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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于平实中创新

——记台湾学者罗联添先生的治学成就

更新时间:2015-03-10 09:58:36
作者: 傅璇琮 (进入专栏)  

   在台湾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罗联添先生是耕耘极为辛勤,因而收获也极为丰硕的一位学者。特别是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我以为罗先生是年资较深一辈学者的代表,他的治学思路的平实通达,他所追求的谨严的学风,都与大陆年龄相若的学人有极为相似之处,而同时罗先生又有着自己的特点。

   我也是搞唐代文学研究的,与罗先生算是同行,而在一段时期内又着力于资料考证,因而对罗先生的不少考证文章感兴趣。但在80年代前期,限于条件,所看到的台湾书刊毕竟不多,对台湾学者作出的成绩只能有一鳞半爪的认识。近数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前进,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大陆的学者不但能及时看到台湾地区的不少学术专著,而且与台湾的学者通过学术会议有共同切磋学问的机缘。因此,我现在算是有条件来介绍罗先生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成就,我想,这对于海峡两岸的学术界促进了解和增进友谊都会是有益的。

   罗先生生于1927年,福建永安人。1948年8月至1952年6月就读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随后即在台大中文系执教,现为台大中文系与台大中国文学研究所教授。他曾任台湾学生书局刊行的《书目季刊》的主编(8卷4期至15卷4期,1975.9一1982.3),又曾被推选为台湾的唐代研究学者联谊会会长,现在仍任台湾的唐代研究学会常务监事。从这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经历介绍中,可以看出,他完全是一位所涉不出学界的读书人,他的志趣爱好,似乎完全在于学问的探讨上。

   关于唐代文学,罗先生研究的重点在中唐,特别是韩愈与古文运动,更是其着力所在,这方面创获尤多。因古文运动,遂旁及中唐时的几个重要作家,如白居易、柳宗元、张籍、刘禹锡、李翱、独孤及等,他都有专文、专著问世。因古文运动而又涉及隋唐五代的文学理论,他遂又从材料的辑集与理论的阐发着手,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作全面的考索。另外,又从文史结合的路子,对唐代科举制以及与中唐作家关系密切的牛李党争等若干问题,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另外,对唐宋时期若干著名笔记和诗文集,又作了校勘、整理和介绍,显示其古典文献学的扎实的功底。可以看出,罗先生在治学布局上,是很讲究点和面的结合的,是很讲究层次和条理的,是作了精心的、科学的构想的。

   1958年,他发表了《柳子厚年谱》(《学术季刊》6卷4期)和《刘梦得年谱》(《文史哲学报》8期)两文,可以算是研治中唐时期作家的开端。

   60年代,他全面铺开对中唐几位大家的研究,兼及文献整理,显示其文史结合,从史传入手研究作家事迹,进而研究其作品的治学道路。其中有:①对张籍生平的考察,如《张籍年谱》(《大陆杂志》25卷4一6)期,1962.8一9),《张籍之交游及其作品系年--张籍年谱附录之一、二、三》(《大陆杂志》26卷12期,1963.6),《张籍轶事及诗话--张籍年谱附录之四、五》(《大陆杂志》27卷10期,1963.11)。②继50年代刘禹锡事迹之研究,有《刘宾客嘉话录校补及考证》(《幼狮学志》2卷1一2期,1963·1一4)。③白居易研究,有《白香山年谱考辨》(《大陆杂志》31卷3期,1965.8),《白居易中书制诸年月考》(《大陆杂志》32卷2一3期,1966.1一2),《读白居易的秦中吟》(《思与言》5卷4期,1967.11),《白居易作品系年》(《大陆杂志》38卷3期,1959·2),《白居易散文校记)(《文史哲学报)19期,1970.6)。白居易生平及作品的系年考证,似乎是他在60年代最为用力之处。④韦应物与司空图,他们一个是上接盛唐而为中唐的开端,一个则已进入晚唐,似乎是就现有材料进行整理,作为面上的拓展的:《韦应物事迹系年,(《幼狮学志》8卷1期,1969.3),《唐司空图事迹系年》(《大陆杂志》39卷11期。1969.12)。研究文献的整理汇辑。在台湾的条件下,罗先生很注意海内外研究动态的掌握,并及时汇编成书目文献材料,显示当代文学研究富于实用性的特色,在此时期他编有《近六十年来日韩欧美唐代文学论著集目》(《书目季刊》3卷3期,1969.3)。

   70年代,他集中研究韩愈,并兼及前后的古文大家,卓有成果。这10年问也是他的学问臻于成熟的时期,奠定了他作本台湾唐代文学研究界代表的地位。70年代前期,仍承继前10隼对中唐时期古文家的研究,似乎有意打外围战,把与韩愈有关的作家先搞清楚,然后集中攻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如关于李翱的二篇:《李翱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2卷3期,1973.12),《李文公集源流、佚文及伪文》(《书目季刊》8卷3期,1974·12);关于独孤及的二篇:《独孤及考证》(《大陆杂志》48卷3期,1974.3),《昆陵集及其伪文》(《书目季刊》7卷4期,1974·3)。韩愈研究。除《韩愈家庭环境及其交游》(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3卷2期,1974.12),《韩愈事迹考述》(同上,4卷1期)1975.6),《韩文渊源与传承》(《书目季刊》10卷1期,1976.6),《韩文辞句来源与改创》(同上,10卷3期,1976.12)几篇文章外,还出版了专著《韩愈传》(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40面。1977);及更具规模的《韩愈研究》(台北学生书局,409面,1977)。这些论文与两本专著使台湾关于韩愈研究的层次有了明显的提高。

   关于隋唐五代文学理论:这似乎是在韩愈研究稍告一段落后,作为古文理论的前后串联而作的一种纵向探索。他发表了专论《隋唐五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6卷2期,1977.12),随即出版了专题资料集《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289面,1978)。④唐代诗人事迹及文献资料的考证与比勘,这方面有《唐代文学史两个问题的探讨》(《书目季刊》11卷3期,1977.12),《唐诗人轶事考辨》(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8卷、期,1979.6),《唐宋三十四种杂史笔记题解》(《书目季刊》12卷1、2期合刊,1978.9),《唐代三条文学资料的考辨》(《书目季刊》13卷、期,1979.6)。继前10年所编文献研究书目,这10年间又编印《中国文学史论文选集》(台北学生书局,4册1758面,1978一1979),是一种较大规模的学术成果的汇辑。此外还有两篇关于柳宗元山水游记与议论文的评析,是作为普及古典文学知识向广大读者推广的。

   80年代,罗联添先生进一步深入研究了韩愈与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思想及其作品的评析,同时又对与文学的发展有较密切关系的唐代科举制、中晚唐时期的牛李党争等若干问题作了考查,又将文学的审美趣味与校勘结合起来,对唐代诗文集中某些有争议之点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韩愈与古文运动,除了对已出版的《韩愈研究》加以增订并于1988年11月再版(457面)外,还写有专文:《张籍上韩昌黎书的几个问题》(《台静农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1981.11),《唐宋古文的发展与演变》(《中华文化丛书·中国文学的发展概述》,1982.9),《韩愈原道篇写作的年代与地点、(《毛子水先生九五寿庆论文集》,1987.4),《宋儒对韩愈原道篇批评及其回响)(《书目季刊》22卷3期,1988·12),《论韩愈古文几个问题,(南京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11)。

   白居易研究:出版了《白乐天年谱)专著(《中华丛书1989.7),以及《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体结构问题及其主题探讨》(《傅乐成先生纪念论文集,1985.8),《白居易与佛道关系重探》(《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89.2),《白居易诗评论的分析》(《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9·6)。有关唐代科举与文学的,有《杜甫“忤下考功第”的年岁与地点》(《书目季刊》17卷3期,1983.12),《论唐人上书与行卷》(《郑因百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1985.6),《唐代进士科试诗赋的开始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7期,1985·5)。有关牛李党争的,为《唐代牛李党争始因问题再探讨)(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14卷2期,1985.12)。有关诗文校勘的,有《唐代诗文集校勘问题)(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12卷2期,1983.12)。另外,还有对唐宋文化、李白事迹的考述,,如《从两个观点试释唐宋文化精神的差异》(《唐宋史研究--中古史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1987),《李白事迹三个问题探讨》(《台大中文学报》第3期,1989·12)。

   我在上面之所以不惮其烦地按时间顺序,开列罗联添先生的论著目录,一是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多么勤奋而又能注意有效地组织课题而作出成果的学者。差不多从50年代起,中间没有任何大的停顿,他总是把他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学术上,心不旁骛)连续地作出成绩,这是令人钦佩,也令人欲羡的。二是由于人为的阻隔,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长期未能畅通,我们对台湾学者的成果未能有具体的了解,现在从罗联添先生的论著目录中,我们就可以之与大陆学者的成果,作一番参照和比较。

   就参照和比较而言,我们当会惊奇地发现,罗先生所研究的课题,大陆学者几乎也都研究过,有不少的结论是彼此相同的。但我觉得,罗先生在唐代文学研究上的起步比较早,而且没有中辍,他的研究计划有层次的展开,连贯性极强,也便于研究课题的逐步拓展,而大陆则因某些客观的社会因素,其间有较长时期的学术停顿,这样就显得在不少课题上由罗先生先占了一步。但我们毕竟是一个国家、台湾学者在学术上所作出的贡献,在整体上也是我们海峡两岸学术界共同的成果。而且无可讳言,大陆关于古典文史研究毕竟有较雄厚的力量与基础,70年代未、80年代初以来,大陆的文史学界,无论老年前辈,或中青年学者,都有一批突过前人的、极富创见的著作问世,这在唐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近10年来大陆学者在罗先生涉猎过的领域,多有新的补充和发展。而且,我们当会注意到,海峡两岸的学术交往是逐步打开的,1987年前只有零星的讯息交流,两地的学者,虽然在研究同一课题,但在工作进行中,彼此竟全然未能得知任何音讯。我个人觉得,学术信息之能得到交流总比阻隔为好,由于特殊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一定时期学术隔膜的状态,当然有其缺陷,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未始没有好的一面,这就是,无论彼此的结论有同有异,学术见解有是有非,但由于在互不得知的情况下进行同样的工作,在学术思路上倒可以不受彼此的影响,而表现在最终成果上,有时倒可以起互相补益的作用。

   罗联添先生在他的研究进程中,在其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总是尽量吸收大陆学者的新见。如1977年12月刊出的《唐代文学史两个问题的探讨》;论及唐人传奇与温卷的关系,曾以肯定的态度引及大陆学者吴庚舜于60年代所发表的《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一文(《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在70年代所写的其他一些文章中,引及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证》。不过那时所引还较零星,且都为五六十年代印行的。80年代所写,则多引及时间较近的论著,如《唐代诗人集校勘问题》引及万曼《唐集叙录》,卞孝萱《李益年谱稿》;《论唐人上书与行卷》、《从两个观点试释唐宋文化精神的差异》引及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白居易与佛道关系重探》引及朱金城《白居易年谱》;《李白事迹三个问题的探讨》引及王瑶《诗人李白》、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以及1982年出版的《唐代文学论丛》刊物的文章;《论韩愈古文几个问题》引及程千帆、《以文为诗说》、阎琦《韩诗论稿》。但尽管如此,两地的学者在过去相当一个时期中,彼此阻隔,交流极少,他们是独立地进行各自的研究工作的,这就不免有所重复,但同时又各有所们侧重,共同在学术上作出贡献。

   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刘宾客嘉话录校补及考证》刊于《幼狮学志》2卷1、2期,1963年1、4月,其写成则在1962年1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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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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