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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冬颖: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平议

更新时间:2015-02-18 14:18:31
作者: 刘冬颖  

   《诗经》自产生之日至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今传本《毛诗》也已流传两千年了。从早期的书于竹帛、口耳相授,到后代的版刻流传,其间所产生的文字歧义为数不少。又由于年代久远,诗句中的许多文字义早已远离现代语言。所以,细读之下,三百篇中仍有许多晦涩难懂之处。在《诗经》研究史上,出土文献一直有很重要的影响。早在西汉,就发现了用战国时代篆书书写的《诗经》,与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今文《诗经》,在文句、训诂和义理上都有很大不同。因为秦代的文化高压政策,“有读《诗》、《书》者弃世”,古文《诗经》才得以在汉初文化政策宽松的条件下重新出现。尽管没有确切的文献资料证明古文《诗经》的具体出土地,但可以推想,它就是《诗经》研究中最早的出土文献。传授古文《诗经》的学派历经两汉的今、古文之争,最终成为两千年来《诗经》流传的定本——《毛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诗经》有关的简帛古籍大量出现,阜阳汉简《诗经》残本,郭店楚简《缁衣》、《五行》等篇中引《诗》、论《诗》的内容,上博简《孔子诗论》,这些出土文献的面世使《诗经》学研究中许多费解的问题得以清晰,把《诗经》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一、出土文献对今本《诗经》考释的补充

   出土文献对《诗经》研究的深远影响始自20世纪初,20世纪几次大规模的文献出土都对《诗经》文本有着重要的丰富。如甲骨文虽然主要反映的是殷商的社会生活,但对于《诗经》中描述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都有印证。《诗经》中曾数言“裘”衣,为当时的贵族服饰。

   大批简帛的出土,对今传《毛诗》文本的考释有所补充。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发现了有关《诗经》的170余枚残简,整理出基本整字541个,涉及今本《诗经•国风》(仅《桧风》未见)中的65篇诗和《小雅》的《鹿鸣之什》中四首诗的残句。胡平生、韩自强撰写了《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一书,将其同《毛诗》勘校,发现了多达百字的异文。如《毛诗》中的语气词“兮”,在《阜诗》中皆作“旖”,相当于“猗”,整理者认为“或与方言不同有关”[1](P46),但未能完全确证。胡平生曾将这些异文分作四类:1.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异文。2.意义可能不同的异文。3.虚词的异文。4.今本《毛诗》或《阜诗》的错字造成的异文。这些异文往往因一字之差,会产生很大的歧义。如《邶风•北风》第三章“惠然好我,携手同车”,《阜诗》“车”字作“居”。《诗序》说:“《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孔疏》承袭《诗序》之说,也认为“作《北风》诗者,刺虐也。言卫国君臣并为威虐,使国民百姓不亲附之,莫不相携持而去之,归于有道也。”后来的《诗经》研究者释此诗时也多解为国家危乱,诗人欲与友人同避祸乱。“车”与“居”谐音通假,“《阜诗》之‘携手同居’倘读如字,则首章云‘同行’,二章云‘同归’,三章云‘同居’,诗意正循序而渐进,层层深入……疑此诗实女子求偶之辞。”[1](P55、56)从对这两句诗文的不同解释,可见自古以来各家注解《诗经》有很大的分歧,据此足可了解两汉时期的今古文之争,多是由于各取经文中的不同异字和对经文解释的差异而引起的。今文重义理,古文重章句,《阜诗》在章句方面的解释更接近古文经。另外,《阜诗》出土时,一些简册还存在着叠压现象,诗篇的次第与传本《毛诗》也不同,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汉代传《诗》的丰富样态。

   上博简《孔子诗论》共有完、残简29支,约1006字[2]。竹简的内容大致分作两类:一类论《讼》、《大夏》、《小夏》、《邦风》等,另一类为综合的论诗篇。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竹简中孔子论《诗》与此颠倒,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风》(汉代为避刘邦讳,邦改为国)。《诗论》中许多诗句用字也和今本《诗经》不同。《孔子诗论》的发现,为解决《诗经》学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做出了贡献。如,孔子是否删《诗》,一直是《诗经》研究中的一大公案。今本《诗经》共三百零五篇,是否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言,《诗》在未经孔子删改之前有三千数之多?先秦典籍,如《左传》中引《诗》,常有逸诗出现,在《孔子诗论》中即新发现了7篇佚诗的篇名。由此推断,《诗经》原有的篇数虽未必如《史记》所言的“三千”之数,但一定远远超过三百篇。《诗论》对《诗经》文本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保留了战国时代的一些篇名,让我们见到了战国时或更早诗篇命名的原貌。据《孔子诗论》的整理者统计,《诗论》中涉及的60首诗中,有52首和今本《诗经》篇名对应。现在经学者们考证,能对应的诗名还更多[3]。有的是和今本篇名中的文字通假,有的是缩写,还有的是异名。这对于研究《诗经》的篇题方式又提供了新思路。

     二、出土文献对早期儒家论《诗》传《诗》风貌的展示

   由于时代久远,先秦文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和可信度比起秦汉以后的文学文本明显差了不少。比如像极具典型性的早期儒家《诗》学的传承问题,因文献“不足征”,一直无法推想。先秦时期的不少文献中都有孔子及七十子等早期儒家引《诗》、论《诗》的材料,但由于“疑古”思潮的巨大影响,人们在论述孔子及七十子与《诗经》的关系时,对这些材料往往不得不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使孔子到荀子之间的传《诗》链条被割断了。孔子之后的儒家传《诗》是多向而非单线的,子夏、子羔、子贡等弟子都对《诗》有所传述。出土文献对七十子传《诗》的线索有所补充,并展示了孔门后学对孔子《诗》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从《论语》中孔子教导弟子学《诗》的言行看,他从未将《诗》视为独立的文学作品。如在《学而》章中记载的:

   子贡问曰:“贫而无谗,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又《八佾》: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对《卫风•淇奥》诗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贡学到了“贫而乐,富而好礼”;“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句诗,出自《卫风•硕人》,本是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美丽的诗,子夏却体会到了“礼”产生在仁义之后。子贡、子夏不过会用类推的方法,用诗句做近似的推测,孔子已不胜其赞,似乎他最喜欢这样用《诗》。在《孔子诗论》第二十七简中有“中氏君子”之语,在今本《诗经》中缺失此篇。“君子”一语是说《中氏》一诗体现了君子之德。又如,《孔子诗论》第五简对《清庙》一诗的评价:“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又,第二十六简说:“蓼莪有孝志。”都向我们论证了《诗》与礼,《诗》与德之间的关系。这就使我们很容易理解,孔子为什么那样重视《诗》,甚至把它看做“事父”、“事君”非读不可的教科书了。

   上博简《孔子诗论》是对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在《孔子诗论》中,孔子不是像《毛诗》编次那样逐篇讲授,通常先用一个字简括评述诗旨,再用一二句或几句话做进一步解释,最后才详细分析。虽然竹简散失很多,但排列起来,这种授《诗》的特点和方法还是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的。在《诗论》中,孔子以一论、二论、三论的方法来解释诗义,多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阐述,体现了孔子作为教育家不厌其烦、循循善诱的形象。从竹简的记载,可以看到这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思想家授徒讲课的真实情景。简文中孔子所强调的《诗经》的宣泄作用和教化作用,与《论语》中论《诗》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但如此集中地谈论却是首见。现在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简文,实为《子羔》篇的中间几章,前面还有子羔问孔子,后面有哀公问孔子两个部分,但整理出版,却是分成三篇[4]。《诗论》的作者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子夏说”和“子羔说”,难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诗论》应为孔门弟子所记述,是类似《论语》的语录体文献,不过是所探讨的选题集中到了《诗经》上罢了。

   郭店楚简与上博简的年代大体相同,其与《诗经》有关的内容既有引《诗》证说,也有对《诗》义及其功用的论述。学者多认为是属于思孟学派的思想,对于研究早期儒家《诗》教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其中,《缁衣》、《五行》、《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三》都有引《诗》、论《诗》的内容,以《缁衣》篇引《诗》的内容最具代表性。《缁衣》共47简,23章,有21章引《诗》,其中第四章和第十七章各引《诗》两条,共引《诗》23条。与今本《礼记•缁衣》相对照,简本少两章,章序也与今本不同。其中所引《诗》,与今本有许多异文。因其书早出,不必拘泥于汉代的家法观点,应非四家诗中的一种。《缁衣》通篇是作者对统治者提出的道德伦理要求,每段以“子曰”开头,然后引《诗》、《书》相关内容以佐证作者的观点,学者多认为为子思记述,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价值观念。与《缁衣》篇比较,郭店简《五行》篇不但引《诗》证言,而且还活用《诗》文以论事。简文第四章“不仁不圣,未见君子,忧心不能忡忡;既见君子,心不能降”是活用《召南•草虫》的第二章“未见君子,忧心慑慑。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只是将正说变成了反说而已[5]。其目的是通过改造《召南•草虫》之句说明“仁”与“圣”是君子内心的需求。从中可以考察出思孟之儒对孔子《诗》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出土于河北平山的“平山三器”是战国时中山王的铜器,其铭文中多次直接引用《诗经》和其他儒家经典中的句子。中山是一个小国,尚把《诗经》铭刻流传,可见《诗经》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和儒家思想流传地域的广泛。将出土文献中论《诗》的内容与《论语》中孔门师生说《诗》的问答结合起来考察,可以看出,孔门论《诗》并不重视文学艺术特征,而更重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阐说。我们相信在以后的出土中,还会有更多的发现证明早期儒家与《诗经》的关系,比我们今天可以确认的更加密切。

     三、出土文献对《诗》与礼乐关系的印证

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诗经》产生的时代,诗、礼、乐是三位一体的。乐是儒家表现礼的一种手段,同时还被赋予了一种道德的属性,孔子评论《韶》乐尽善尽美,就是因为《韶》是舜帝时的乐舞,其乐调是歌颂舜帝能继承并发扬光大尧的功德。孔子这种论诗及乐,论乐及诗,诗乐相通的思想也明显地表现于上博简的其他简文中。如《诗论》第三简论《邦风》云:“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其声善”等均是就乐来说的。在《孔子诗论》第一简中,又有“诗亡志,乐亡情,文亡言”一句,是《诗论》开宗明义之论,也是《诗论》的纲要。“”字,马承源先生训为“离”,李学勤先生释为“隐”[6]。“诗亡志”是说赋诗的人既要有自己的意向,亦要表现吟咏者的态度;“乐亡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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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交流》(哈尔滨)200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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