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经学研究的历史而言，一般认为可自然地分成三个阶段，即汉唐之训诂、宋元之义理、清代之考据。至于明代，前人多以“空疏”二字括之，以其“无甚精义”，而为世所忽。但汉唐训诂失之疏，宋元义理失之空，唯清代之考据严谨、求实，新意叠见，成就赫赫，最为世所重。然而，当今人大谈清人考据之赫赫功绩时，却忽略了清人之硕果“多赖明人植其基”这一事实。[1]而活动于明中叶正德、 嘉靖间的大学者杨慎，正是这四百年考据之风的开创者。《诗经》学作为“经学”的一部分，其考据之兴亦由杨慎始。
杨慎（1488—154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生于北京。他出身于簪缨之家，父亲杨延和曾做过宰相。因而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之他天资聪颖，过目辄能成诵，十一、二岁为诗作文，颇使长老惊异。二十岁应乡试，督学刘丙见其文，赞赏不已，况以苏轼。二十四岁举进士，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武宗读书有疑，问群臣不能对，杨慎则能历举《周礼》、《史记》、《汉书》等，予以圆满地解答。但他为人耿直，颇多诗人的激情，又有十足的书生气，故而屡忤朝廷。几次大哭于殿庭，惹得皇帝大为恼火，打了他几次屁股，最终把他贬到了荒远的云南，去作一个小小的永昌卫，在那里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直到老到死。然而政治上的失败，促成了他学术上的成功。他在后半生，政治上不敢有任何的幻想和举动，因为皇帝派“特务”随时监视着他。故而他把原初对于政治的热情，完全投入到学术文化事业中，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笔耕不辍。他的著述十分驳杂繁富，王世贞《艺苑卮言》列有八十七种，焦竑《升庵外集题识》提到有百三十八种，《四库全书总目》说其著述不下二百馀种，[2] 胡应麟《艺林学山》说杨慎辑书有几百种，至今无人知其确数。林庆彰先生汇集各书目所著录及各书所述及者，共得二百五十馀种，[3]其数量确实是惊人的。 《明史》本传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确非虚言。
在杨慎的二百多种著作中，其中有相当多是关于考据的。其所考有天文、地理、名物、人事，及经史子集、音韵训诂等，内容十分繁杂。李调元在《升庵经说序》中说：“先生雄才博雅，精于考证，为有明一代之冠。”确实有明一代，无能与之比肩者。他关于《诗经》的考证，主要保存在《升庵经说》中。《经说》共十四卷，其中关于《诗经》的有三卷。量不算甚多，而意义却很大，因为他结束了有明一代学者承宋人余绪、不明训诂、空论义理的学风，开创了一种新的诗学研究风气。
杨慎关于《诗经》的考证，约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文字的训释。这是他成就最突出的一个方面。他敢于对经书权威性的解释大胆提出怀疑，并旁征博引、用多种证据以证成其说。其中有些是前人之说有分歧的，其赞同某一家之说则予以证实，有些则纯为自己的新见。如《关睢》“窈窕”古有幽闲、深宫、美心为窈、美容为窕等说。杨慎则认为以“深宫”说为是。其云：
字书：窈，深也；窕，极深。窈窕，幽闲之地也；淑，贞静之德也。郑玄《笺》：幽闲深宫贞专之善女。《正义》：淑女以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方言》：美心为窈，美容为窕。非也。按：窈窕训深宫为是。深宫之地是幽闲。深宫固门曰幽，内言不出曰闲。窈窕言其居，贞专言其德。今解者混之，遂以窈窕为德，误矣。陶渊明《归去来辞》：既窈窕以寻壑；《鲁灵光殿赋》：旋便娟以窈窕、洞房
窱而幽邃；《江赋》：幽岫窈窕；孙兴公《天台赋》：幽邃窈窕；《封禅记》：石辟窈窕，如无道径；曹摅诗：窈窕山道深；谢灵运诗：窈窕究天人；李颙诗：窈窕寻湾漪，迢递望峦屿；诸葛颖诗：窈窕神居远，萧条更漏深；乔知之诗：窈窕九重闺；杜诗：窈窕丹青户牖空；杜牧诗：烟生窈窕深东第。诸窈窕字岂亦谓女德乎？
这里主要是证实郑玄、孔颖达的“窈窕深宫”说，而驳“窈窕为德”说的。他一口气举了十二条证据，以证明“窈窕”有深的意思，并非言德。当然在此他的论证是有缺陷的，因为他引的都是后世诗文中的材料，别人同样可以举出些“窈窕”作别种解释的例子来。但他的博雅，他的旁征博引的作风，在他之前确实是很少见的。
杨慎训释文字，主要有四种手段，一是从文字形义上考虑，通过字形探取字义，并以旁证以明之，而后探求诗义。如《凯风》“睍睆黄鸟”，“睍睆”旧或以为黄鸟之色，或以为鸟声。杨慎以为：“二字从目，目视之，知其为色也。”《东山》“町疃鹿场”句，“町疃”二字旧解为鹿迹，杨慎云：
“町疃鹿场”，毛苌云：鹿迹也。《说文》曰：町疃，禽兽所践处。汉儒解经，如此可笑。盖因“町疃”下有“鹿场”二字，遂以鹿迹兽践附会之。鹿迹兽践可以解“鹿场”，而不可以解“町疃”也。原诗人之意，谓征夫久不归家，町疃之地，践为鹿场，非谓町疃即鹿场也。且《说文》以町疃字载于田部，曰：凡田之属皆从田，若町疃果为兽践，则非田之属也。考之他训，《左传》：町原防，井衍沃。干宝注：平川广泽可井者则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则町之。町，小顷也。张平子《西京赋》：遍町成篁。注：町，谓畎亩。王充《论衡》：町町如荆轲之庐。《石鼓文》：原隰既垣，疆理疃疃。《召伯敦铭》：予既疃商。《庄子》：舜举于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疃也。皆说野田，并无鹿迹之说。如《豳风》以绸缪牖户形容鸟巢，遂以绸缪为鸟巢可乎？
在这里他先从字形上考虑，“町疃”二字从田，应该与田地有关；再考之古籍金石，町疃都是作田亩训；最后从逻辑上解，训为鹿迹亦不合情理。这样他从根本上动摇了毛苌、《说文》的解释，而建立了一种新说。这是很有说服力。杨慎因为精于文字之学，因而也常从字形出发，厘正诗文之讹误。如《大雅·崧高》“往近王舅”，“近”字毛训为“己”，郑玄以为“辞也”，解诗者不通此意。杨慎引朱公迁说，以为“
”字之形误，字从丌得声，音基。《小雅·正月》“天夭是椓”，慎以为“天夭”为“夭夭”之形误。
其次杨慎还善于从文字的音义上考虑，通过古音通假，阐明诗义。如《頍弁》“忧心怲怲”，杨慎以为“怲”与“
”同，与下文“臧”字叶韵。“盖古丙、方互音，柄亦作枋可证。”《常棣》篇“鄂不韡韡”，“不”当为“柎”，指鄂足，不、柎古同，字又作跗。花下有萼，萼下有跗。束皙诗：“白华朱萼，被于幽薄。”“白华绛趺，在陵之陬。”“白华玄足，在陵之曲。”其曰萼、趺、足，皆可证。附趺又作足者，花之足犹人之足也。《瓠叶》“有兔斯首”，斯、鲜音相近，训白。“《左传》‘于思于思’，服虔注：思，头白貌。思、斯字异而音同。”《潜》“潜有多鱼”，“潜音涔”，《尔雅》李巡注：“今以木投水中养鱼曰涔。”这些观点虽有的为前人遗说，但经他从古音通假上一阐释，意思就更明白了。
其三善于用诗之异文，来解决诗中疑难问题。如《考槃》“考槃在涧”，“涧”韩诗作“干”，
薛君注：“地下而黄曰干。”杨慎则补充说：“江南有吴干，平凉有陇干，乐府有《长干曲》，颜延之《祭屈原文》曰：身绝郢阙，迹遍湘干。干与宽叶为是，且涧非考槃之处也。”《汝坟》“惄如调饥”，韩诗作“朝饥”。杨慎认为作“调”解不通，当从韩诗，又引《易林》“仿如旦饥”及郭遐周诗“惄焉如朝饥”为证，以为朝饥最难忍，故以为喻。《緜》“自土沮漆”，齐诗“土”作“杜”，杨慎以为当从齐说，杜为水名，即杜阳。《闷宫》“实维太王，实始翦商”，《说文》作“实始戬商”。旧以为太王的孙子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能臣服于商，成为千古美谈，他的爷爷怎么有可能就开始翦伐大商呢？于是在此出现了许多离奇的解释，或以为太王由豳迁居于岐山之阳，四方来归，王迹始著，故云实始断商。或以为作岐为兴周之基。杨慎则据《说文》，以为本字当作“戬”，训福，指太王始受于商。在今天看来，杨慎之说不一定对，但对于古之经生刻意回护文王的思维路子来说，杨慎是要高人一筹的，因为他可解决旧说中的重重矛盾。
其四杨慎还善于运用方音、谚语资料解决诗中的问题。如《小星》“抱衾与裯”，《毛传》说：“裯，禪被也。”《郑笺》说：“裯，床帐也。”由此看来这已是死去的词汇了，故毛、郑之间有了分歧。但移他处夜宿，没有抱床帐前往之理，故朱子仍从毛说。杨慎则云：“按：裯从周得声，与凋、雕、蜩同。裯当音条。今关中亦呼寝褥为条子。”这是很有道理的，而且读裯为条，与上文“昴”字韵也相叶。诗云：“宜鉴于殷”，殷古书又作衣，杨慎云：“齐人言殷声如衣，今依姓者，殷之胄也。”《七月》“一之日觱发”，杨慎以为“觱发”指风，觱是羌人吹的兽角。“谚云：‘三九二十七，篱头吹觱栗。’正谓风吹篱落，其声似觱栗。”其说未必尽当，但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相当广阔的。
第二，关于古代制度礼俗。通过对古代制度礼俗的考证，以求对诗篇作出确解，这也是杨慎探求诗义所采取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郑玄、孔颖达等也曾用过，但他们多是引述，而杨慎则是考证纠误。如《车舝》篇，《诗集传》以为是燕乐新婚的诗，杨慎说：“按《礼》云：婚礼不贺，人之序也。又曰：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云：幽王无道，诗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此义为长。”这是通过对《礼记》古代婚姻礼俗的记载，来驳斥朱子“并乐新婚”之说的。近年有人撰文，以驳关于《诗经》中有乐婚诗一说，其取证与思路，与杨慎全同。不过古人是否实有“婚礼不贺”之俗，还很难说，因为《曲礼》另有“贺娶妻”的记载。不过杨慎能以《礼》证《诗》，确不失为一条解诗的途径。最有代表性的是杨慎关于古代“辟雍”、“泮宫”的辨析。《鲁颂》中有《泮水》一篇，内提到泮宫，《大雅·灵台》提到“於乐辟雍”，汉儒解释说：辟雍是天子太学之名，因四面环水如璧，所以叫“辟雍”。泮宫是诸侯国的学校名，因水环半边，所以称“泮宫”。杨慎则认为“泮宫”是因宫在泮水之旁故云“泮宫”，辟雍是天子之宫，古代不存在天子学曰辟雍、诸侯学曰泮宫的制度。他首先大段引述了宋人戴埴的观点，以为泮宫之说可疑者有五：《鲁颂》言泮宫而无言及教化群才，其可疑者一；《泮水》颂鲁僖公，而《春秋》无僖公兴学的记载，其可疑者二；史克作颂，以修伯禽之法，使果能典崇学校，克何不表而出之？其可疑者三；他国不闻泮宫，其可疑者四；郑玄解《诗》，谓泮言半，解《礼》又以頖为班，自相矛盾，其可疑者五。泮宫为地名，与楚之渚宫、晋頖祈之宫无异。接着杨慎云：
辟雍为天子之学名，泮宫为诸侯之学名，自《王制》始有此说。《王制》者，汉文帝时曲儒之笔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使天子学曰辟雍为周之制，则孟子因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颂》云：“于彼西雍”，《考古图》又有胥雍。则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为宫名无疑也。既曰泮宫，又曰泮水，则泮宫者，泮水傍之宫；泮林者，泮水傍之林无疑也。鲁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宫。即使鲁之学在水傍而名泮宫，如《王制》之说，当时天下百二十国之学，岂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宫邪？予又观宋胡致堂云：《灵台》诗所谓“於乐辟雍”，言鸟兽昆虫各得其所，鼓钟簴业莫不均调，于此所论之事，惟鼓钟而已，于此所乐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声》所谓“镐京辟雍”，义亦若此而已……上章曰：“皇王维辟”，下章曰：“镐京辟雍”，则知辟之为君无疑也。
杨慎此论，很有说服力，故清儒持此说者甚多。（注：清儒方中履《古今释疑》、姚际恒《诗经通论》、戴震《毛郑诗考正》、牟庭《诗切》、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方玉润《诗经原始》等皆有同说。）
第三，关于名物考证。对《诗经》名物如鸟兽草木器物之类的考证，是《诗经》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杨慎在这方面也作了一定的探讨。他对名物的考证大约有两条途径，一是亲目所验，如《唐风·山有枢》云：“山有栲，隰有杻。”杨慎说：“栲，山樗；杻，檍也，宫中多树之，取亿万之意，谓之万年树。注唐诗者以冬青为万年枝，非也。”《葛生》篇之“蔹”，其云：“蔹音帘，似栝楼，叶盛而细，其子正黑如燕薁，而不可食。幽州人谓之乌服。其茎叶煮以哺牛，除湿。”《南山有台》之莱，其云：“莱，草名，今莱州人蒸以为蔬，谓之莱蒸。莱州得名亦以此。”这则是据目验而得出的结论。尽管没有引经据典，但却反映了作者对实物的考察结果。最典型的是《晨风》之“驳”，其云：
《诗疏》云：驳，檀木，皮似系迷，又似驳马。谚曰：斫檀不谛得系迷，系迷尚可为驳马。盖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斑文似马之驳，故曰交驳。今解诗用《尔雅》之说，以为锯牙食虎豹之兽，非也。兽非恒止于隰之物，又与邻章苞棣、树檖非类，故知即梓榆。
这是采取了文献记载、民间谚语、实物考察三重证据，而最关键的是最后一步，反映了作者的科学态度与求实精神。二是通过对文献的考证以探究物理。如云：
“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书：夏屋，大俎也。今以为屋居，非也。《礼》：周人房俎。《鲁颂》：“笾豆大房”，注：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跗，似堂后有房然，故曰房俎也。
从字面看，“夏屋”就是大屋。但杨氏认为这是皮相之论。他通过引证经典中的解释，以证明夏屋乃是一种食具，因其形如屋而得名。
第四，关于地理考证。《诗经》之地理考证，非杨慎之所长，但也可反映出他研究的一个方面。如《泉水》“出宿于干”，杨慎以为干、邗同，“今开封有邗沟，韦氏《历纪》云：蹇叔处干而干亡，入秦而秦霸。”意即诗之干为地名，即开封之邗沟。《大东》篇有“大东小东，杼柚其空”句，旧以为指东方小大之国，或以为东泛指东方，小、大言赋收之多少。杨慎则认为周平王迁洛，周始东，故曰大东。自敬王遭兄弟之争，子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东王，周又东，故曰小东。王迹熄而王室乱，大国攻战会盟，小国贡赋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公刘》“芮鞠之即”，杨慎引班固说：“弦中谷，芮水出西北，东入泾。”认为即雍州之川。总之，其地理考证虽不甚精细，却也为前人所鲜言。
第五，关于古音考证。据林庆彰先生说：杨慎十三世孙杨崇焕曾作《陈第古音学出自杨升庵辨》，[4]以为陈说窃自杨慎。 其说虽未必是，然也可见出杨慎对古音学研究的开创之功。因为陈第是开清代三百年古音学之盛的人物，而杨慎早陈第数十年，在当时名气又很大，并著有《转注古音略》、《古音略例》、《古音馀》、《古音猎要》等书。汉语古今音之变，最突出的是诗韵的变化。约南北朝后，人们发现了《诗经》不少不押韵的地方，但并不知这是古今音变化的结果，于是采取了一种简单的办法，即“改读”，将不押韵的字临时改读为某音，以求押韵，前人称之为“叶韵”。朱熹著《诗集传》即用此法，以解释《诗经》不和谐的韵脚。而杨慎则看出了古韵语中不押韵之处，并非本就如此，而是古今音变化造成的。在《升庵经说》中，他关于《诗经》古音的研究有数十条之多。如《?{风·柏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儀。”“儀”与“河”字依今音读则不押韵，故朱子在“儀”字下批注：“叶牛何反”。意思是“儀”字在此要改读为“牛何反”。但杨慎发现，《小雅·菁菁者莪》说：“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儀。”“儀”与“莪”、“阿”为韵；《豳风·东山》说：“亲结其缡，九十其儀。其亲孔嘉，其旧如之何。”“儀”与“何”为韵。在《太玄》中“各遵其仪”又与“不偏不颇”相叶，于是他归纳说：仪古音读俄，证据有三，一是古代它与河、阿、何、颇等字为韵；二是“檥”从“羲”得音，而《史记》徐广注为“蛾”音；三是在汉隶中“蓼莪”又作“蓼儀”，同样的情况又见于洪适《隶释》与《周官》注。这样从古字通假、古音标注、古音叶韵三个方面取证，就很有力地说明了“儀”的古音。杨慎为了证明一字古音，往往能多方取证。如释“洵直且侯”之“侯”云：
侯音胡，叶“羔裘如濡”。《史记·匈奴传》“胡王”作“侯王”，《易林》：“季姬跢跦，望我城隅。终日至暮，不见齐侯。”又：“范子妙才，僇辱伤肤。然后相国，封为应侯。”张衡《西京赋》：“增昭仪于婕好，贤既公而且侯。许赵氏以无上，思致董于有虞。”皆叶七虞。《吕氏春秋》：“今侯渫过而弗辞。”侯元有胡音，今以喉咙念胡咙，可验。
这里他除引用了汉代文献之外，还用活着的口语来作证。当然他考察古音最得力的资料还是古诗与韵语。如《齐风·鸡鸣》“匪东方则明”，杨慎以为“明”字音“芒”，证据是：明与下文“月出之光”的“光”字为韵；“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明、王为韵；《易》“天下文明”，上叶“阳气潜藏”，下叶“与时偕行”；《书》：“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明与良、康为韵；《荀子》：“契玄王，生昭明”，明与王为韵；《归藏筮词》：“空山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职日月以为明”，明与苍、张为韵。《白虎通》：“清明者，清芒也”。《小雅·出车》“雨雪载塗”，塗音余，与上“黍稷方华”叶韵。证据是《易林》：“雨雪载塗，东行破车，旅人无家”，塗与车、家为韵。当然杨慎的论证并不十分周密。因为古音失传已久，即使考出与其叶韵的字，也只能得其读音之大概，还不能说某字古代就是读某音。
总之，杨慎的《诗经》考据成果是多方面的。尽管他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多带有笔记杂考的性质，但这毕竟是《诗经》考据学兴起的一个开端。老实说，杨慎在《诗经》学史上的贡献也并不在于他有多少比前人更正确的认识，而在于他的研究路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揭开了《诗经》研究新的一页。他敢于在传统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而又能够用实证手段去解决问题。他不事空谈，重在用证据说话，改变了宋明儒者空谈义理的学风，将经学研究引上了考据的轨道。而且他或用文献，或用金石资料，或从方音，或从文字形义，或从古音等多个角度，寻找多重证据，用多种手段来解决经史上的疑难问题，这在他之前是很少有人这样作的。他在《升庵经说》中就曾几次表示：不识古字“安可以解经哉！”“非博考籀篆行草及《诗》、《书》子集”，不能解决问题，“可与汲古者道，难为浅中者言”。[5]在他的影响下， 明晚期出现了一批从事考据的学者，并在古音考据、文字训诂、名物考据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清代《诗经》考据学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师培.申叔贵书.国学发微[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页。按：明人之考据，素为人所忽略。 林庆彰先生著《明代考据学研究》一书，始专对明人之考据进行研究，对其成就作了肯定。
[2] 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25页.
[3] 《明代考据学研究》[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 年版第42页.
[4] 《诗经研究论集》（二）[C].《杨慎之诗经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民国，1987年版.
[5] 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4、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