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的说法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儒家版
最近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陈明先生一篇文章，《<原道>与90年代中国思想界争鸣》，引起了思想界热议。他提出启蒙之于福泽谕吉，社会主义之于毛，实际上是个工具性、手段性的东西，救中国才是最终目的和真正本质。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它的主题就是救亡。保国、保种、保教，延续发展中华民族的生命，这是最直接也最根本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才有马列主义、启蒙主义的探索引进，有立足自身传统的种种思想反思创发。这些选择本质上都是方案性的、工具性的，用中国哲学的概念说都只是“用”，而不是“体”——而回归儒家中道，乃是启蒙与救亡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大陆新儒家阵营的学者，普遍对五四评价不高，认为是文化激进主义；因着“全盘性反传统”（林毓生语）的倾向，以及“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语），从而引进了各种西方思潮，如自由主义、马列主义。直至今日，他们对五四知识分子和学生“打倒孔家店”仍存心结，并认为几十年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得到五四精神的遗传。今天我们对五四的反思当然是必要的，但五四那批知识分子所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全错，一点可取的都没有？在我看来，至少他们的“问题意识”是对的，就是说猝然卷入现代化的儒家中国，在列强环伺的新战国时代如何自处。这种危机感普遍存在于彼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马列知识分子和传统学者身上，我们对先贤要有同情的理解。
陈明说“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来说，只是救中国的工具”，这种论述和毛左一样，主要思路就是把事情往利益上面扯，而利益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以利益为本，将其他东西都视为术用，这种很原始人性的东西确实能打动人——显然，我们就不能说不要中国人的利益。五四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法，是要破解利益和民族主义挂钩，然后走向国际主义，不断革命，到底对不对，我们今天不评价。我要说的是，我们要需要确一点，我们所谓的利益，是国家层面的利益，还是个人层面的利益。
今天我们要提倡的是健康的民族主义，抵制狭隘的民族主义。什么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把个人利益和民族主义挂钩。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分清楚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和非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这一点无论是陈明先生还是现在高举中国本位的新左派人士、大陆新儒家都是语焉不详。
我必须负责地指出： 中国人一直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并不存在一个危言耸听的建立国族需要。大陆新儒家和当下的一些左派，一再利用某些危险的的手法，比如渲染民族分裂危险，暗示基督教是团结工会，或者夸大回民生殖律栽赃他们要用子宫“绿化”中国，实际还是民族主义的思路。这非常危险，这种论调不应该在学界和民间得到昭彰，更不应该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决议，或者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这里我们可以指出四点：
第一，康有为、梁启超等儒生并不把其他民族视为国族，这是儒家华夷之辨的特征。民族主义者将导致越来越小的分割，导致小家子主义。这与陈明自称的儒家仁者爱人相矛盾。主观愿望与理论、手段背反。
第二，民族分裂恰恰是由于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造成的。陈明混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浑水摸鱼。但国家主义强调的是国家利益，而民族主义强调的是民族利益。两者不可混同。国家主义将把实现各民族、宗教的利益置于首位，而不是以实现民族利益为首位。儒家并不具有国家层面的当然主体。陈明批评邓晓芒要立新宗教，而陈明实际也在立新宗教。陈明认为邓晓芒的新宗教立不起，也承认自己的新宗教立不起。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批评邓晓芒的新宗教。
第三，汉武之后的历史，恰是彼时的民族主义者排斥自家兄弟创建国族的实践。我们现在满嘴匈奴，鞑子，而实际上所谓的匈奴原本也是华夏子孙，在汉朝被排斥出去，缩小了华夏范围，演变成中华。所谓中华也就是华夏的中部，或者说皇上直接管理的那一块地方。民族主义撕裂同胞兄弟的结果是连绵不断的各族战争。汉族内部又分成各个州省、家族各自械斗。太平天国起于新老住民的械斗。
第四，汉代独尊儒术、务使并进本就是儒家民族主义的必然。其特征就是分裂和独尊。荀子和李斯杀诗书，到汉武独尊儒术一脉相承，也恰恰是陈明所尊的那一个儒家系统。儒家内部出现的“夷狄”说，将特别遵从儒学的元朝、清朝称为中华传统的破坏者等，排斥其他民族；“新夷狄”说排斥国外。只是儒家民族主义的必然，不能轻松地一句：媒体操作能够撇清。民族主义的新中国排外，使中国重新回归贫弱。是开放使中国重新走上正轨。
不过即使这样回应陈明等大陆新儒家，他们仍然可以辩驳：现在的儒家不是过去的儒家了。但我们还是必须指出无论何种“儒家”，都是已经被儒家经典所定义过的“儒家”；历代至今人们所阅读、所传讲的不是改造的儒家，而是原本的儒家。负责任的儒家学者，一定要谨防让儒学复兴成为新的民族主义温床，然后反过来儒学复兴又被用于证明民族主义的合理性——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长，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不能靠假象，不能吹空气球。自由派公知而今名声不好，就因为他们和大陆新儒家使用同样的逻辑，用旧中国的百姓习惯于被鞭打，去证明中国人需要鞭打，从而证明所有问题不在制度上，而在民族劣根性上，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问题的制造者，用所制造的问题，去证明需要问题的制造者。这也是左派的死结，也是大陆新儒家的死结。
陈明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又认为习总崇儒，是因为儒家作为地方性知识，作为中国的精神传统，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对此儒门完全不必忸怩，而应该拿出董仲舒的气魄和见识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我觉得这些话很可怕！新中国的建立和稳定，早已经使民族主义失去了必要性。而今共和国的国民，不需要民族主义，在位者和精英更不应该去煽动民族主义，特别是独尊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不然就是现代版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我认为大陆新儒家和左派共享同一套话语系统。共享某些同样的话语。比如说陈明自己谈到，西方左派如沃勒斯坦、詹明信，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影响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大陆的新左派汪晖、张宽对逢共必反，逢中必反，把美国的利益当成人类的利益的一些河殇派的批评。这还是民族注意的论调，我们必须点明，为什么逢中必反就是不把中国人的利益当做利益，反的人的利益诉求是什么，是不是要先“同情地了解”下？不能一边自称儒家中道，一边采用毛左的所有论述——为什么批评一下中国，就是把美国的利益当成人类的利益。可惜左派的一些的论述某些儒者全部采用。陈明等人的左派论述，恰恰说明他们无法“自设话题”，在理论上无法突破。主体民族搞民族主义，搞独尊儒术不允许批评，不是文化沙文主义是什么？
陈明先生又认为儒家在历史上和权力的关系是“合作—制约”。在制约层面，第一种是通过确立天的权威对权力进行制约，屈民则伸君,屈君则伸天；第二种就是太傅制度，通过对太子从小进行道德和义理的教育，塑造其人格；第三个就是选举制度，科举制一定意义上把受儒家教育的一些知识分子选出来去做官，来保证权力的使用维持在儒家的义理原则基础之上。君臣共治、道统制衡政统、养成君子人格、贤人政治、文教制度等，是大陆新儒家政治儒学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找到的能够支撑政治儒学新诠释的依据。
但是，权力的共生者制约权力，只不过是要求均分利益的制约罢了。当然也会有一点不让对方把事情搞砸了的制约。中国历史上，只要皇帝无能，不能压制贵族、藩镇和儒家官僚层，或者反之王权独大，那就是一出惊心动魄的宫斗大戏和深重的内忧外患，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律循环往复，总是跳脱不出来，政权从开国的明君走向末代的昏君，从盛世走向灭亡，概莫能外。分权制度从来没有在儒家中国真正的建立起来，养成君子人格，行仁政行德政，培育文教化成天下，更多时候是一句空话。所以我才经常告诫尊儒的朋友，要慎重提“养成君子人格”这种化，现在中央铁腕反腐，都强调要“制度性反腐”而不是“运动式反腐”，大陆新儒家还注目在人治而不是法治上，显得和时代脱节。历代官僚和肉食者，无不以利益、富强为说辞，他们们何尝不谋利；却口喊无私口号，却用孝道、裙带仁培养自私。我以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才是社会常态，孟子声称儒生无恒产者有恒心是不可能的，也是反人性的，孟子等圣贤或能独任，奈天下何？我的看法是，即便极权内部的儒家官僚把皇帝制约了，也只不过是极权的享有者由皇帝转换为儒家官僚罢了，仍然只会得到普遍的贪腐——我有一个比喻，数万群狼的伤害力远超孤寡一只的猛虎。这样所谓的“分权制约”有等于无。
大陆儒家最好讲道统，但先秦儒家学说，恰恰与华夏传统无关。蒋庆有儒家通三统之说。那么我也讲一下华夏的通三统。华夏的通三统，恰恰是非儒的三统。孔子之前，没有儒家。《礼记·儒效》记载孔子见鲁君。鲁君连儒服都没有见过。墨子第一次见儒家学者，也问同一句话：这就是儒服吗？也没有见过儒服。儒者，愚也。孔孟荀等儒家先贤，恰恰通过自己的顽强奋争。使被当时蔑称的“儒”，成为主流学派，甚至完成了独尊儒术。其实孔子从来没有自称过“儒”，只是在别人问及的时候默认而已。孔子之前是没有儒家、儒学的，有的只是老子等人代表的“古之道术”。
在老子等学者随王子姬朝南下后，几乎全体隐身起来。孔子等人适逢华夏的学术空档期，凭着他们的超高手法迅速占领了思想市场。然后墨子、杨朱等道术诸子开始站出来反击。反击儒家对华夏传统的背叛。但是儒家成功在魏国示范了集权制度的优势，然后在秦国获得了完全成功。在秦末基本被屠杀殆尽。“焚书坑儒”之后，秦博士全部换成了儒生。汉朝儒生开始大量假造历史和篡改老庄等黄老作品。制造了所谓先秦六家说。当然，我们也应该在汉朝儒生的作为里面看到，儒家对先秦儒家的所为是有所反思的。他们把先秦几乎所有成功实践者全部指称为“法家”。钱穆先生就提出，法家毋宁说是先秦儒家的正统。先秦魏秦法家的主张、所为全部出自孔子。汉朝之后尊孔子为圣人，老子为第一贤者，恰恰始于韩非。在韩非子中，唯一的圣人就是孔子。魏秦法家人物，全部“学于儒”，无一例外。而所谓公羊学的作者公羊高，还有《穀梁传》的作者穀梁赤，这些人恰恰是魏秦法家人物们的老师。大陆儒家要搞经学，又不承认他们是魏秦法家之源，恐怕也没有诚于先贤。当然，前面说过汉朝儒生是有所反思的。但他们采用的手法，恰恰和当今大陆儒家一样。就是把自己的实践者开除出去，通过造假就好像自己清白了。但是2200年的儒家社会何曾有过什么改变？
重回康有为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先生，2014年10月12日接受新浪网专访，讲到“回到康有为是政治成熟的表现”。蒋先生在访谈中，切割儒家与官方尊孔，又指政府祭孔不诚。对此我想为官方说几句话——秦汉儒家有个习惯非常不好，总是切割自己与自己的实践者。汉武独尊儒术，对儒家做出了最大贡献。王莽大儒举世无双，实践儒家之后，也被儒生开除。儒家切割权力，本身是痴人说梦，不但对自己不诚，对支持自己的官方也是不诚。
蒋庆先生构想一种至于作为“政治决策的治道”，并靠政治人物的良知、信念、理性、意志来作出政治决断的“儒家议会三院制”，他说即便在“三院制”议会中每一院的议员也是如此。不得不说蒋先生是马克思韦伯说讲的“政治上的幼童”，依靠政治人物的良知来进行决断。等于依靠政治人物的偏执来进行决断。历史上东方的秦皇汉武、西方的中世纪基督教庭、希特勒、斯大林，哪一个不认为自己在依靠良知来进行决断呢。集体性质的市民杀死苏格拉底、法国大革命、当今的塔利班等等，哪一个不认为自己在依靠良知来进行决断呢？这种现代的通识，经蒋庆的“一个宗教的”、“儒学的义理”一判断，就特色化了。
不谈意识形态，就民间来谈，大陆新儒家的问题也很大。比如说他们要在民间恢复的东鲁遗风，到底是不是儒家经典中记载的东鲁遗风呢？是不是“孔子治鲁三月，商不饰贾，男女道不同涂”的东鲁遗风呢？是不是“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全民皆唱圣王制作的，为圣王歌功颂德歌曲的东鲁遗风呢？是不是让老百姓列队，吹吹打打欢迎孔老师的东鲁遗风呢？是不是“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的东鲁遗风呢？是不是“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的东鲁遗风呢？这种东鲁遗风，把君王教化深入到百姓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恐怕不是华夏传统。周道曰，简其礼，从其俗。
我很感慨像甘阳、刘小枫这样的学者也跟着“新康有为主义”翩翩起舞，即便是讲通经致用，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当初的廖平。蒋庆认为“新康有为主义”的出现，体现了当今中国的“政治成熟”，中国的新一代学人不再迷信源自西方的“政治现代性”，而是回到中国古老的儒教文明中又因应中国现代的政治处境来思考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对中国百年来的政治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在我看来却恰恰相反。因为蒋庆的“政治成熟”实质已经承认了，孔子等人在先秦是革命者。革命者在革命成功掌握政权之后，开始“政治成熟”。《狂热分子》一书也是这样表述的。而“政治成熟”的秦汉儒家清扫了所有思想，无使并进。并且在历史上造成华夏民族四次人口大灭绝。秦末引起的百姓起义是一次；汉武追求功名是一次；王莽复古与地主阶层的格斗是一次；东汉贪腐、宫斗盛行，社会崩溃是一次。接着是儒家知识层的信念大崩溃，产生了凌空抚琴、嗜好毒品的，所谓玄学。说到底秦汉儒家的共和只是官僚层的共和，秦汉儒家是官僚层的结盟。孟子复述华夏传统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古代有恒产者是君王有天下、农民有田地、工匠有作坊、商人有店铺，无恒产的恰恰是寒士阶层。孟子继续添加自己的见解说，“无恒产者有恒心，唯士为能”。可惜历史无情地告诉我们，无恒产而能有恒心者寡。一群无恒产者的共和，不过是瞒上欺下，轮流收割者的共和罢了。是侵夺恒产者的共和，反客为主的共和。远离墨家主张的“人有治南北”社会，远离“人有”、“若自然”的社会。秦汉儒家一个宗教、一个价值观的共和，太让人恐惧了。如果大陆儒生真要搞通儒院，那么就需要首先对儒家经典和历史进行充分批判和遴选，否则如何能用儒家经典和历史案例分辨是非呢？不进行充分批判，其中大量的病毒就会被重新发掘、重新活化。
今天大陆新儒家、新左派和国家主义者，附从西方左翼批判西方价值观和新自由主义，但批判的都不到位置。不是说不能批判，而是你首先要明白，你批判的是什么。西方左翼大拿齐泽克批判资本主义，但他对共产暴政的批判更加激烈。而事实上大陆新儒家所用的范式也是错误的，刘小枫在给蒋庆的《政治神学选译》前言中就入木三分地指出，蒋庆要挪用来构建政治儒学的资源，不应该是莫特曼的政治神学和拉美解放神学，而是施密特、施特劳斯的“政治的神学”。他们也批评新自由主义，又好谈哈耶克，那么从墨家的观点，可以检视他们批判的错误。
首先新自由主义并不存在什么失败。把新自由主义视为一个整体也是不合适的。新自由主义实际是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投怀送抱的结果。解决哈耶克的彻底市场化的失败，仍然要采用彻底市场化的方法。这里面的关键在于，用来检测经济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尺，仍然是管控形式的，而不是市场化的。比如失业率、幸福、增长。这些标尺先在地确定了某种正确，不是市场主义的正确。失业率是马克思主义的，它要求政府为人们分配工作，充分就业。幸福是福利主义的，它要求政府养起、关怀那些不能从事业中获得幸福的人。而增长只能适用于发展早期国家，这些国家从落后走向正常，需要增长也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对于发达国家就不适用。发达国家本身就是经济正常化和成功的定义。哪里还存在什么增长呢。
社会整体财富这种东西，一是积累，二是流动。积累大致就是固定资产，包括文中提到的设备投入。其中又可以分为永久的，短时间段的。永久的比如土地、矿产、海洋、人、道路。短时间段的比如设备、电站、军力等等基础设施。短时间段的固定资产总量与社会需求相关，与经济规模相关。发达国家也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只存在维持，很难再增长。永久的固定资产，基本要依靠侵略战争、殖民手段获取。在文明社会已经不被允许。所以社会整体财富的衡量，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唯有流动性。
一是流动的总量，一是流动的比率。目前发达国家流动的总量也大致封顶，否则需要依靠大致三个方面。一是从其他国家赚取。这就成为扩张性的一种指标，对其他国家形成侵犯。这种侵犯已经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这个方面应该也已经封顶。二是消费。目前的过度消费已经导致资源紧缺、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破坏问题。恐怕也已经封顶。三是商品附加值的提高。包括科技水平的提高、服务费用的提高。所以总括起来，发达国家要增长。在固定资产方面、流动总量方面，已经不可为，应该处于基本的保持状态。这种保持状态应该是成比例地追随全世界财富增加的。全世界增加了多少百分比，发达国家也抽取多少百分比，是保持目前优势的理想设定。实际上不可追求，原因很简单：「人有治南北」。不能让发展中国家总是处于，过去不平衡国际秩序造成的经济差距之中。发达国家允许发展中国家缩小经济和生活水平差距，是应该的，是「士损己益所为」减少国际社会的动荡。发达国家能够提高的是商品附加值，通过这种方式保持抽取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么科技的发展，有赖于人们的自由和资金投入。资金的投入方面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资金的流向又与后面要提及的流动比率有关。人们的自由要求自由社会，提高福利和民主水平之类都将破坏这一点。然后剩下的是服务费用的提高。而服务费用的提高，有赖于分配的平衡。分配的平衡不能采用行政手段，解决之道仍然在市场。而目前发达国家能寻求的仅仅是“流动的比率”而已。
流动的比率提高，实际就是市场化的提高。指的是有多少钱被分配到消费者手中并且被消费或者投资。当消费者拿这些钱去购买服务，那就提高了服务费用。消费者拿这些钱去购买产品，就提高了消费。然而不能再提高发达国家的消费了。美国人均消费的资源已经是发展中国家人均的十倍到二十倍。所以发达国家只能鼓励人们拿钱去购买服务。人们拿钱购买服务，就提高了消费的品质，提高了幸福水平。所以问题在于如何把钱分配到消费者手里。这就需要更加充分的市场化。行政手段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有资本市场，但资本市场的能力不应该被夸大到无所不能的地步。
充分的市场化，需要新的标准。不再是失业率、幸福、增长，而是分配的平衡。这个提法容易被误解为利用行政手段使之平衡。可能换用华夏传统的「恒产」和「人有」比较好。理想状态是人人有恒产的社会，恒产是能再产出的那些财产。投资、技能等。人有则是指不但有恒产，而且他能消费获得的生活质量。由此可以看出，垄断是充分市场化的大敌。而市场本身天然地趋向垄断。正如威权是自由社会的大敌，而自由社会天然地趋向威权。换句话说，竞争天然地走向垄断。那么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就呼之欲出了，就是破除垄断。
我认为超市，超大公司，自己有完整流通环节的公司，都涉及了垄断。这些公司把人们变成员工，使人们的恒产仅仅剩下自身技能。而且这些公司巨大的生产能力，排除了大多数的其他生产者。典型的就是底特律之类城市。这些公司的直销和大规模营销，导致中间流通环节从业人员的减少。那么剩下的那些人应该干什么呢。应该去做服务业、做流通。让公司之间的竞争提高产品质量，使得流通环节有提高售价的基础。让服务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所以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小商贩的社会，大量的人再从事商品流通。有害这个目标的，都应该被清除。比如淘宝，要把商品直接送到人们手中，能从中间环节赚钱的人就太少。这种社会类似资本主义早期，或者说墨家社会——由手工业、服务业、小商贩为主体，组成的社会。一味地追求商品低价并不是好事，如果低价是从流通环节榨取出来的，那么就更是糟透了。当然流通环节也不能被垄断。大规模超市就让小商贩们无法生存。高速公路的收费站，也使得大量流通产生的利润被垄断者拿走。
分配的平衡，加上反垄断。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指标：参与社会分配的人数比例。参与社会分配的人数比例越高，市场化越高。能参与社会分配的人，才是完整的有恒产的人。人民主权用什么来体现？也可以用参与社会分配的人数比例来体现。投票权是参与政府领导职位分配，参与社会分配是经济方面的民主。当然，这种市场化也不能平均主义，其手段仅仅体现在破除垄断。正如票选民主仅仅体现在破除某些人群对政权的垄断。
过去的分析过于粗略。比如分析古希腊苏格拉底时代，使用了中产一词。而在现代基本演变成中等收入层的代名词。实际上苏格拉底时代，所谓中产正是墨家这些手工业、商人、小地主（或者说奴隶主）。分配权力被捏在别人手里的人，不能被称为有恒产者。也就不是中产，而顶多是高收入无产者。分配权力被捏在别人手里，而自称国家的所有者，是非常滑稽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指望无恒产而能有恒心，是反人性的。这也是孟子的理想虽然伟大但总是不能实现的原因。
驳卡普兰——亚洲崛起根植于儒家价值观？
正值中国的儒家思潮有上升趋势，近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题为《亚洲崛起根植于儒家价值观》的文章，作者为罗伯特·卡普兰，反省儒家思想对亚洲崛起的帮助。文章认为，尽管亚洲面临诸多难题，而且存在不少缺点（同时，加拿大、北欧和以色列等迥然不同的地方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从冷战的最后几年起，就一直生活在儒家时刻。
卡普兰对儒家的认识是正确的。从根本上容忍并尊重权威、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体现在儒家思想中。我们前面访谈提到，孔孟 是先秦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并不包含贬义，原因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种（对威权的）容忍和尊重，中国和越南等国就无法一直保持稳定”。面对军阀混战局面，孙毛蒋都不约而同走向威权。是儒家文化的必然，也是中国人脑子里的唯一正确选择。
然而儒家这种威权文化，仅适用于天下大乱这种极端状态。类似乱局中的军管。而且下一步应该向什么方向迈进，非常重要。毛泽东的实践，证明了儒家回归孔孟原初理想，而不是使国家正常化。那么将会有灾难性后果。即使不回归孔孟原初理想，而只是行秦汉儒家政制。也是不能长治久安的。台湾就是这种情况。既得利益者贪恋既得利益，而很可能忘记使国家正常化这个目标。蒋庆在访谈中使用了”政治成熟“的儒家。实际上承认了先秦儒家是革命者。革命者夺取政权后，会”政治成熟“，拼凑各家术用为己用。这是《狂热分子》一书已经归纳出来的历史现象。汉朝儒家就是这种”政治成熟“后的儒家。但是卡普兰可能不知道秦汉儒家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密集的人口灭绝时期。否则卡普兰可能目瞪口呆。包括秦朝之后的各地起义，此时儒家还没有”政治成熟“。中国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强。包括汉武报复匈奴，人口减半。包括王莽实践孔孟原初理想，导致内战，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包括东汉儒家士大夫、学者们的普遍丧失信仰，贪腐遍地、宫斗不止。再次导致起义和人口灭绝。人口减少90%，按照曹操的说法，则是只剩下百分之一人口。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可以查看《中国人口史》。这就是秦汉儒家的独尊儒术、复古更化。
承认由乱入治，需要一段时期的威权。并不等于正常社会就应该是威权的。墨家认为“端，是无同者也”。极端状态的处置，并非大道。而仅仅是因应极端状态的术用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在威权下取得了快速增长。毛泽东功不可没，但是很快由治入乱。邓小平拨乱反正，将中国从威权导致的混乱中再次拯救出来。也采用了一些威权措施。但不能否认其弱化了威权对理想国的追求，和对国民、经济的掌控。威权社会，需要逐渐转向正常社会。
在正常社会中，试图用儒家威权去解决贪腐和效率低下。这种想法实在奇怪。卡普兰大概又不知道各个儒家帝国，都毁灭于贪腐和效率低下。卡普兰先生试图用其管控工业流程和企业的成功方法，去管控国家和社会。本就是马克思的思路。试图把人们变成机器上的螺丝钉。失去自由和尊严的人们很快会堕落和普遍怠工，这是一个常识了。所以威权的时效性是必须被重视起来的。在因应乱局、快速奠定发展基础之后，继续威权。就会陷入治乱的循环。用威权解决了乱局，威权又导致乱局；再用 威权解决乱局，再导致乱局。更吊诡的是，威权可以反向描述这个过程。比如乱局需要威权，放松威权导致乱局，乱局又需要威权。威权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自我论证的。这种自我论证，也就是儒家的”霸王道杂之“。当今蒋庆这些人的论证，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太熟悉了。没有任何新意。另一个自我论证是：民众素质只适合威权，所以我们要用必然导致威权的儒家思想灌输人民，使人民有道德。可想而知这种人民又只适应威权。卡普兰大概是中了这个循环论证的毒。
那么秦汉儒家，这个”压迫人的儒家”为什么能够沉渣泛起呢？与文人们重视传统有关。余英时、杜维明这些人难道向往的是秦汉威权吗？不是。但他们热情于传统，要为中国人留住一条根的热情。美化了整个儿的儒家。使得秦汉儒家得以像艺妓那样涂上厚厚脂粉。加之人们保留传统的自然情感，和自由主义者们对传统的鄙视态度。造成了回归传统的反弹，而代言者当然又是“政治成熟”的儒家。杜维明这些值得尊敬的传统守护者，向往的不是威权，却在实实在在地为威权抬轿子。这是一个死结。
解开这个死结，就必须厘清“传统”这个概念。也许顾如鄙陋，我只见过中国人的“传统”概念如此倒错。全世界都不会把自己历史上犯的那些错误，称之为传统。德国人不会把纳粹称为传统，美国人不会把屠杀印第安人和种族主义称为传统，广义的基督教不会把中世纪教廷称为传统，法国人不会把国王专制和大革命中的民粹称为传统。只有中国人把历史称为传统，分不清历史和传统这两个概念。这才是秦汉威权得以复活的原因。由于秦汉之后独有儒家的事实，由于儒家经典良莠不齐的事实。我们又必须对儒家进行解构，不能再统称儒家。也就是章太炎先生的伟大创见：六经皆史。否则珍视传统的人就总是在为威权抬轿子。事实上历史上的儒家就是一个学统，而不是一个学派。而且自我解构本就是儒家传统。先秦儒家就有两大分支，一是“被压迫的儒家”，也就是思孟学派。这个学派还发展出阴阳家邹衍。一是“压迫人的儒家”，也就是夏贡荀系统。这个系统被钱穆称为“先秦儒家的主流”。这个系统发展出所谓魏秦法家，法家韩非和汉朝古今文经学。在后世又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荀子、韩非贬斥思孟学派，坚持法后王，实际就是儒家自身的一次解构。当然，这批人很快导致天下大乱。然后汉朝儒家把魏秦法家切割出去，实际上又是一次解构。理学和心学对秦汉儒家的批判，是第三次解构。清末、五四的儒家又各自称前儒非正统，是第四次解构。但是这些解构都要挂靠“儒家、孔子”名头。结果只是用糖衣包裹了一下儒家经典中的毒素。结果那些有良知的儒家学者越努力，糖衣毒药被卖出去的就越多。所以我们不要再狭隘于“儒家”这个名头，而应该放弃这个称谓。理学就理学、心学就心学、法家就法家。然后我们就比较容易梳理清楚，哪些是可以继承的。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哪些是不可以继承的，那只是中国人的历史，而不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能再让那些负能量铁树开花了。如果“儒家”这个名词要整体成为中国人的传统，而不采取六经皆史的态度。顾如认为，前提是全中国人的人一起考究一下，儒家经典里面哪些内容是可以传承的。把那些不能传承的东西标记清楚。姚中秋呛许小年：应该由谁来定义儒家？那么该姚中秋还是该许小年？实际上儒家早就被儒家自著的那些经典定义好了。轮不到姚中秋，也轮不到你我，或者牟中三、杜维明这些好心的先生们。不把那些非传统的东西标记清楚，怎么行？
与传统相关大概有四方，目前是一本糊涂账。一方要治病，他采用的方法就是扔掉。把孩子和病毒一起扔掉。一方要抱孩子也想治病，他采用的方法是猛夸孩子聪明又强壮。结果孩子抱在手里被打扮漂亮了，病毒也还在那里。一方看到前两者的窘境，趁机打着抱孩子的旗号，声称孩子没有病，传播病毒。结果因为人们爱孩子，不得不容忍病毒，甚至被忽悠帮着传播病毒。而第四方呢，比较弱小。希望细致地去除病毒，保留孩子。目前基本在各方的夹击中左右为难。第一方认为我们是无用功、瞎折腾；第二方认为我们不给面子；第三方希望我们向第二方靠拢，不要去指出病毒。
儒家主要讲“诚”，而墨家主要讲“信”。《说文解字》将“诚”与“信”互训。但是在运用中，还是有根本区别的。这里面有诚于声名、信念，还是诚于事实、责任的区别。儒家显然属于前者。如果诚于事实，那么面对孔子那么多劣行记载，怎么还能够被捧为圣人？现代人已经认识到儒家学说的根本性错误，大陆儒家一样饱读各种书籍。那么怎么还能够“儒体西用”？所以儒家是诚于声名、诚于其止于至善的大同社会理想。并不诚于事实。当今大陆儒家甚至不诚于孔子这个人。孔子说，“民不患贫，而患不均”。孟子说，“制民之产”，给百姓分田地。姚中秋能说儒家是市场主义。这是诚于孔子吗？汉朝之后的儒生，罔顾孔子出身贫贱的事实；罔顾孔子带领一众弟子实现了一次伟大革命。正是孔子等人使得商朝遗民、底层寒士们摆脱了当时三等公民的地位，争得了与贵族、周人（国人）们一样的平等为官权利。反而指称孔子出身贵族云云。这是在利用孔子之名，在墨家看来并不是诚于孔子。诚于孔子，就要承认孔子是革命者。孔子也许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平民革命的发起者。孔子之伟大恰恰在此。孔子能继续享有圣人之名，恰恰在此。这类似马克思先生，一直被西方承认为近代三大哲学家之一。而中国的马克思恰恰是孔子！
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而义又本于自心。是典型的信念伦理表述，革命者往往需要信念伦理的支持。这一点只要我们善意地看待历史，还是能够理解孔子们的。孔子和先秦儒家君子们在革命的过程中，采用了一些不正当手段，发明了一些错误思想。使华夏从封建社会进入了职业官僚的集权社会。可以说背叛了华夏传统，也可以说丰富了华夏传统。尊重孔子，诚于孔子就首先要诚于事实。然后我们再考虑扬弃。直接造假，无限美化，称道统在孔孟那里。只会让孔孟的错误继续下去。当今中国，难道要再搞一次均贫富运动吗？儒生们说孔子不是那样的、孟子不是那样的，一点用也没有。特别是思想精英，人们会自己去看儒家自著原典。然后人人都悟出来：假话重复一千次就成了真话。有位白彤东先生的感叹最为典型：“其实一开始是硬要给他们讲，硬编硬扯上关系，但我扯了之后，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不是乱扯，确实是有那样的关系”。孔子说，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风过草掩。思想首先影响精英层，然后通过精英层去影响其他人。而读儒家原典的精英们，恰恰都不可能诚信。怎么可能有一个诚信的社会？他在造假，别人知道他在造假，难道别人就不会造假？墨子说：反诸自身者也。
谁才是华夏真正的道统？
当代新墨家频频提及所谓的“古之道术”，这是不是说上古曾有明晰的真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在人们心中混乱，才由此分出了诸子百家？墨子也称颂三王之治，叹人心不古，这是不是一种“失乐园”的情结呢？其实“明晰的真理”说应该不确。庄子是那么认为，他认为“道术将恐裂”。我所说的古之道术就是《庄子·天下》篇记载的诸子所代表的华夏传统。显然人们会对古之道术的内容有不同理解。庄子认为这种分裂是不利的。而墨家则称君亲师皆不必可法，认为「学之益也，说在诽者」。鼓励人们有自己的看法，鼓励人们互相质辩。墨家叹人心不古，针对的是儒家。杨建兵先生《墨家伦理研究》很好论证了这一点，我就不献丑了。我想加一句，墨家反击的就是儒家对华夏传统的背叛。墨家认为治道要「若自然」。只有一种情况要用“力”，也就是当某人、社会偏离了原先轨道时，要用力让它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此所谓「挈，有力也引无力也……绳直权重相若，则心矣」。原先的状态就是一种制衡而平衡的状态，这是社会的自然。墨子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离开了“自然”。所以要用力，而他一出山就针对儒家，目的是很明显的。道家杨朱等在这方面与墨家认识有些不同。《大取》篇记载了杨朱认为“大道之不行，唯有强肱骨”。大概认为自然会归正，无须校正。
墨家并没有把历史某个时代看做“伊甸园”，而且认为人们已经无法知道当时的情况。「尧之义也，生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二」。墨家认为战国时期人们嘴里的先王，只不过是伪托罢了。墨家要继承的是先王的精神，而不是制度、礼义之类。那些东西已经无法可考了。传统是一种精神，现代也一样这么看。三跪九叩并非传统，而只是历史。「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而且尧舜时代的社会状况与战国时期已经不同。墨家的这种看法与老子也是相通的。老子说，“以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其实孔子也说夏商都不可考了，所以孔子要尊后王——尊周。墨家不尊后王，而是尊先王，这与孔子不同。
或问：既然儒、墨、道、法同出于“古之道术”，那么在墨家看来，诸子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是否有共同的观念基础和价值底线？我的回答是，《庄子·天下》篇里面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儒家人物，也没有出现任何一个魏秦法家人物。儒家是另一个学统。古之道术诸子的范围大概就是墨家、道家、齐法家。齐法家“法术势”都用于治吏，而魏秦法家“法术势”治吏也治民。齐法家是“制吏不制民”的。这是华夏传统“礼不下庶人”精神的传承。道术诸子都追求治道的“若自然”。这种“自然”指的是不要去倒腾老百姓，不要改变当时的封建制度。老子说，君王要无为。所谓“为”，即志与行。君王无主观，少为，如此才能放活天下的百姓。当然，君王也还要管理好自己的奴才——也就是臣子，让他们也不要折腾。「均法均县」，这个词是华夏传统治道的精髓表述。在道家和《墨经》中都出现了。含义大概是要模仿鱼儿原先的环境，要模仿虫子原先掉落的痕迹，去钓起（也就是吸引）百姓支持自己。这是治道方面诸子的共同点。诸子也都主张一种薄爱，最典型的表述是庄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道理非常简单，爱得越深就会有越强的占有和干涉对方的动机，也有更强的偏爱动机。墨道都若自然，反对这种溺爱。庄子批过“兼爱”，但庄子批的孔子的兼爱。他没有批墨子的兼爱。原因就在这里。孔子的兼爱说建立在亲情之爱基础上，他不可能做得到。而墨家的兼爱建立在遵守共同规则的基础上，正常人都应该做到。（笑）。人格方面墨道都追求人格的平等。天地不仁、皆天臣。双方都主张上天之下的人格平等。而且墨道都主张“内圆外方”，也就是内心自由，而行为则要遵守规则、义本于外。双方又有所区别。庄子更加飘逸一些，似乎有点避世的倾向。墨家更实在一些，首先从经济方面着手。一方面教弟子生产技术，一方面节俭。这两方面合起来实际指向一个效果，也就是使人们能够脱离对王公大人们的依赖性。「倚者不可正也，说在剃」。先秦的“剃”字指的是给婴儿剃掉奶毛。“说在剃”的意思就是要剃除人们的依赖性。然后墨家又从实力方面着手，比如结社。墨家在儒家看来是黑社会嘛。「贞而不挠，说在胜」。“胜”，相胜，即相抗。想保有人格，没独立的能力怎么行呢。墨道都认为人类无知。我们看《庄子》里面惠施和庄子的游鱼之辩。如果隐去姓名，根本就分不清谁是惠施谁是庄子。墨家惠施甚至比庄子持更彻底的无知论。
另外就儒家学统而言，我认为很难在学说的底层达成共识。认真研究，儒道两家的阴阳、体用刚好相反。比如中正，道家是守中中正，儒家是用中。比如阴阳，道家以阴为本，阳为用。儒家以阳为本。不过共同的观念基础和价值底线还是有的。能形成共同观念基础，根源在双方读的同样一些华夏传统经典。尚书、诗经等。而且从老子、孔子、墨子这些人开始，华夏实际才有了“学说”。之前是所谓“名教”，概念太模糊，而且主要是治道。先秦各家的建立学说的方法，与西方不同。西方人从底层推起。而先秦各家是先有了一些先王的“道”，然后向下筑基，去形成自己的学说。这个特点在《墨子·大取》篇最后一段表现得最为明显。墨者首先举出周道“浸淫之辞，其类在鼓栗”，然后推出“圣人之利天下也，其类在追迷”，再推出“利天下也，其类在礜石”。到这里墨家建立了自己的特色，政权应该以除害为务，而不是求善。然后继续向下推导，最终推出墨家兼爱说的原因：“兼爱相若，一爱相若。一爱相若，其类在死也”。兼爱的人们是互相作用的，独爱的人们也是相互作用的。只爱自己或者只由自己去爱父母的社会，是向着死去的。而不是向着生。生生是各家都遵从的天志。所以，我认为各家的共同的东西，还是要从华夏传统里面找，虽然找到的只是一些概念。比如上天信仰，上天是造物主也是赏罚主。这是“浸淫之辞，其类在鼓栗”。还有“生生”，儒家也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就意味着不能亏害人了。不能亏害人，反过来说就是要爱所有人。我不用墨家的“兼爱”一词。儒家泛爱也要爱所有人嘛。还有一个华夏民族的最大特点：为学。建议再加上老子的“三生万物”，相交生万物，或者墨家的“先知，意相也”。然后才到“仁义礼”，然后到“忠孝信勇廉”。最后还有大家共同的“尊重传统”。我认为这些是华夏共同的观念基础和价值所在。
有人会疑惑，当代新墨家多次提到要重建中国的学术范式，这就意味着必须发展出成体系的墨家学说。当今世界上的成体系的各种主义和学理，无一不是以某种独特的方法论和思想工具为支撑的。比如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其方法论，奥地利学派则以人类行为学为其方法论。墨家有这样的方法论和思想工具吗？
我只能说，我学养不足以去发展新墨。就先秦墨家而言，与老子的方法论是一样的。老子第一章：「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檄。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是古之道术诸子共同的方法论。道可道也，第一个道是真道，第二个道是人认识的道。人可以去认识道，应该去认识道，但总不可能认识真正的道，而且道还是在变动之中的。人认识的道，用“名”来表达。名类似青石，道类似街道。人认识的道，是用“名”排在一起铺出来的。名是怎么得到的呢？观万物之行，观万物之志，以作取舍。通过取舍，在加以命名。然后就得到了“名”。取舍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玄同”。玄同是先秦古之道术诸子的逻辑方法，类似集合论。另外还有一句：「反也者，道之动也」。这是说君道与人道相反。正因为君道与人道相反，所以才能相辅相成。这可能也算一个方法论吧。有个云南大学钱怡斋先生的解老，也可以参考。从名称上看，似乎更像“人类行为学”。当然，新墨家会有新墨家的方法论。我只是提一下先秦的人们怎么看问题。
我们不会像大陆新儒家一样，去附会国家主义、新左派或者自由主义。新墨家要怎样在如此分散的政治光谱中寻找共识呢？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开放的系统，并且墨学学者要有这个自信能够介入更大的议题。墨学在左翼和右翼那里可以得到不一样的解读。比如墨子说“赖其力者生”，在左翼看来资本家是“暴夺民衣食之财”的硕鼠，在右翼看来却是领社会福利的贫民“不与其劳，而获其实”。我和南方在野是经济上的“右派”，而蕉风兄确是研究解放神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左派，这不妨碍我们在墨学上的交流。
当然墨学归真才是根本，不归真，连墨学是什么都不清楚，如何活化为当代价值。我现在首先做的工作是训诂。训诂乃至解读经典，我们首先要贯通逻辑。而不是托墨言他。赖其力者生，需要结合我前面提出的「倚者不可正，说在剃」。赖，倚，两个字都是依赖。赖其力，是不要依赖其他人。倚者是依赖其他人。倚者是被批评的，要剃除这种幼童式的人格。王侯们何尝不需要赖其力呢。该段话原文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君子靠听治吃饭，百姓靠劳作吃饭。《经上》说「君，以若名者也」。注意其中的”以“字，凭借。君，依靠维护“名”自立。与赖其力那段话的内在前提是相通的。如果王公大人士君子们不能尽到自己责任，那么才是左翼“暴夺民衣食之财”的硕鼠。墨子说，天子「天下器也」。具体而言，王公大人们的职责就是执法。他们是执法公器。墨家认为「买无贵，说在仮其贾」，也就是说双方只要能够议价，就不存在价格贵贱一说。甚至比当今经济学的右派们还要右派！至于弥合儒家墨学者和我们的分歧。我看首先就要质辩《墨子》书的训诂。过去毕沅、孙诒让、梁启超这些儒家学者，连修改原文带曲解，搞得实在太离奇了。特别是梁启超，他和康有为要革命。一个去搞《孔子改制考》，一个用墨家去承载儒家的原初理想。这根本不是治学的态度。当然，墨家对社会底层有着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只会比儒家强不会弱。但墨家不是那种自以为高高在上，向下施予的学派。“兼爱之，则兼养之”。那是孟子的话。而墨家认为应该教人们明智，懂得自己去找到人们的通义，从而明辩是非。教人们有独立人格、有独立生活能力等等。前面已经提及了。兼养之的同情，是对小孩子的同情。墨家的同情是成年人之间的事情，「若兄弟」。
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正是脱离儒家言说传统
秋风先生的《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有一句话非常奇特，“它只需追求客观真实即可。不幸的是，现代历史学围绕着所谓的“真相”所构建之知识，又根本不可能是科学、也即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关于人的知识永远不可能达到那种状态”。——秋既然不可能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识”，不正好符合历史是人类共同财富原则吗？大家都可以去读历史，不要把谁的读法当作真理看待。追求客观真实，恰恰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在不在历史事实问题上造假。以免大家利用造假的历史互相攻击。在这个前提下，大家都可以去阐述其中“意义”。儒家、乃至中国人这种历史造假习惯非常不好。近数十年来人们谈历史，简直没法看。无论哪个阵营，都是一堆谎言，好一点的则是偏取。这种儒家历史学习惯，很不好。托古言志罢了。
墨子说，言必信，行必果。信为天下之首义。墨家有孟胜及百八十弟子殉信的事迹。当然，儒家学者觉得他们太傻。以现代的说法，社会由契约构成。如果无信，则契约就被撕毁。社会就会解体。你儒生去造假，别人也去造假。离开威权压制，恐怕社会就会思想混乱而动荡了。我之前批评过范跑跑这些自称的自由主义者，实际是余则成。其巧言伪诈不诚实，恰恰为大陆儒生们制造口实。墨子说，反诸自身者也。
今天大陆新儒家，又要重走通过整理历史去完成为天下立法的老路，若是这一套可以实现，我相信中国将走向通往奴役之路的邪路。他们的方法出现两个问题，一是造假。二是据中国人的共同资源为己有。不允许人们自己去读历史。而要在他和他代表的势力指导下去读历史。这是典型的历史主义思维，恰恰是他自己批驳的所谓历史主义的思维。给别人扣帽子，你不准去读历史，只能用我的脑子读。
从大陆新儒家反对别人从外部看中国历史，而要从内部去看。但是人有多少自省能力呢？2500年来，儒学进步极微，这种内心的封闭性是主要原因。进步被扣以进步主义的帽子，恐怕不是好事。墨子说，镜于人知凶吉。不是儒生理解的照自己的脸。而是要去看别人反诸我身的是什么。别人疏离我，必然是因为我疏离了别人。孔子本人就是历史主义者。他通过删诗书，去装载自己的君臣父子思想，完成自己的激进革命。即所谓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恰恰是秋风自己引用了孔子言和卫鞅言。
孔子曾广泛探究三代之人、事、制，并论断其高下、得失，《论语》对此多有记载。孔子之历史观最为清楚地体现于下面一段话中：“殷因子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③三代之制，有因，有损、有益。孔子之立国纲领则见于颜渊问为邦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可见孔子也不过是“不法古”，而对古法采用了取用态度。与商鞅相同。从学统而言，商鞅本就学于儒。孔子尊周取周礼，相对黄帝、尧舜禹汤，恰恰是法后王。孟子亦有言：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我不反对大陆新儒家要美化自己，但要反对他们丑化华夏传统，或者认为墨家是先秦的共产主义，或者认为新墨家的复兴是诺斯体主义回潮。像五四以来的儒生们读历史，就把华夏先古史读成了奴隶制。秋风先生声称华夏本来就是封建的。这是真话。但他怎么解释孔子隳三都，去除家君对鲁君的制衡能力？怎么解释儒家的大同主张？这些儒家的东西恰恰是反封建的，搞集权的。秋风不懂得儒家前辈们为什么要丑化华夏的历史呀。胡适之流称“国故”，实际不也是想让人们不要去批中国历史嘛。这种苦心在秋风那里成了驴肝肺。出土的楚简《尊德义》已经证实，孔子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的是：要教民以礼乐，不可教民以智。若此的儒家已经不是文教，而是愚民之教。这就是我驳斥曾亦、秋风之所谓邓小平是儒家谱系公羊学中的“改革家”的原因。
改变也还是有的。实际上儒家学者们一直在不断背离先秦、秦汉儒家。汉武独尊儒术，先秦儒学回潮（此时叫做经学了）。白虎观一群儒生和皇帝一起规定了儒家经典。然后王莽篡汉，终于实现了先秦儒家捧孔子为圣人、汉朝儒家捧孔子为素王的目标。也就是认为孔子道德最高，所以应该王天下。孔子之前的圣人，全部是圣王身份。只有孔子一个人不是。先秦儒家捧孔子为圣人，实际表现了他们的革命决心：有德者居之。但是王莽的实践结果是灾难性的。儒生们的革命再次天怒人怨，从此儒家失去了自己的理想，成为彻底的职业官僚。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更进一步打击了儒家的崇信。魏晋所谓玄学，实际是儒家学者们的自我麻醉罢了。期间还发生了儒家改造道教的大事件。秦汉儒家的回潮，反而重创了儒家。激进的实践，已经导致战国末期、汉武时期、王莽时期、东汉末年共四次华夏民族的人口大灭绝。
幸而伟大的中国女性们，表现了超群的生产能力。否则中原民族也就灭绝了。然后有了隋唐。说杨广好大喜功，难道杨广先生不想立德、立功、立言，不想学汉武驱逐鞑虏吗。唐朝早先也意识到需要行黄老。所有后来的皇朝都试图行黄老。宋明皇帝都自称道君。但是独尊儒术之后，学者皆儒生。这种对抗太不成比例了。北宋实际亡于儒家官僚们瞒报旱灾、蝗灾。造成原先的小灾变成亡国大灾。唐朝皇帝还认了老聃做祖宗。据说武媚娘行法家。实际也就是儒家的再次反思。汉朝十一酷吏，实际上十个在独尊儒术的汉武朝。反正武媚娘手下的儒生们，也称了法家。这说明儒家再次进行了反思。也再次向古之道术学习。有了两程等人，实际上完全抛弃了秦汉儒家，把他们都划成了法家。总之儒家一反思，前辈实践者们就都成了法家。到了宋朝理学朱熹先生横空出世。他向道家的吸收众所周知，实际上又是一次对先秦儒家的背离。然后是王阳明的心学。心学对先秦儒家的背离更远。甚至出产了李贽这种明确提出反孔口号的学者。到了顾炎武、朱舜水等人。顾如我不愿意再称他们儒家了。只是他们也都在儒家的学养下成长，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底层错误。其中就有人喊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口号。而且他们仍然挂在儒家旗号之下，对他们的进一步提高形成了障碍。理学、心学在明末的失败，也为清朝的经学（秦汉儒）回潮提供了条件。更重要的是清朝统治者是外来政权，加倍依赖儒家官僚。他们会选择什么儒家学派是很明显的。秦汉儒家在清朝复兴了。毁《墨子》书的孙诒让就属于经学系统。而清朝的统治有大量外国人的记述和照片资料。而且清朝末期中国遭西方彻底击败。当今的大陆儒家们当然又称那些实践者们是叛徒了。今天面对历史，我们再不能采用否认和造假方式自省。
夺回墨学解释权，以儒解墨可以休矣
作为墨学爱好者、以墨道修身者，读儒家经典需要非常小心。双方最底层理念不同，而塑造人格和思维方式的恰恰是底层理念。底层理念往往体现在那些言论和言论的前提里。急于“发展墨学”的朋友更需要小心。笔者发现了几点儒墨的根本不同：
墨家有信仰，认为人类无知；儒家没有人格神信仰，认为人类能够“与天地相参”、“与天地准”。这导致对自然是否敬畏、谦逊的不同。就儒家而言只是各有所长，有些人能够知天、天人合一之类即认识真理。这是双方最根本的不同，由此将导致一连串的分歧。比如先秦儒家推己及人，墨家反对推己及人。然后儒家追求大同，墨家主张法治等。至于科学，其实是承认无知者更愿意去摹略万物之然，而自以为掌握真理者缺乏外求动力。读儒家书看多了“天作孽犹可活”之类，很难产生信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前设也是人去模仿上天所为。当人与神平齐，那么神就被替换成了人；当人能知天，那么神就被替换成了知天的人。实际就没有神只有权威了。神成为了权威的傀儡。而权威正是科学的最大敌人。往难听了说，无神论和两种有神都是要让人相信一些东西。最根本的就是无神论要人相信自己很伟大，别人也很伟大；一种有神论要人相信自己很渺小，别人也很渺小；一种有神论要人相信自己或者某些人很伟大，别人很渺小。
墨家是责任伦理；儒家是信念伦理。信念这个词在中文很是褒义，换一种表达就不同了：墨家是规则伦理；儒家是欲求伦理。信念伦理把自身的信念置于最优先位置，而责任伦理把责任置于最优先位置。责任出自人们的契约，而信念本于自心。比如前面提及的孔子“去兵、去食”，其前提就是“聚众”这个信念，而不是“兵、食”这个责任。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是最为典型的信念伦理表述。言行守信践信，竟然不在义的最底层。就墨家来说，守信践行是首义。不守信已经是不义了。义本是“通约”性质，其他义（规则）离开守信还有存在价值吗？孔子说“君子不器”，而墨子说君王是“天下器”。器不能自主，儒墨规则与信念的优先序刚好相反。儒墨所说的义，完全是两码事。⑵
墨家是普遍之爱（薄爱），共同规则为大；儒家是亲情之爱（厚爱），亲亲为大。由于儒墨对爱的定义不同，过去以儒解墨导致把墨家兼爱极端理解为儒家泛爱。实际上墨家反对儒家那种甜腻腻的、互相拥有的爱，墨家助人主要是救急、救济，而不是儒家的官方平分田产（井田）之类。儒家要教民、养民；墨家要大家自强，要政权不干涉。结合信念伦理和亲亲为大，可以有孔子和子贡的做法。他们通过挑起齐吴越晋楚及相关附庸国之间的连绵混战，避免了一次齐国对鲁国的进攻。“堂堂圣徒，乱世中也只不过是把自家家中的战火引向了别人家，出此权宜之计”。这就是著名的“子贡救鲁”故事，在《非儒》篇也有记载。而史载中墨家的非攻总是直接劝止攻国和参与守卫。一伤及无辜，一不伤及，墨家总是坚持了不害人底线。共同规则为大而兼爱。先秦各家都以伦理入学和治道，我提到的这些实际都是薄爱与亲爱造成的差别。古之道术诸子都是“天父民母”主张。在儒家看来墨家确实不仁，也无君父。⑶
墨家主张独立、合作（合），儒家主张互相依赖（相濡以沫）。这一点从字面上不容易看到。仅有墨家批儒“淫人”，孟子批墨家导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墨家并不主张养民，儒家主张养民、主张给百姓分配田产。所谓淫人，笔者认为是指让对方造成对某种事物的依赖性。淫，顺其纹理而侵之。《中庸》“尽人之性（纹理）”，是这种主张的表现。当然，此句也包含能知天（性是天生）的前提。墨家主张的是“尽人之意与义”。不是性，也不是心，就墨家看意与意是需要他自己表达出来的。亲爱就是一种互相依赖的爱，这种爱实际意味着拥有。这是儒者的潜意识。比如孟子批墨者夷子厚葬母亲，就让人莫名其妙，但儒家学者们都意识不到其中问题：母亲并非我的财产，我主张薄葬，怎么能用于要求我的母亲呢？互相拥有也不见得是好事，君做主、民做主，都认为某人或者自己该为别人做主。为什么不能是谁也不为别人做主？所谓「为是为是之台彼也，弗为也」，夷子只好苦笑。儒家养民说实际也有意无意造成人们对政权的依赖。而且内含君王是百姓父母意涵。古之道术则主张“天地不仁”，“天父民母”。前面第28条说「倚者不可正，说在剃」，反对的正是依赖性。依赖就不能独立了。还有墨家尚俭，其实也与反对依赖性有关。食色，性也；人性自大、短视、贪堕。⑷
墨家要通过通约处理利害问题，要除害；儒家则要发扬人性之善，要扬善。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是先秦所有学派共同的目标。但路径和理论不同。到底以除害为先，还是以扬善为先，与人类是否认识真理有关。如果人类不认识真理扬什么善？只能扬某些人认为的善，去学习某些榜样。那么越是把榜样吹捧得高，越是把善狭隘化。扬善必然导致对别人的深度干涉，同时主张用官方权力教民更是如此。而除害则是必须的恶。求善必得恶世，除害必得善世。这个问题可以参考哈耶克关于“非正义”的内容。通约是民立法，即「民若法也」。而儒家认为立法、制度是天子专利。⑸
墨家认为极端不能推导普遍，即所谓「端，是无同者也」；儒家则用家庭伦理、大同理想等推导社会。承认极端情形有其特殊性是必要的，比如战争是竞争的极端形态，比如承认紧急避险、为亲者隐实际是对人性的承认和容忍。但是用极端推导普遍原则，就把社会极端化了。紧急避险造成的伤害可以不追究，对癌症病人的撒谎是善意。但是社会能鼓励伤害和撒谎吗？为亲者隐一样是只能承认和容忍，不能被鼓励的。⑹
我提及的六点儒墨不同，儒家都站在顺从、鼓励人性一方，墨家都站在克制人性一方。确实如庄子所言：“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但良药苦口，正言若反，大智若愚。人性非善，怎么能事事顺之呢？承认和鼓励也是两码事。儒家主张顺从人性，所以易行；墨家主张克制人性，所以难行。就克制而言，儒家主要克制的是男女情欲，这一点墨家反而认为「天壤之情，不可废也」。儒墨在底层开始相反，不见得条条大路都通往大致相同方向。本文首先肯定墨家主张，并以之为基础对比儒墨，自然得出墨是儒非结果。反过来如果先肯定儒家主张，那么也可以批评墨家迷信、墨守成规、不智、不仁、不亲、不善。墨家严厉批评的子贡救鲁，在儒家看可能是“生存第一”。墨家非攻城守送出了大量墨者的性命。这些问题在先秦是「为是为是之台彼」，各自遵从的一些基本原则。当时、甚至当今也没有完全辩论清楚。
本字条说「通意后对」，我们需要“通意后知、后鉴”，从而需要读儒家经典，但却需要注意儒墨之根本不同。这种底层的不同，是理论构建的出发点，不可能互相借鉴。儒家怎么借鉴墨学，只要改不了这六点就还是儒家。孟子熟读墨家书，他还是儒家，只是相对当时儒家的主流别开生面而已。而墨家只要动了这六条就不再是墨家了。以墨学修身是墨者，以儒学修身是儒者。所谓三教合一之类，必须有理论底层相同为基础。否则还是「类以行人为好」。至于仁义之类空泛概念，大家都挂在嘴上。正如现代所说的“民主”，不问清楚他所说的民主是什么，就不知道他实际主张什么。「若不问“何谓”，则过」。如果对方语言模糊、空泛，那么就需要继续追问。墨学被曲解到反面，正是由于这种以儒释墨的“训诂学”，换掉了墨学内核。儒家思想和意识已经影响国人2500年了，“发展墨学”是一件需要如履薄冰的事情，必须时时核对是否违背了墨学的根柢。否则发展墨学将变成创造一种儒家代言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