦王、齐王相倾,争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纲、窦轨……,秦王有友于志宁、记室参军房玄龄……,齐王有记室参军事荣九思……。”现在则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就需要有一个对国家政事(包括文治)统筹规划的参谋班子,也即“讲论文义,商量政事”,其作用与地位明显不同,无怪当时一位诗人孔绍安对蔡允恭之能入弘文馆,甚为羡艳,写诗赞颂云:“畴昔同幽谷,伊尔迁乔木。赫奕盛青紫,讨论穷简牍。”(注:《全唐诗》卷三八孔绍安《赠蔡君》。)

   唐太宗李世民一上来对文化思想即采取宽松的作法,他一方面于即位那年十二月,诏立孔子后人孔德伦为褒圣侯,命虞世南特地撰写《孔子庙堂碑》(注:《金石萃编》卷四一《孔子庙堂之碑》。),以示尊重儒家;同时对佛道采取放松政策:武德九年二月,李渊曾下诏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长安只留佛寺三所,道观二所,诸州首府各留一所;玄武门之变后,这一命令作罢。在这样的环境中,贞观元年,28岁的玄奘即西行赴印度求法(注:见《广弘明集》卷二二玄奘《请御制三藏圣教序》。关于玄奘生年及西行之年,记载多歧,今从杨廷福《玄奘年谱》,并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也在这一年,于阗国以“丹青奇妙”著称的画僧尉迟乙僧也来到长安,据说后来长安城中慈恩寺塔前功德,光泽寺七宝台后面所画降魔像,都出自他的手笔,“千怪万状,实奇踪也”。当时人就认为“尉迟僧,阎立本之比也”(注:《唐朝名画录·神品》下,又《续高僧传》卷三。)。这都给唐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带来良好的影响。

   贞观二年(628),又发生了一件很值得思考的事。大家知道,李世民是很注意于隋朝亡国的历史教训的,他几次提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考虑文风,考虑诗艺,首先注重于政教的作用。但他对此并不绝对化。贞观二年六月在制订雅乐时所发表的音乐见解,是很好的例子。贞观初李世民命祖孝孙、吕才等整理隋化传下来的乐调,注意于合南北之长,即“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平其散滥,为之折衷”(注:《通典》卷一四。)。二年六月,乐成奏上,御史大夫杜淹就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杜淹认为,陈之将亡,有《玉树后庭花》,齐之将亡,有《伴侣曲》,这就是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李世民表示不同的意见。他说:“不然。夫音声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闻之则悲,悲悦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他这里强调完美主体的主导作用,认为声音之于人,其悲其悦,主要取决于人处于何种具体环境。他进一步阐释说:“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这样,人对于乐调的反应,取决于政治兴亡的大环境。他最后开玩笑地说:“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俱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注:此事见《贞观政要·礼乐》,《唐会要》卷三二及《通典》卷一四。)李世民这里承认乐在一定条件下是能起感染作用的,但主要决定于政治大环境及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主导作用,不能把政治得失甚至亡国罪责单纯归因于音乐。这是31岁的李世民在开国之初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纲要式论断,不止是对研究贞观时期的文治政策,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也是很有意义的。这种宽松的文治,对贞观时期的文风是有相当影响的,后来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就说:“贞观年中,太宗……留思政涂,内兴文事。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珪)、魏(征)、来(济)、褚(遂良)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将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变风变雅,立体不拘于一涂;既博且精,为学遍游于百氏。”(注:《卢照邻集》卷六。)

   就在这前后几年,也恰好是作家自然交替的时刻。“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约生于武德六年(623),贞观三年(629),他7岁,即传说作了那首有名的七言咏鹅诗。贞观七年(633)左右,另一位“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出生。可见骆、卢二人的青少年是在贞观时期度过的,这当有助于了解他们文学思想形成的环境。而在这几年,开国初由隋入唐的几位名家,如孔绍安、庾抱、蔡允恭、贺德仁、袁朗、杜淹,及《经典释文》撰者陆德明,都相继去世。王绩原先在长安,与吕才交往,后来又以疾罢归龙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此后比较突出的,即以虞世南、许敬宗、李百药、褚遂良等为主体、以长安为文学环境的宫廷诗风。

   当时唐太宗君臣,及大臣与文士,宴游唱和之风是很盛的。除了散见于《全唐诗》之外,日本还保存有唐写卷子本《翰林学士集》一卷,清季由陈矩影写携归。此集共收太宗君臣唱和诗51首,其中许敬宗最多,凡12首,其次为太宗9首,其余为上官仪、杨师道、褚遂良、长孙无忌等15人,各存四五首或一二首。《全唐诗》所收者仅为其中的12首,其余皆为中国长期失传,这对于研究唐初宫廷唱和的盛况,很有参考价值(注:见《唐人选唐诗新编》(傅璇琮编)中陈尚君校辑《翰林学士集》前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

过去一般对这些上层唱和之作多持否定态度,而且还认为这就是沿袭南朝梁陈时靡艳诗风。对于这一文学现象似应结合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来看。譬如《翰林学士集》中《四言曲池酺饮座铭》,现在可以考知即作于贞观四年二月,作者除给事中许敬宗外,署名者有沛公郑元璹、武康公沈叔安、酆王友张文琮、兵部侍郎于志宁、燕王友张后胤、越王文学陆搢(注:按越王泰、燕王祐于贞观二年二月徙封,贞观四年二月甲寅大赦,赐酺五日,而酆王元亨则卒于贞观六年六月,均见于《旧唐书·太宗纪》,从诸人所署官职,此一诗题当作于贞观四年二月。)。其中沈叔安诗有云:“天地开泰,日月贞明。政教弘阐,至治隆平。”张后胤诗有云:“公侯盛集,酺醼梁园。莺多谷响,树密花繁。”许敬宗诗有云:“日月扬彩,爟烽撤候。赐饮平郊,列筵春岫。”这看似只为一片颂扬之声,但仍有其实际内容。就在这一月,唐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大破颉利突厥于阴山,唐朝所占地自阴山至大漠,这是唐开国以来在西北的一次大胜仗,因此朝廷特地“露布以闻”,“赦天下”,自此,西北诸族皆尊唐太宗为“天可汗”(注:见两《唐书·太宗纪》,《通鉴》卷一九三。)。许敬宗诗所谓“日月扬彩,爟烽撤候”,很可能即为此而发的。又贞观初唐朝廷即大力发展中央国学、太学、四门学等,增加学员,“其书、算等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注:《唐会要》卷三六。)。于此可见沈叔安诗所谓“政教弘阐,至治隆平”,也非空泛之言。这些,与梁陈时君臣一味以歌伎陪饮、咏声色之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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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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