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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辉勇:中国地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更新时间:2015-02-18 08:40:34
作者: 钟辉勇  
2009)。地方主义与经济集聚之间的矛盾正是当前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所遇到的巨大障碍之一,下面我们将详细论述。

   3.经济集聚与地方主义的矛盾

   来自于国家层面的规模经济不仅与国家的规模有关,而且也与一国内部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有关。仔细来看世界上各个国家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通常是高度集聚在以少数几个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里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越是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和人口的集聚程度越高(World Bank, 2009)。

   在一个国家内部,经济集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方面,上下游以及相关产业的集聚发展可以减少企业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交流成本,后者对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且,随着企业的集聚,消费型服务业也会随之而集聚,这是因为消费型服务业本身是为人服务的,并且此类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发生,在空间上不可分离。另一方面,越是在技术、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的产业,越是需要集聚在一起相互分享、生产和传播知识。而一个国家此类产业的比重越高,经济的集聚程度也越高。[②]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备发挥大国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可能,但这种优势的实现,还需要经济的空间集聚发展和国内的市场整合这两大必要条件。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一些国际大都市基本上都曾经是海港或河港,这与历史上这些地区水运发达,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有关。今天,虽然很多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已经不再是航运中心,但因为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性,经济和人口仍然在这些历史上的港口城市集聚。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沿海口岸的对外开放,中国的产业早已经是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然而,从1953年到1978年间,中国的产业发展并没有遵循经济规律,而是出于当时军事战备和平衡发展的考虑,把大量的国有企业往内陆迁移,进行三线建设。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市场机制在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中国经济开始重新出现非常明显的往东部沿海港口和内地一些沿江城市(特别是长江沿线的港口城市)集聚的趋势(Wen,2004;金煜、陈钊、陆铭,2006;Lu and Tao, 2009;陆铭等,2011)。从这一历史规律来看,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中国沿海地区、内地一些大城市和沿江城市成为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中心的格局在未来不会发生大的变动。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相比,中国有两大显著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中国仅东部单面临海,大陆海岸线长度长达1.8万公里;另一个重要的地理特征是,中国全境中大量国土面积为不宜居的地区,著名的胡焕庸线(又称或作“爱辉—腾冲一线”)将中国划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大部分。中科院国情小组根据2000年资料统计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③]自胡焕庸线提出约70年来,这条线两边的人口比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④]这样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使得中国经济和人口未来向沿海地区、内地一些大城市和沿江城市的集聚成为必然趋势。大量的研究也证实了中国当前的大城市还远远没有达到最优规模,中国向大城市的集聚仍然不足,而非已经过度集聚(Au and Henderson, 2006;陆铭,2013)。并且,中国当前城市规模继续扩大还有非常多的好处,比如,城市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劳动者就业概率的提高,提高其收入,而这种城市规模的扩大对于低技能者而言受益最大(陆铭、高虹、佐藤宏,2012);除此之外,核心城市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经济的集聚程度,有利于利用排污和治污的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单位GDP的污染排放量,有助于改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陆铭、冯浩,2014)。

   然而,当前不容乐观的是,中国现有体制所产生的地方主义却成为了阻碍劳动、资本与土地等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的力量,并进而阻碍大国规模经济和经济集聚规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地方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而在当代中国,地方主义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各个地方的政府都想做大本地的经济规模。这个动机的来源是多方面的。首先,地方主义本身是有规模经济机制在其中起作用的,因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都有当地范围内的规模经济机制。当地方政府需要为本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筹资和支出时,就会有最大化本地经济规模和税收的动机。第二,如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中包括了经济增长率的指标,那么,下级政府也会有最大化经济规模的激励。这两个动机只要有一个成立,地方政府的一个“占优策略”就是,不管其他地方怎么做,本地政府将采取分割市场的做法,尽可能限制劳动、资本与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从而实现本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陆铭、陈钊,2009)。人口流入地也有激励控制人口流入,从而避免外来人口分享本地的公共服务(陈钊、陆铭,2008;刘晓峰、陈钊、陆铭,2010;Chen, Liu, and Lu, 2013)。而在一些新兴产业,地方政府也有动机尽早进入这些行业,并利用干中学机制鼓励其发展,以便未来获得国内地区间贸易的更大收益,而这种地方主义的策略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各地之前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陆铭、陈钊、严冀,2004)。[⑤]大量的经验研究也表明,从全国层面来讲,地方主义严重阻碍了地区产业的集聚,并进而抑制了规模经济的作用(Bai et al. 2004; Poncet, 2005; Lu and Tao, 2009)。

   地方主义所导致的市场分割阻碍了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并不利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地区间发展战略考虑,采取偏向内陆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来促进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希望借此缩小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但如果在不开放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只通过中央政府集中财力来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实现地区间平衡,由于这种区域平衡政策与经济集聚的规律相违背,最终将不仅损害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也使得地区倾向的平衡发展政策难以持续(陆铭、陈钊,2008;陆铭,2010;陆铭、向宽虎,2014)。

   4.劳动力尚未自由流动与货币统一的矛盾

   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解释一个国家经济变迁的时候,通常假定该国存在一个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组成的加总生产函数,国家内部的生产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生产要素因此也可以在国内自由流动并实现最优的配置。然而,这种理想假设往往只是为了理论的方便,当考虑到一个国家内部地区间的异质性和其它阻碍地区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时,生产要素的误配就不可避免(Banerjee and Duflo, 2005)。

   中国当前面临生产要素跨地区再配置受到制度制约的状况。由于地方主义所产生的各种保护本地市场的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市场分割,使得劳动力、资本与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自由配置面临严重障碍(Brandt, Tombe and Zhu, 2013)。具体来讲,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没有本地户籍的劳动者在就业、社会保障和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等方面相对于本地户籍人口都面临着歧视,这不仅导致了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不自由和充分,也进一步使得中国各地区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距(范剑勇、张雁,2009)。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而言,尽管中国在法律上并没有对资本自由流动的任何限制,相反,中央政府甚至还会鼓励资本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事实上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出于地方官员晋升的激励,地方政府并不愿意看到本地投资项目向其他地区转移,因为这直接意味着本地财政收入和就业的减少,地方政府对此的政策反应便是尽可能通过财政激励和制造资本流动障碍的方式来阻碍资本的跨地区流动(Boyreau-Debray and Wei, 2005)。中国土地资源配置则相对更复杂,在中央政府18亿亩耕地红线限制下,各地区都被要求有自己的耕地保护目标。尽管当前沿海地区很多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已经非常稀缺,但当前仍不允许跨地区的耕地“占补平衡”,也就不能将可利用的建设用地指标在地区间进行再配置,结果是不同地区之间土地的利用效率差异巨大(陆铭,2011)。

   中国生产要素市场所存在的资源误配已经给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效率损失。Hsieh and Klenow(2009)利用中国制造业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劳动和资本的误配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发现如果中国减少生产要素的误配程度并使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达到美国当前水平,这将让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当前基础上提高30%-50%。我们自己的研究也表明,总体上来说,中国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与到大港口(香港、上海和天津)的距离高度负相关,这意味着将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向内地配置必然降低总体上的土地利用效率(陆铭、陈钊,2009;陆铭,201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明显加强了经济资源(包括建设用地指标、转移支付和给企业的补贴)向内地的转移,其结果是TFP的增长率下滑,同时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在恶化,而恶化的趋势在中西部更明显(陆铭、向宽虎,2014)。如果政策制定者对当前生产要素误配的严重程度认识不够,这种资源的误配仍将持续下去,并造成更多的效率损失,危害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学界当前对造成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以及相应的对策已有较多分析,对此我们不做进一步展开,具体可参考陆铭等(2011)和陆铭(2013)。本节我们将着重分析未被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所重视的风险,那就是劳动力尚未自由流动与货币政策已经统一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未来面临欧洲化的风险。为此,我们先从最优货币区理论和欧元区的形成开始说起。

   自从Mundell(1961)、Mckinnon(1963)、Kenen(1969)等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之后,这种在主权国家之间组成一个共同货币区的想法最初被认为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大胆假设,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因为对于主权国家而言,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被认为是政治上正确的安排,没有主权国家愿意放弃自己的货币发行权(Alesina and Barro, 2002)。然而1998年欧洲央行成立,欧元在1999年开始正式流通之后,共同货币区从理论变为现实,Robert A. Mundell也因此被称为“欧元之父”。欧元区的建立消除了欧元区国家之间由于名义汇率变动而带来的相对价格波动,从而促进了欧元区国家之间的贸易,也进一步推动了欧元区内部商品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Rose, 2000;Silva and Tenreyro, 2010)。并且由于执行了统一的货币政策,单个国家对货币政策的干预能力下降,欧洲央行进而能够更加独立地根据经济状况实施货币政策,欧元区也因此维持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低通货膨胀、低利率的经济环境,即使对于加入欧元区之前有着高通货膨胀的希腊和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也是如此。此外,由于欧元区的经济总量较大,使得欧元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

   然而,要实现共同货币区所带来的好处并不是无成本的。如果参与共同货币区的国家之间不满足成立共同货币区的关键条件,这将会带来严重的债务风险。目前文献对参与共同货币区的国家所需要满足的关键条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国家间应该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包括劳动市场制度、通货膨胀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因为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会有助于减少共同货币区国家间面临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其次,共同货币区内部应该有相应的调整机制,主要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财政一体化,以此来减小当共同货币区遭受不对称冲击时的不利影响(Gibson, Palivos and Tavlas, 2014)。

严格说来,欧元区并不满足成为共同货币区的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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