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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2014年之后的俄罗斯

更新时间:2015-02-14 22:03:19
作者: 冯绍雷  
法德两国国内民意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总体上说,德国多数国民支持默克尔对俄强硬,而法国则是多数国民主张放弃对俄制裁。

   在这样各方立场分歧颇多的背景之下,要寻求乌克兰危机的解决远非易事。

  

   二、对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思考

  

   如果超越上述各方在政策和战略层面的角逐,从危机所涉及的深层结构的问题和矛盾来看,乌克兰危机之所以迁延时日,有其必然的逻辑背景和历史渊源。

   就这场危机的地位与影响而言,乌克兰危机所引发出的,不只是一场国家间、地区间的冲突,而且关系到对当今世界事务中一系列关键性问题的重新认知。其中所涉及的观念性问题,包括如何重新看待诸如文明冲突、地缘政治、国内与国外事务中的合法性、区域进程与大国关系、和平时期的军事联盟、大国间的缓冲地区,乃至国际权力转移进程的长期态势等问题。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足以搅动今后相当长时间的国际变局与各个层面的纷争。

   从危机过程的视角来看,乌克兰危机在国际关系史上所具的特殊地位在于,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直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的这一阶段,事实上,是全球国际关系已经开始进入冷战后时期的“第二个阶段”。

   如果说,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第一阶段”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取得了引领世界事务的主导地位,那末,这“第二个阶段”的最主要标志,乃是以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为代表的西方领导地位,虽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在这十多年中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动摇。这一变化的标志包括:第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开始与发达国家大体相当。国际经济的决策机制,正在由G7或者G8,开始向着G20的方向转移。虽然,新兴国家“集体崛起”的过程远远不是一帆风顺。而在所谓“权力转移”进程中,虽然历经诸种压力,但诉求最为明确直白、立场最为强劲的当属俄罗斯。第二,自2013年以来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冲突问题,诸如伊朗核危机、叙利亚冲突、斯诺登事件、乃至于乌克兰危机本身,已不再是美国领衔之下的西方决策就能主导解决,相反,是俄罗斯、中国等等新兴大国的参与合作,在这些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冷战后第一阶段的国际争端中,通常是美国决定一切的局面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第三,中俄关系在一系列战略合作问题上进一步接近,以及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凸显,表明中国的权重正在显著加大。中国虽然是与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地距离遥远,也力求各方谨慎处置危机,但中俄的接近在客观上所造成的影响,引起了西方的高度关注。

   换言之,乌克兰事件,乃是伴随着整个国际权力转移的关键时段,在关键的国际角色之间发生的一场关键性的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危机所蕴含的意义也就足以刮目相看了。

   从更为深层的国际结构的角度来看,上述表象的背后,所展现的乃是一个矛盾纷呈的国际社会长过程在向深层延展:

   其一,由技术演进所激发的经济发展和物资丰裕,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全球各地所越来越急切地追求的财富份额。特别对于俄罗斯与乌克兰所处的欧亚地区而言,在半个世纪以前的现代化进程中,此地曾经一度领先,但在苏联解体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里依然是不同程度地真切感受到了落后的窘迫;

   其二,冷战结束以来,经过早先的社会转型,由各国精英们所构筑的资源分配体制,越来越无法遏制贫富差距日益增长的趋势,这不仅体现在欧美与欧亚这两大区域板块之间的落差,而且也体现在各国内部的日益分化。尽管,各种“革命”的由来复杂,但是内部社会分化无疑乃是主要的触媒;

   其三,曾被表征为社会进步标志的民主化进程成效未彰,却诱发出或酝酿着一波又一波的社会动荡,在民主化进程中产生的异常活跃、同时又难以控制的政治权力,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却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寻租”的对象,诱发着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

   其四,无论是对多元文明价值加以弘扬,还是对于普遍进步的追求,却总是无法在各种价值标准之间,以及在多样性和普遍进步性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和认同,以维持多元和普适之间的平衡,相反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俄罗斯的最高层,罕见地同时出现了表明本国的“文明例外”的呼声。

   乌克兰事件乃是上述多重结构性悖离的一个缩微景观而已。

   不仅如此,乌克兰危机尤其凸显了冷战后国际秩序中一系列蕴含深刻的规范性问题。这里所说的规范,不仅包括国际治理的基本法则、国际交往的通行规则,也包括国际社会中通常被视为最基本的范畴,迄今所遭逢的挑战。

   首先,冷战后国际秩序是否存在着重大的规范性缺失。

   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乌克兰危机这场冲突似乎刚刚惊醒了已然销声匿迹多年的旧日梦魇。其中,特别包含了这样一种历史对比:冷战的终结为何没有像以往任何一次国际变局结束后那样,经过诸如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1918年的凡尔赛体制、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的安排,达成一项能统摄全局的国际协议,并以此确定普遍通用的规则;包括确认每一个当事方(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的国际地位和所拥有的空间。一场乌克兰危机好像让人突然想起,25年之前,当人们欢呼柏林墙倒塌之时,本应当有这样一份各当事国之间的国际条约,来确保国际权力的划分与转移。然而,历史似乎恰恰是开了一个玩笑,它没有留下这样一份有利于调解和规范当今世界诸多争议的遗产。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的一个简单的“疏忽”所能名状。

   二十五年前柏林墙倒塌、冷战终结之时,究竟是当时居于上风的美国以及欧洲主要大国“忽略”了对于这样一场历史性变动作出法律的确认和规范,还是它们“故意”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企图利用当时苏联领导人的“软弱”,而为以后西方势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留下余地呢?对于这一段历史公案的审视和争论,眼下,恐怕还只是刚刚拉开序幕。

   如果说,“相互尊重”还算得是国际社会相处的基本规范,那末,这一看似平常的规范又是如何影响着大国间的相互交往的呢?

   在冷战事实上是以西方得手而告终的背景之下,奥巴马公开的宣示是“冷战无输者”。然而,这无法改变西方、特别是美国把自己视为“胜利者”的内心评价。2001年,美俄之间因反恐而出现了合作机遇。当时,俄罗斯主动示好,开放中亚战略要地,帮助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而几乎是同时的2002年,美国反而却以单边退出美俄“反导协议”的谈判来作为回报。美国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作为冷战的输者,俄罗斯是没有资格平起平坐地与“胜利者”美国一起来讨论这个美国具有明显优势的战略防御武器的削减问题的。12年之后,也就是在2014年10月的瓦尔代会议上,普京果然明确地表示,美国对于美俄关系的毁坏,就是从2002年单方面退出“反导协议”开始的。[10]

   联想到而后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普京投下巨资,原本是满心希望以此来改变西方对俄罗斯的传统偏见。但是,西方领袖的集体抵制,不言而喻,大大挫伤了俄罗斯人的自尊。正如美国驻前苏联的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Jack F. Matlock

   Jr.)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公开批评:正是美国的傲慢,才引起了俄罗斯的反弹。[11]

   即使是对于国际社会的最基本范畴——主权民族国家的认知,看来也发生了尖锐的歧见。

   从民族国家的规范理论来看,乌克兰危机之中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收回,所触动的乃是二战之后政治边界不可变更的重大敏感问题。这当然不能不使人感到分外关切。2014年10月17日,普京在瓦尔代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讲之后,《金融时报》记者第一个提问:“您是否认为乌克兰是一个现实的统一国家?”普京的回答耐人寻味,值得关注。他说:“乌克兰当然是一个现实的统一国家,但是,这个统一国家的领土形成的历史是长期的和复杂的”。[12]普京显然并不否认作为民族国家基本规范的领土主权完整的重要性。但是,他提出,就具体国家而言,主权规范的形成乃是一个历史过程。2014年瓦尔代会议上另一项令人关注的辩论,乃是西方国家与会人士尖锐抨击俄罗斯“违反了自己签署的承认乌克兰边界的1994年布达佩斯条约”。而俄罗斯的反击则强调,上世纪90年代初期,西方曾经多次承诺,确保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的传统影响范围,但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一再打破了它们自己的承诺。当年,西方也曾积极支持科索沃独立(只是说“下不为例”),但厚颜的西方政治家们而今在批评俄罗斯时却毫无愧色。性质类似的这两个案例受到的待遇却不相同,这不能不使人对于国际公正是否真正得到了维护,感到怀疑。

   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文明间和区域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作为斯拉夫文明的一支、地处欧亚文明结合部的乌克兰,还有着另外一层地缘特点,即,它处于欧亚文明结合部的最西端,不言而喻,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吸引。诚然,无论是加入欧盟还是追求在更为成熟的民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本无可厚非。但是,作出这样的抉择,所影响的不仅是其东部的邻居俄罗斯,而且还会大大限制乌克兰东南部地区人民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均衡”,就是一个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而在发生如此尖锐冲突的时候,文明问题经常会是一个比经济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更为令人触目惊心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文明问题所指向的是“你是谁”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你是如何维持生存的问题”。前者显然是一个比后者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当下的乌克兰之争,具有更加深刻的价值判断的含义。这就是乌克兰危机难以在短时期内化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源。

  

   三、危机与俄罗斯的未来选择

  

   2014年下半年以后,西方轮番制裁,国际能源价格下跌,在年底又发生了卢布汇率的急剧下降,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之势。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前景,引起了世人的关切。

   根据俄罗斯最大的银行——储蓄银行行长格尔曼·格列夫(Герман Греф)的说法,本次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相关的各种因素酝酿滋生而发展到极致,然后又互相作用,最后聚焦到一个时间节点上突然爆发而产生的结果。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现象并不多见,但是让俄罗斯碰上了。在有关2014年底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有待进一步发掘的背景之下,格列夫的这一表述也许是关于本次危机的一个比较合适的判断。

   当然,就其经济结构的基本面而言,俄罗斯作为非常特殊的高度依赖能源资源的经济体,恰逢能源价格下跌;乌克兰地缘政治冲突所引发的高度政治、安全对抗,以及经济制裁对俄罗斯的杀伤力逐渐显现;同时,在俄罗斯历来存在着“用脚投票”的现象,近年来“离岸经济”现象既是起因于前往海外移民数量的节节上升,而平民的储蓄也大量地通过自由兑换外汇参与了这样一个资金外流的过程;最后,俄罗斯国内的利益集团,特别是“金融帮”和“能源帮”之间,出于不同的诉求,围绕着如何走出危机,争论激烈。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促使俄罗斯经济走向危机。

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有人认为是,2014年12月中旬,俄罗斯央行为解油价下跌之急,以109亿美元回购能源集团所派发的债券。但是本来就存在流动性不足的俄罗斯央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dingd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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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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