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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中美浪漫主义精神的异同比较

————论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对当代中国文人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5-03-08 16:16:46
作者: 樊星 (进入专栏)  

    

   【专题名称】外国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4

   【复印期号】2008年03期

   【原文出处】《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6期第100~106页

   【作者简介】樊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浪漫主义文学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影响深远。在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与中国古典的隐逸心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契合,但当代中国文人在深受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同时,却往往没能取得相似的文学成就,这又显示了作家才分与文学境界的不同。

   【关 键 词】美国浪漫主义/当代中国文人/文学影响/个性差异

   谈到美国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人们熟知的是惠特曼、海明威、福克纳、克鲁亚克这些名字,以及由这些名字体现出来的"恢弘胸襟"、"硬汉子精神"、"家园意识"和"在路上"的浪漫情怀。相比之下,爱默生、梭罗的名字似乎较少为人提及。如果说,中国作家受外国文学影响常常是有选择的,常常受到时代精神的制约(例如,在张扬个性的年代,海明威的"硬汉子精神"当然会流行开来;在寻根的思潮中,福克纳的"家园意识"自然就成了重返家园的指南;而在追求行动和浪漫的年代,克鲁亚克的"在路上"状态显然就能引起强烈的共鸣),那么,爱默生、梭罗的作品在当代中国受到的冷遇,是否意味着他们所代表的古典浪漫主义精神已经湮没在了时间的忘川里?

   而在美国文学史上,爱默生却有"圣贤"之称。普遍受到几代中国诗人(从郭沫若、艾青到顾城)推崇的惠特曼就深受爱默生的影响。因此,少数以独到的目光发现了爱默生、梭罗作品的作家便显示出了他们独特的个性。而在他们喜欢爱默生、梭罗的深处,又蕴涵了怎样的时代精神与人文玄机呢?

   (一)爱默生与中国文学

   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又译爱默森)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圣贤"之称。"爱默生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发展与阐述以下的信念:人通过直觉所体验到生活的内在、道德及神启示的法则都可在通过感觉观察到的自然界法则的多种形式的表现中一点一点地找到对应"①。这样的世界观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对于渴望从加尔文主义的精神重负中解放出来的青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的热情和朴素直接影响了伟大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惠特曼是以他为楷模的②。而他也对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熟悉孔子,曾经在自己的日记和文章中抄录过孔子的语录,并这么赞扬孔子:"作为万世师表,在基督降生前的大批哲学家中堪称第一。"③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宇宙的整体性、精神的超越性、思维的直觉性的思想正好与他的超验主义世界观不谋而合。因此,尽管他的思想"不适合于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④,他仍然在美国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在美国哲人与中国哲人之间,在基督教精神与儒家精神之间,存在着"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契合。

   晚年的张爱玲翻译了《爱默森文选》。在"译者序"中,张爱玲写道:"爱默森的作品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仍旧没有失去时效,这一点最使我们感到惊异。他有许多见解都适用于当前的政局,或是对于我们个人有切身之感。他不是单纯的急进派,更不是单纯的保守主义者;而同时他绝不是一个冲淡、中庸、妥协性的人。他有强烈的爱憎,对于现社会的罪恶感到极度愤怒,但是他相信过去是未来的母亲,是未来的基础;要改造必须先了解。而他深信改造应当从个人着手。"在这篇文章中,张爱玲引用了英国作家麦修·亚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在19世纪,没有任何散文比爱默森的影响更大⑤。对于张爱玲这样一位饱经沧桑、看破了世事的作家,翻译《爱默森文选》本身就折射出了她在绝望中渴望超越的微妙心态。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陈染有一部中篇小说《凡墙都是门》,题目就得自爱默生。小说是一位女作家在经过了"激烈躁动,情天义海"的少女时代和"愤世嫉俗,压抑绝望"的青年时代以后,忽然"心平气和地看世界"的蓦然感悟。作品中写道:"爱默生有一次曾经提到,'所有的墙壁都是门。'我想,如果我们把生活看成是一堵巨大无边的墙壁,那么,我们不要到墙壁之外去寻找出口吧……"小说主人公有"人不老心老"的感慨,时而努力使自己相信:"一切都合理,一切都很好",时而又"发现自己真的像个局外人","对自己失望"。最后,他在虚构的写作中找到了一些安慰,并且认定,"放弃意义,将是我来生唯一的意义"。这样的心潮起伏无疑具有相当普遍的典型意味,同时也显示了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在经历了徒劳的抗争以后渐渐认同现实的心路历程。只是这样多少带有无奈意味的认同,似乎与爱默生那种对自然、精神的豪迈信念在色调上已经相去甚远。

   与爱默生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梭罗。

   (二)梭罗与海子、苇岸

   《瓦尔登湖》的作者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是爱默生的追随者。而他也被爱默生称为"真正的美国人",因为"他为目前而生活",他"以全部的爱情将他的天才贡献给他故乡的田野与山水","他决定研究自然史,纯是出于天性","他自己是绝对正直的"⑥。但比起爱默生,梭罗这位"神秘主义者、超验主义者"、"自然哲学家"⑦,在亲近自然方面显然走得更远。他在爱默生的一小块土地上建起了小屋。小屋离他的家不远,可以步行走到。"建造小屋以及在那里度过的春夏秋冬是一种试验而不是选中的生活方式"。而梭罗本人则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一点:"如果人信心百倍地沿着自己梦想的方向前进,尽全力按自己想象的方式生活,他定能取得平凡生活中意想不到的成就"。而他不同于中国古代隐士之处也在于,他不想"仅为那一种生活消耗更多的时间"。"他四十五年的生涯里只有两年多是在那里度过"⑧。

   早在1949年,诗人徐迟就翻译出版了《瓦尔登湖》。这本书的翻译、出版纯属偶然,但冥冥中又何尝没有折射出徐迟的心曲。因为,那是一个暴风骤雨、天翻地覆的革命年代。而《瓦尔登湖》的宁静与超然风格,显然是与革命格格不入的。对此,徐迟本人后来也有过这样的回忆:"这个中译本的第一版是1949年在上海出版的。那时正好举国上下,热气腾腾。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因此注意这本书的人很少。"就连徐迟本人,不是也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了革命与建设的浪潮中了么?在20世纪50年代,他两上朝鲜战场,四次奔赴鞍钢,六次到长江大桥工地"深入生活",写出了诗集《美丽·神奇·丰富》、《战争·和平·进步》和《共和国之歌》,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论文集《诗与生活》等作品。1960年以后,又写出了报告文学《火中的凤凰》、《祁连山下》、《牡丹》等作品。1976年以后,徐迟的报告文学名篇《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涡漩中》都曾经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华美的诗情画意激励过整整一代有志青年,去学科学、追赶现代化。然而,到了暮年,他又想起了《瓦尔登湖》。他说过,"这本《瓦尔登湖》(Walden)是本静静的书,极静极静的书,并不是一本热热闹闹的书。它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它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如果你的心没有安静下来。恐怕你很难进入到这本书里去……在你的心静下来以后,你就会思考一些什么……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则。"这本书对于"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处"⑨。徐迟与《瓦尔登湖》的两度邂逅,耐人寻味。其中体现了时代精神变迁的轨迹,又何尝不是诗人在时代大潮中载沉载浮、上下求索心态的显现!

   已故青年诗人海子在1986年读到了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十分推崇,称之为"1986年读的最好的书"、"闪耀着人类自古不熄的英雄主义之光的书"⑩。他为此写了《梭罗这人有脑子》一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梭罗这人就是/我的云彩,四方/邻国的云彩,安静/在豆田之西/我的草帽上"。在1986年,他写了许多讴歌自然的诗作--从《村庄》、《感动》、《海子小夜曲》、《我感到魅惑》、《北斗七星 七座村庄》,表达了对梭罗的认同。在1986年那个"反传统"的喧闹声持续升温的年代,海子却对淡泊的梭罗情有独钟,显得相当特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梭罗给了海子巨大的影响,尽管在死前不久,他还写了有名的诗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他终于以令人遗憾的方式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根据他的朋友苇岸的回忆,海子生前"每日大量饮酒",曾经在餐馆喝酒时与人发生冲突,脸上留下了血痕。奇怪的是,"伤反而使感觉舒畅一些,他仿佛从某种极端状态中得到了解脱"(11)。由此可见,他的心中也被莫名的烦躁所苦。在死前不久,他甚至"发誓从今以后不再喝酒",他似乎已经意识到"酒铸成了你(海子)的大错"。但他对于死亡的迷恋(他以为"这样做是为了重生,为了变成你希望变成的东西:树或花,星辰或太阳"(12))仍然使他误入了不归路。海子的另一位好友骆一禾也谈到海子"后来喝酒太凶,已近于酗酒"的危机,还告诉我们海子"生前有吐血迹象、幻听及思维混乱、头痛征兆。故他会感到这对他的宏大构思是致命的"(13)。这样的回忆足以触动如下的猜测:海子的死很可能与疾病有关。而他死时随身带的四本书中,仍然有梭罗的《瓦尔登湖》。

   苇岸对梭罗的推崇则显示了另一番气象。他曾经这么写道:"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在谈到"我喜爱的、对我影响较大的、确立了我的信仰、塑造了我写作面貌的作家和诗人"时,梭罗占了第一的位置(14)。苇岸还写了《我与梭罗》一文,其中写道:"《瓦尔登湖》是我唯一从版本上多重收藏的书籍,以纪念这部瑰伟的富于思想的散文著作对我的写作和人生的'奠基'意义。"他欣赏梭罗,一是因为"梭罗是一个复合型作家:非概念化、体系化的思想家(他是自视为哲学家的),优美的、睿智的散文作家,富于同情心的、广学的博物学家(梭罗的生物知识特别是植物知识是惊人的,他采集并收藏了数百枚植物标本),乐观的、手巧的旅行家"。二是因为梭罗的一生是"解放自己"的一生。他"不争第一"的人生姿态"与那个时代业已开始的以竞争为机制和本质的现代社会显然背道而驰","梭罗的这种源于生命的非实用主义或反物质文明倾向,以及他的审美地看待世界的目光、诗意的生活态度",使苇岸一见倾心(15)。这样,苇岸也就表达了对现代化的批判态度。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了梭罗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人类和全球生态的意义"(16)--"梭罗的本质主要的还不在其对'返归自然'的倡导,而在其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梭罗到瓦尔登湖去,并非想去做永久'返归自然'的隐士,而仅是他崇尚'人的完整性'的表现之一"。而这才是苇岸"喜欢梭罗的最大原因"(17)。

   苇岸喜欢梭罗已经到了言必称梭罗的程度。他也注意到梭罗对于中国、印度、波斯的古代智者简朴生活方式的继承(18),这正好与爱默生喜欢中国古代哲学如出一辙。但耐人寻味的是,苇岸特别说明,"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一直未能进入我的视野",因为,"在中国文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切: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惟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他并且引用了海子的话:"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19)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是否有失偏颇?因为,中国士大夫中从来就不缺少"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从陶渊明、杜甫到苏东坡、范仲淹、曹雪芹……苇岸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他崇尚梭罗的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同时,他忽略了梭罗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苇岸的生活方式也像梭罗一样:他住在北京郊区,"很少进城","以自然和书本为伴","每天清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gouw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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