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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珍华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与《河岳英灵集》

更新时间:2015-03-10 10:13:38
作者: 李珍华   傅璇琮 (进入专栏)  

   《河岳英灵集》是专收盛唐诗的一部诗选,天宝后期丹阳殷璠编。在编选时,殷璠把他对同时代的诗人的评论写进这部《河岳英灵集》中,使这本诗选带有文学批评的性质,而他的评论又牵涉到诗歌的艺术表现,诗歌的发展道路,以及内容与形式等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问题,这就使他的批评又进入文学理论的范畴。但是《河岳英灵集》毕竟是诗歌选集,我们首先要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唐人编选本朝的诗歌,有它自身发展的轨迹。我们不妨循着这条轨迹,看看殷璠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他与其先行者相比,有否增加些什么,与他以后的诗选家比较,他给予了什么。在对他的诗歌批评与理论观念进行具体的分析的同时,对唐人选唐诗的演进作一概括的考察,似也是合宜的。

   殷璠以前的唐诗选本,据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集录”所载,有《续古今诗苑英华集》、《丽则集》、《诗人秀句》、《古今诗人秀句》、《玉臺后集》、《正声集》、《奇章集》、《搜玉集》、《国秀集》等九种。其实还应当加一种,即崔融编的《珠英学士集》。这十种如《丽则集》、《奇章集》、《搜玉集》因不知偏撰者姓名,其书早巳亡佚[1],具体情况不得而详,又如《珠英学士集》只记武则天时修《三教珠英》诸臣的诗,并无多大意义,其书也仅存残本[2],这些都可不论。现在让我们以确知其编撰者姓名,并可以考知其书的,作一个较为系统的回顾,并以之与《河岳英灵集》作一些比较。通过这一回顾,希望对于从唐初至玄宗时期的唐诗编选,以及中晚唐时期的某些有代表性的选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唐代前期的唐诗编选,也同当时的诗歌创作一样,受六朝诗风的影响。似乎到高宗、武则天时,一些诗歌选本在编选本朝诗时,还是与前朝(尤其是与南朝)一起合编,这反映了当时一些编者们的文学观念,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唐诗的独立价值。

   现今所知唐代第一个唐诗选本,是出于长安的一个僧人所编,即释慧净的《续古今诗苑英华集》[3]。与此同时,他的友人刘孝孙也编有一部类似的书,名《古今类聚诗苑》,三十卷。但刘孝孙所编巳经亡佚,而他为慧净的书所写的一篇序言却保存下来,由此使我们得以窥见慧净编选的宗旨。

   《新唐书》卷六《艺文志》丁部集录载《续古今诗苑英华》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在另一处(丙部子录释氏类)著录慧净的另一部著作《杂心玄文》,并云:“姓房,隋国子博士徽远从子。”关于慧净的事迹,我们从《续高僧传》卷三的传文中可以得知,他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国子博士徵远之侄。十四岁即出家,隋文帝、炀帝时就有声誉。唐贞观时为长安纪国寺主持,大臣房玄龄与结为法友。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就曾请他主持普光寺。《全唐文》卷九○四所载慧净《辞谢皇储令知普光寺任启》、《重上皇储令知普光寺任谢启》二文,即为此而作(《全唐文》据《续高僧传》辑录),皇储即指李治。慧净卒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八十六。

   《续古今诗苑英华集》已佚,我们只能从《续高僧传》中所载刘孝孙《沙门慧净英华序》了解其情况(也载于《全唐文》卷一五四)。这里似应对刘孝孙作一些介绍。他的事迹附见于《旧唐书》卷七十二《褚亮传》后。《褚亮传》中有一段话记叙唐太宗设文学馆事:“始太宗既平寇乱,留意儒学,乃于宫城西起文学馆以待四方学士。……诸学士并给珍膳,分为三番良值,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渴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州”。在这之后,即记刘孝孙事:

   刘孝孙者,荆州人也。……孝孙弱冠知名,与当时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绍、庾抱、庾自直、刘斌等登临山水,结为文会。大业末没于王世充,世充弟伪杞王辩引为行台郎中。洛阳平,辩面缚归国,众皆离散,孝孙尤攀援号恸,追送远郊,时人义之。武德初,历虞州录事参军,太宗召为秦府学士。贞观六年,迁著作佐郊,吴王友。尝采历代文集,为王撰《古今类聚诗苑》四十卷。十五年,迁本府谘议参军,寻迁太子洗马,未拜卒。

   又《新唐书》卷一二○《褚亮传》载秦府十八学士原有薛收,贞观七年收卒,“复召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补之”。据《新唐书·艺文志》,他的著作尚有《二仪实录》一卷(属乙部史录仪注类),与房德懋合撰《事始》三卷(属丙部子录小说家类,当是《事物纪原》一类的书),又《隋开皇历》一卷,《七曜杂术》一卷(属历算类)。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刘孝孙是在南朝的文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与南朝一些著名文人如虞世南、庾抱、孔德绍一样,经过隋朝的短促时期,因其学识和文才而得到新建立起来的唐朝廷的重视。他的诗现存七首,特色不多,但似乎巳多少摆脱六朝绮艳文风的影响。如《咏笛》一首:“凉秋夜鸣笛,流风泳九成。调高时慷慨,曲变或凄清。征客怀离绪,邻人思旧情。幸以知音顾,千载有高声。”又如《早发成皋望河》:“清晨发岩邑,车马走轘辕,回瞰黄河上,倘恍屡飞魂。……怀古空延伫,叹逝将何言。”(《全唐诗》卷三三)写景抒情,行役怀古,已经向质朴方向发展。

   《沙门慧净诗英华序》开首称颂慧净于佛家教义涵养之深,后叙二人交谊:“予昔游京晕,得伸敬慕。寥寥净域,披云而见光景;落落闲居,入室而生虚白。法师导余以实际,诱余以真如,握海不知其浅深,学山徒仰其峻极。”这是唐初士大夫与佛教徒交往的一段很好的材料,对研究僧人怎样以佛学奥义来吸引文士,很有帮助。文章接着说:

   尝以法师敷演之暇,商榷翰林,若乃园柳天榆之篇,阿阁绮窗之泳,魏王北上,陈忍南国,嗣宗之赋日月,彭泽之擒微雨,逮乎颜、谢才掞藻,任、沈道文,足以理会八音,言谐四始,咸递相祖述,郁为龟镜。

   从这段话中可以见出他们对建安至齐梁的诗歌有较广泛的讨论。接着说:

   近世文人,才华间出。周武帝震彼雄图,肖弓平漳滏,隋高祖韫兹英略,龛定江淮。混一车书,大开学校。温、邢誉高于东夏,徐、庾价重于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时,沈恭子标奇绝代。凡此英彦,安可阙如。自参墟洛祚,重光景曜,大宏文德,道冠前王,薖轴之士风趋,林壑之宾云集。故能抑扬汉彻,孕育曹丕,文雅郁兴于兹为盛。……因请法师暂回清鉴,采摭词实,耘剪萦芜。

   这说明慧净所选起自北朝的周,南朝的梁陈。《唐音癸签》说明此书所辑为“自梁至唐初刘孝孙”,是不错的(胡震亨所谓至刘孝孙止,也根据此篇序文末所云“予聊因暇日,敬述芳献,伸郑唱楚谣,同管弦而播响”)。

   由于这个选集巳经亡佚,前代文献记载缺乏,我们未能知道选目的详细情况。但从以上所引,可知慧净与刘孝孙对于建安至齐梁的诗人,所看重的还是一些写景抒情之作,对建安文学的意义,对齐梁文风的柔弱,缺乏认识,又加以贞观前期诗歌创作还仍沿六朝余波,因此他们认为唐初诗歌只不过是北朝温(子升)、邢(邵),南朝徐(陵)、庚(信)的继续,他们看不出新朝在文学上有什么变化,因此将唐初诗歌与周、梁时的合编,在他们看来自是顺理成章的事。

   刘孝孙虽然参加了唐太宗的文学馆,但他对前代诗歌的发展衍变,以及新时期诗风应当具有什么新的特点,似都缺乏认识。慧净得名于隋朝,作为一个僧人,又囿于教义,他当然更不了解大唐帝国的建立会对文学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他们的识见都落后于当时参预修史的大臣如魏徵、李百药、令狐德棻等。唐朝建立之初,即命朝臣修梁、陈、北齐、北周、隋史,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令由魏徵总其成,加快修史的进度。贞观十年(636)五史相继完成。他们修史的时间与慧净、刘孝孙讨论、编撰诗选的时间是相近的。而魏徵等却明确地提出了新建立的王朝对前朝文学提纲挈领式的看法。他们也肯定齐、梁时文人在艺术技巧方面的探讨和成绩,如说江淹、沈约等“褥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隋书·文学传序》),又说徐陵“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陈书·徐陵传》)。但在总体上,也就是诗歌的发展方向上,他们是予以否定的,并且指出这种文风对于国家政权的危害:“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庚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德,盖亦亡国之音乎!”(《隋书·文学传序》)为适应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他们要求有这样的一种文风,即取江左清绮,河朔刚贞,“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同上)当然‘这在当时只能是一种理想提出,文学创作的实际远未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毕竟发展的方向已经概括地、明确地指出。刘孝孙、慧净反映的是当时一般文士的认识,也与当时诗歌创作的实际相适应。他们与殷璠,处于极不相同的文学环境,以至几乎无法加以比较。

   过了三、四十年,即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我们看到另一种唐诗选本的出现,这就是元思敬的《古今诗人秀句》。

   《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传》上《崔行功传》后附记元思敬事,谓:“元思敬者,总章中为协律郎,预修《芳林要览》,又撰《诗人秀句》两卷,传于世。”《新唐书》卷六○《艺文志》丁部集录,载高宗、武后时期朝臣所修的大型类书、总集,有许敬宗、刘伯庄等《文馆词林》一千卷,《丽正文苑》二十卷,另有《芳林要览》三百卷,参预编纂者有许敬章、顾胤、许圉师、上官仪、杨思俭、孟利贞、姚璹、窦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新唐书·艺文志》同卷并载元思敬《诗人秀句》二卷。

   元思敬的其他事迹未详。《全唐诗》、《全唐文》都未曾收录其诗文。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第二章《诗的对偶及作法》曾疑元思敬即元兢。按罗说是。据《说文》,兢,敬也。元兢,字思敬,名与字正合。《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类引“或日”论秀句一段,罗根泽谓即其《古今诗人秀句》序。这段文中说及参预修纂《芳林要览》,时与事都与《旧唐书》所载元思敬事相合。[4]

   按《古今诗人秀句》一书已佚。据日本小喜甚一《文镜和府论考》第一章《成立考》[5]元兢此书曾著录于《见在书目》中的总集类,载为二卷。《见在书目》即《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编于日本阳成天皇、宇多天皇年间(公元876一898,即唐僖宗乾符三年—唐昭宗光化元年),大约也是中唐时流传到日本去的。据《文镜秘府论》南卷所载序,称“时厉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则似乎上溯两汉。序中又云:

   余以龙朔元年为周王府参军,与文学刘祯之、典籖范展冰书,东阁已建,斯竟撰成此录。王家书既多缺,私室集更难求,所以遂历十年,未终两卷。今剪《芳林要览》,讨论诸集,人欲天从,果谐宿志。常与诸学者览小谢诗,见和宋记室省中,铨其秀句。……

元兢总章中为协律郎,总章为公元668一670年。又于龙朔元年为周王府参军,龙朔元年为661年。又据《旧唐书》卷七《中宗纪》,中宗李显,显庆元年(656)十一月生,“明年封周王,授洛州牧,仪凤二年徙封英王”。仪凤二年为677年。则李显封周王657一677的二十年间。《古今诗人秀句》序谓兢撰此书历十年之久尚未终二卷,乃因为“王家书既多缺,私室集更难求”,后因预修《芳林要览》,又得与诸学士讨论,“果谐宿志”。则此书之编撰为元兢在周王府参军时,同时又参预编修《芳林要览》,则兢当以协律郎又兼在周王府供职。又据《旧唐书》卷八○《上官仪传》,上官仪之子庭芝亦“历位周王府属”,可能与元兢为同僚。《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引“元氏曰”,曾载元兢《蓬州野望》诗,为《全唐诗》未收者:“飘颻宕渠域,旷望蜀门隈。水共三巴远,山随八阵開。桥形疑汉接,石势似烟回。欲下他乡泪,猿声几处催”。蓬州在今四川省林溪流域一带。不知元兢因何而贬,也未知贬在何年。据《文镜秘府论》所引,他尚著有《诗髓脑》一书,已散佚。在上述所引《诗人秀句序》的一段文字之前,已称“皇朝学士褚亮,贞观中奉敕与诸学士撰古文章巧言语”,后又说“铨其秀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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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韵文学刊》1988年第Z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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