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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森:论简帛《五行》与《诗经》学之关系

更新时间:2015-02-26 10:00:10
作者: 常森  

   《五行》之引《诗》论《诗》,确实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并做过一定的研讨,但很少有学者深入探究《五行》和《诗经》学的关系或者《五行》的《诗经》学价值①。由此导致了如下两个弊端:其一,使《五行》的某些重要观念和特性得不到合理、清楚的解释;其二,使早期《诗经》学的某些重要轨迹湮灭不彰。有鉴于此,本文拟研究《五行》跟《诗经》学的关系,一是要借此掘发《五行》的某些重要观念和特性,二是要借此考论早期《诗经》学的一些重要发展脉络。

   一 “德之行”及“德”生成的图式

   近数十年出土的文献,其引用或说解《诗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以郭店简书《缁衣》为代表(此文也见于传世《礼记》),通篇记孔子说理且引《诗》为证,少数章节同时引用了《尚书》。如第八章云:“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②另一种形式,则以楚简《诗论》和简帛《五行》为代表,往往以说《诗》为本来发挥哲理。前一种引《诗》与《诗经》学关涉较浅,后一种引《诗》、说《诗》则与《诗经》学关涉甚深。

   《诗经》学作用于《五行》,除影响其建构五种“德之行”之“圣”以及作为体系核心的“君子”外③,尚有很多重要内容。《五行》有一些重要观念或图式是建立在《诗经》学背景上的,或者说是以解读《诗经》作品为基础的。《五行》第二章经云:

   君子毋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知。无中心之知,则无中心之说。无中心之说,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圣。无中心之圣,则无中心之说。无中心之说,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④

   结合第十七章经:“闻君子道而不知亓君子道也,胃之不圣。见贤人而不知亓有德也,胃之不知”,可知此章包含了两种“德”生成的图式(图式之中复包含“知”、“圣”两种“德之行”的生成),即:

   忧→知(见贤人而知其有德)→说→安→乐→德

   忧→圣(闻君子道而知其君子道)→说→安→乐→德

   这两种图式的前半化用了《诗经·召南·草虫》。原诗云: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末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该诗三章所含情感图式相同,即未见君子而忧,既见、既觏君子而心悦、心降或心夷;其中第二章跟《五行》的德行生成图式最为密合。实际上,《五行》直接将诗中的“君子”转成了五行体系中的最高人格,将诗中“未见君子”之“忧”,转成了“德”生成图式中的“中心之忧”,将诗中“亦既见止,亦既觏止”阶段,转成了“德”生成图式中产生“中心之知”、“中心之圣”的阶段(意味着见贤人而知其有德、闻君子道而知其君子道),将诗中见君子而“我心则说”阶段,转成了“德”生成图式中见而知贤人德、闻而知君子道而产生的“中心之说”;之后由“说”进为“安”,由“安”进为“德”。《五行》化用的主要是《草虫》第二章,然其首末两章实亦辅成之。

   《诗经》中支持《五行》这一图式的作品自然还有几篇。比如《秦风·晨风》云:“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尽管相通的要素相对少一些,却也能提供支持。而《小雅·

   頍弁》首章云:“未见君子,忧心奕奕;既见君子,庶几说怿。”《小雅·出车》第五章云:“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两诗所含情感图式,也跟上文《五行》“德”生成图式的前半一致。然而《五行》之作者显然是精心选择了《草虫》,比照其第五章经,这一点断然可知:

   不仁,思不能睛;不知,思不能长。不仁不知,未见君子,忧心不能能说。《诗》曰:“未见君子,忧心祋祋。亦既见之,亦既钩之,我说。”此。不仁,不能睛;不圣,思不能轻。不仁不圣,未见君子,忧心,既见君子,心不。⑤此章所引诗句出自《草虫》,其“不仁不知……能说”、“不仁不圣……心不”等内容,是以《草虫》的情感图式为基础建构的。结合此章,上文归纳的“德”生成的两种图式,尚需在“忧”之前分别加上“仁知”、“仁圣”两个元素,这显示了《五行》循环说明之弊,但此处我们要关注的是,《五行》之化用《草虫》,与一般引经据典大不相同,它赋予诗歌主人公所关涉的对象(即“君子”)以强烈的政教伦理内涵,将主人公的情感结构提炼成了“德”生成的模式。所以,《五行》所建构的德行生成的体系中,蕴含着作者对《草虫》的阅读体验和认知。

   依《五行》之意,《草虫》主人公“未见君子”之“中心之忧”,实即未见而知贤人德、未闻而知君子道的忧愁;这是一种有特定政教伦理指向的忧。《五行》以这种忧为基点建构“德之行”乃至“德”生成的基源,颇值得注意。庞朴提出:

   在谈论得道成德时,无视忧的功用,是不够完整的。忧之为物,在《论语》中还只仅仅是愁苦的意思,所以孔子一再强调“仁者不忧”(《子罕》、《宪问》)、“君子不忧”(《颜渊》),主张乐观的人生态度。到了《孟子》,忧的主要含义变成虑,变成一种带感情的思考,或者叫耽心,所以孟子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下》)这样的忧,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志”了,是志于圣的忧。这大概便是《五行》篇所谓中心之忧与中心之圣之智的思想来源。⑥

   这种判断恐有本末倒置之弊。《五行》将“忧”纳入“德之行”乃至“德”生成的图式,所承继的并非《孟子》,而是由孔子开辟、在孔子身后获得长足进展的《诗经》学。《说苑·君道》载孔子对鲁哀公曰:“恶恶道不能甚,则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则百姓之亲之也,亦不能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诗》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五行》正是按照孔子开辟的这个解读方向将《草虫》纳入其体系中的。它不仅使用《草虫》的情感形式,而且吸纳了它的部分内容。它把诗中“君子”这个要素视为德行的楷模(按:朱熹《诗集传》将《王风·君子于役》的“君子”解释为“妇人目其夫之辞”,就《草虫》而言,此解应该也是正确的),并且把主人公“未见君子”、“既见君子”的不同情感,建构在“德”生成的不同阶段上,由此发展为若干个完整的图式。传世《诗序》云:“《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毛传》、《郑笺》也均以夫妇为说,跟《五行》完全不同;因此《五行》的说法是《诗》学阐释的另外一种可能。不过话说回来,孔子认为《草虫》的旨意是张扬好善道,《五行》认为《草虫》的旨意是张扬好君子道、好贤人德,《诗序》、《毛传》,《郑笺》认为《草虫》的旨意是张扬以礼自防,三者以弘扬儒家价值为基本取向,显然又有一致之处。

  

   此外,《五行》中德之行“圣”的生成图式,也跟《诗经》学有密切关系。其第六章经云:“圣之思也巠,巠则形,形则不忘,不忘则悤(聪),悤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王言〈玉音〉,王言〈玉音〉则圣。”⑦大意是说,指向圣的思很径捷,径捷则所思会见于目前,所思见于目前则不忘,不忘则聪敏,聪敏则能听君子之道,能听君子之道且知其为君子之道,言语就会像玉音一样美妙,言语像玉音一样美妙,圣就形于内了,形于内了就是“德之行”圣。此章之说曰:“‘形则不忘’,不忘者,不忘其所也,圣之结于心者也。”圣作为五种德之行之一,跟其他德之行一样有一个内化过程,最终成为心志的牢固的持守,即“结于心”。此“结于心”之说显然是化用《诗经·曹风·鸤鸠》之首章:“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韩诗外传》卷二云:“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优得师,莫慎一好。好一则抟,抟则精,精则神,神则化,是以君子务结心乎一也。《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五行》圣“结于心”之说,实际上就是心结于圣。

   总之,《五行》依据《诗经》中一些抒发对“君子”之感情或者赞美“君子”之人格的篇章,来建构“德之行”或者“德”生成的图式,显示了《诗经》学对其体系建构的重要性。这种取向,跟孔子于诗“取可施于礼义”(《史记·孔子世家》),有相同的本质。

   二 “慎独”

   《五行》以诠释《鸤鸠》等诗为基础,表述了极为独特的慎独思想。其第七章经云:

   “尸叴在桑,其子七氏。叔人君子,其宜一氏。”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婴婴于蜚,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袁送于野。瞻望弗及,汲沸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亓独也。

   其说云:

“尸叴在桑”:直之;“亓子七也”:尸叴二子耳,曰七也,與〈興〉言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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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2009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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