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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知青族”的旗帜

————“当代思想史”片断

更新时间:2015-03-09 20:17:56
作者: 樊星 (进入专栏)  

   【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1996年03期

   【原文出处】《当作作家评论》(沈阳)1995年06期第106-114页

  
 

   笛卡尔认为,为了达到真理,一个人必须在一生中有一次把他以前所抱的种种看法通通抛弃,重新取得一套有系统的知识。

   --卢梭:《爱弥儿》

   这是一个历史的课题:知青文化对于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的巨变具有怎样的意义?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场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因此高涨。"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几百万红卫兵变成了青年农民。许多人在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时候是那样的虔诚……还有的知青以为他们像当年的革命家一样,到农村去撒播造反的火种,'组织起千千万万的工农大军'。很少有知青能够想到,他们不过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历史已经证明:"六十年代末的上山下乡洪流,很大程度上应当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既然无法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和就业问题,又不可能让千百万红卫兵成为无业游民,采用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就成为当时惟一可供选择的方案。"〔1 〕就这样,纯洁的乌托邦梦想与无情的现实发生了剧烈的冲撞。这种冲撞导演了无数的悲剧与喜剧,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效应--从1978年至1979年间的"知青大返城"到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群"的崛起直至九十年代初"知青文化热"的兴盛……

   这样,知青文化便成为一座桥梁:从忠诚的"红卫兵"到叛逆的思想者的桥梁。

   这样,知青文化便成为一面旗帜:从狂热到绝望再走向希望的旗帜,当代人精神流浪的旗帜。

   这样,知青文化便成为一个标本:极左思潮由盛而衰、思想潮流由一元到多元、价值观念从一极走向多极的一个标本。

   而知青文学又是知青文化的绝妙结晶。因此,通过知青文学洞悉知青文化的丰富与芜杂,便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从狂热到绝望

   狂热与绝望,是人生情感的两极。但"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却使一代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从狂热走向了绝望,从愚忠走向了叛逆。

   知青作家邓贤在长篇纪实《中国知青梦》中记录了一代知青从狂热走向绝望的苦难历程。其中关于"北京五十五"的描述就很具有典型意味:他们早在1966年初冬就带着"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的问题考察了西双版纳,并经过充分准备后,于1968年2 月奔赴云南边疆(早于毛泽东发布动员令整整十个月)。但没过几个月,这些热血青年就消沉了:极端困苦的生活,极度原始的劳作,极其可怜的收获逼使他们正视严酷的真理--仅凭着理想是不行的。冷酷的现实比火热的理想更强大。不久,他们就先后悄悄地离开了云南。

   "红卫兵"发起人之一的卜大华也于1968年去陕北插队。他后来回忆说:"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鲜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乱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我从那虚幻的天上落下来了。……我找生产队长,提出治穷要靠机械化,山区要发展林业,不是靠什么'大批促大干'。这是我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后得出的结论。"〔2 〕--贫穷的现实击退了狂热;贫穷的现实催生了理性之思。从这层意义上说:贫穷的土壤也是思想解放萌芽的基础。

   贫困的现实不仅击毁了狂热的梦想,甚至危及了他们的生存。1972年,知青家长李庆霖冒死上书毛泽东,倾诉知青的苦难--"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里吃黑市粮过日子。……不仅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这便是知青的生存危机。这种生存危机使广大知青不得不直面生存的艰难,不得不品味生命的苍凉。尽管毛泽东读过李庆霖的信后指示"统筹解决",但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历史条件下,知青的贫困生存状态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除去贫困的威胁,还有知青与农民间的鸿沟在知青心中产生的幻灭感。《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回忆道:下乡不久,知青就感到当地农民并不欢迎他们。1969年夏(正值"九大"开过,"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失望的情绪在知青中弥漫开来。这种情绪构成了《南京知青之歌》的主旋律:"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颖。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这旋律竟很快唱遍大江南北,又神奇地被莫斯科广播电台传向了世界。"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思考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3〕。感伤、 叹息这些似乎早已被革命风暴埋葬掉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就这样悄悄回到了知青的心中;强烈的失落感、"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局外人"、"零余者"心态就这样成为现代荒谬感、绝望感的先声(尽管知青们当时不可能接触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历史证明:"世纪末心态"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产生。

   甚至不仅仅是不欢迎的问题。在中国农村,正是封建特权对人性的恣意蹂躏给了知青致命的一击,使他们中不少人或自暴自弃、在疯狂报复的变态心理驱使下走上反社会的绝路,在打架斗殴、偷盗抢劫中宣泄疯狂;或悲观绝望,千方百计走上逃亡之路--从装病到自残,从走后门到出卖灵魂与肉体……在没有民主与法制的黑暗中,知青运动很快分崩离析。由各奔前程的私逃到1978年西双版纳十一万知青的大请愿、大罢工、大逃亡,并进而引发了全国知青大返城,使知青运动终于在1979年打上了休止符。

   此外,"文化大革命"风云的变幻莫测也触发了一代人的"信仰危机"--荒唐的政治骗局毁灭了一部分人,也成就了另一部分人。看破荒唐以后,知青们开始以叛逆者的姿态或嘲弄、或批判极左思潮--有的以篡改"革命歌曲"为乐事,直至变"革命歌曲"为下流小调(这方面,知青作家乔瑜的小说《孽障们的歌》堪称典范。这种变"神圣"为"调侃"的心态,实开"王朔热"的先河);有的敢于质疑当时的金科玉律,大发异端之论。《中国知青梦》中就记载了后来的知青返城运动领袖凌卫民的异端思想--还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他就在大会发言中口若悬河地论证了"英雄创造历史"和"人民创造历史"都是真理,这在当时显然是大逆不道的。而凌卫民当时也肯定不会料到:在新时期史学界拨乱反正的思潮中,历史学家们也会围绕"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展开激烈的论争〔4〕……

   这样,由于生存危机与精神危机的重负,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知青文化便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谱写出了文化转型的新篇章。尽管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极左思潮的一统天下,但"知青文学"却开拓了精神的处女地……

   "知青文学"的先锋

   "知青文学"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八十年代文学的奇迹。整整一代知青作家在"伤痕文学"的暴风骤雨中崛起于文坛。大江东去浪淘沙,文学新潮此起彼伏,文坛上也有了"各领风骚三五年"的说法。但"知青文学"却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不断产生优秀之作,几度掀起"知青文学热",堪称奇迹。张承志、梁晓声、郑义、孔捷生、阿城、韩少功、李杭育、王安忆、陈村、王小鹰、张抗抗、史铁生、陶正、叶辛、马原、张炜、矫健、陆天明、陆星儿、晓剑、卢新华、李晓、柯云路、李锐、老鬼(马波)、邓贤、朱晓平、乔瑜、郭小东……他们是两千万知青的代表。他们的作品在当代文坛建起了一座不朽的纪念碑--"知青文学"。

   但不应该忘记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真实地记录下知青苦难的"地下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从书中披露的史料来看,"林彪事件"以后,"返城风"悄悄刮了起来。动乱的年代耗尽了人们的心力,知青们渴望宁静的生活。一批纯净、奇丽的"童话诗"应运而生--"让我躺在白云上做一个梦吧/我--想--你"(《梦之岛》);"当然, 谁也不知道明天/明天将从另一个早晨开始/那时我们沉沉睡去"(《无题》)。这些知青写下的"童话诗"与八十年代风靡大陆的台湾校园歌曲、席慕容的诗歌在精神上何其相似!

   这是滤去了狂热的纯净与唯美。

   还有驱逐了狂热的冷漠与迷惘--例如根子(岳重)的诗《三月与末日》:"……既然他浩荡的血早就沉淀/既然他,没有智慧/没有骄傲/更没有一颗骄傲的心/那么,我的十九次的陪葬,也却已被/ 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烧成了升腾的烟/ 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这种现代主义的诗,这种混合着冷漠、迷惘、忧伤情绪的诗在知青中相当流行。由芒克(姜世伟)、根子和多多(栗世征)为骨干的"白洋淀诗派"因此成为"朦胧诗"的先锋。芒克、多多到了八九十年代仍然继续写作,证明着"地下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某种精神血缘联系。

   赵振开(艾姗、北岛)的小说《波动》、王某某的小说《一年》都弥漫着冷漠与迷惘的寒雾。《波动》中的肖凌饱经磨难,理想幻灭以后,无比悲凉地感叹:"咱们这代人的梦太苦了,也太久了,总是醒不了,即使醒了,你会发现准有另一场恶梦在等着你。""哼,伟大的二十世纪,疯狂、混乱、毫无理性的世纪,没有信仰的世纪……"《一年》中也有一句话:"知青是大地的流浪者"--这些,都是知青走向绝望的血泪结晶。但《波动》、《一年》的叙事笔调又富于伤感色彩,所以,也与麻木、冷酷的境地相去甚远。在绝望中还真情不灭,是许多"知青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特色。

   《波动》、《一年》是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也是七十年代末"伤痕文学"的序曲。

   批判现实主义是良知不灭的证明,从狂热中猛回头,思想者化痛苦为愤怒、为感伤。

   此外,还可以从"知青文学"中找到"痞子文学"的源头。神圣感幻灭以后,有的人痛不欲生,也有的人开始调侃神圣。这种调侃集中体现在篡改革命歌曲上。例如:《我们走在大路上》原是一首豪迈的进行曲,经知青中的调皮鬼一改,就变成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迎面走来一群姑娘,有的瘦得像猴子,有的胖得像猪一样……"〔5 〕这当然是一种被苦难扭曲的畸形"创作",也昭示了一种不健康的性心理,但无论如何,它开了八十年代末王朔"痞子文学"的先河。(笔者当年下乡时,也听见过知青传唱《红色娘子军连连歌》、《金日成将军之歌》的篡改版,调侃取乐。)换个角度看:在一个动辄得咎的年代,在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知青改写"革命歌曲"也算得上是胆大包天了--在潜移默化中,这种调侃的心态无疑消解了神圣也消解了紧张。

还应该提到知青中的通俗文学。《"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就记述了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知青说书艺人的脱颖而出。北京知青章海善于说书,从古典话本《武松》、《儿女英雄传》到当代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还有手抄本《林强海侠》。1975年,他在北京读到香港新武侠小说《碧血剑》、《陆小凤》,很快便在知青中传讲开来……由此可见,在"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横行的年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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