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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谁对康德思想影响最大?

更新时间:2015-02-13 20:44:02
作者: 李泽厚 (进入专栏)  

    

   纪念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逝世201周年。

   节选自《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第一章

   李泽厚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一 时代背景和政治倾向

   诗人海涅说过,康德是没有什么生平可说的。康德的一生,是讲堂书斋的一生,从未参加过任何重要的现实活动。康德(1724)出生在一个祖传制革的小手工业者的家庭,财产很少。他读完大学后,当家庭教师以维持生活,三十一岁才取得编制外的讲师资格(不由学校付薪俸,而直接向听课学生收费的讲师),在柯尼斯堡大学任教。由于他讲课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名气逐渐大了起来。但上层社会对这个出身低微的人是歧视的,直到他四十六岁时始任教授。康德讲授过大量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包括数学、理论物理学、地质学、地理学、矿物学等等(康德对人文科学也熟悉,对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均有了解。例如,他的著作中曾提到中国的老子哲学和“童叟无欺”的商店招牌),发表过许多自然科学论著。康德体弱,终生独身,经常为疾病担忧,不喜变动,极少离开故乡,多次辞退普鲁士王国教育大臣和外地著名大学的聘请。晚年,他因几篇宗教论著遭到官方警告。康德虽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保证不再公开发表关于宗教问题的讲演和文章。他说,“为了别嫌,我保证从宗教(无论是自然宗教或天启宗教)的课题中撤回,不作公开讲演,也不再写文章,这是我的誓约。”(1794年10月12日给威廉二世的申辩信)但威廉二世一死,康德就继续发表关于宗教的论著,认为自己上述“誓约”已自动失效。康德曾说:“对自己内在信念的否认或摈弃是丑恶的……但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沉默却是臣民的义务。一个人所说必须真实,但他没有义务必须把全部真实都公开说出来。”(《康德全集》第12卷,第401页,科学院版。)他还说:“我没勇气说出我确信的许多事情,我也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1766年4月8日给孟德尔松(Mendelssohn)的信),“我知道的不宜说,适宜说的我不知道”(1765—1766年康德讲课说明),等等。这些话,画出了康德对黑暗现实深怀不满,但无法公开反抗的处境和状况。这种状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德国还没有法国革命那种现实条件,处境和地位都甚低微的先进知识分子只有用沉默和迂回的方式来进行抵抗和斗争。康德是喜爱交际,谈笑风生的。他的许多著作通俗活泼,生动有趣,材料丰富,充满了各种经验之谈,并富有论争气息。不过他单调的生平和刻板的生活给人们的主要印象,则正好像他的主要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文体那样:重复、冗长、呆板和枯燥。

   如果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文体有似他的外表生活,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却反映了他那个动荡的时代。

   那是近代自然科学取得重大进展的年代,那是法国革命暴风雨就要到来的年代。

   康德虽然在讲堂和书斋中度过了一生,却一直是世界形势和社会斗争的密切关怀者。(康德1759年10月28日给林德耐(J.G.Lindner)的信中说:“我每天坐在讲堂的铁砧旁,抡着我重复讲课的沉重铁锤,打着同一个韵律。一种更高的欲求时时刺激着我,想要超越这些狭隘的领域;但事实上,穷困的厉声威胁常常立即驱使我回到艰苦的工作中去。”康德并不安于他那每周28小时教课外加讨论的繁重枯燥的处境,但当时的环境只能使他把自己的欲求引到课堂的“艰苦工作”中去。)他非常注意当时政治局势的发展趋向。法国大革命前,矛盾重重,社会动荡,思想界山风满楼,强烈地袭击着康德。他因看卢梭的《爱弥儿》而打破了奉行终身的作息制度,是哲学史课堂上常要讲到的传闻逸事。与当时德国的进步人士一样,康德接受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洗礼,并表现在他的哲学沉思上,构成了康德哲学中真正有价值的方面。

   但另一方面,德国当时的现实是十分落后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处在许许多多封建小王国、公国和城市等四分五裂彼此独立的局面中。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市民—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非常软弱,政治上十分怯懦,屈从于封建容克地主。专制官僚制度压迫着广大人民,也迫害着进步文化。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论述过当时的德国状况:

   这就是前一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版,第633—634页。)

   在英国从十七世纪起,在法国从十八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十九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版,第52页。)

   康德哲学就产生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它反映了在落后的德国现实中还不成形的、非常软弱的市民—资产阶级的要求、利益和愿望。康德哲学是德国早期市民—资产阶级对法国革命时代的反应。马克思说,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100页。)。这是个简明而深刻的概括。它指明,康德哲学既表现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代精神,同时又反映了德国落后的社会阶级面貌。康德哲学是法国政治革命的德国思想升华。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像宗教、哲学这些“高高凌驾于空中的思想部门”,与社会经济基础,与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是要经过一些中间环节的,而政治就是这种重要的中间环节之一。康德哲学的这种时代、阶级特征,在康德的政治著作中,以鲜明的形态表现出来。康德很早对社会政治问题有兴趣,六十年代他读卢梭,写了有关的笔记。“批判时期”和晚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对宗教、历史、法律、国家、世界和平种种问题作了论述(参看本书第九章)。康德哲学的一些研究者经常忽视或避开不谈这些论著,特别是不把康德在这些论著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与他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这是占支配地位的主要倾向。另一种倾向是把康德哲学予以政治漫画化。如汉斯·萨讷(Hans Saner)《康德的政治思想》(1967年)一书认为:“从一开始,康德的哲学作为整体也就是政治哲学”;康德的政治思想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内核,是他哲学化的主题,他的形而上学不过是其政治思想的预备而已,政治(由对抗走向和平)弥漫了康德所有作品。康德的哲学被说成只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索引。这种论点似颇新颖,但并不符合实际。)康德作为哲学体系的自觉构造者,他的政治观点是其整个世界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他的哲学(例如伦理学)密切相关。看来是如此抽象和晦涩的康德哲学,仍然有其现实生活的根源。康德所采取的社会立场和政治路线是决定他的哲学面貌的重要因素。

   伊曼努尔·康德

   康德的哲学世界观,是在那激发法国革命的同一思潮影响下最终形成的。“理性”和“启蒙”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旗帜,也构成他的世界观的一个基本方面。他在思想上强调:“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人的理性的公开使用应该经常是自由的”(《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以下简称《什么是启蒙》))。在政治上,康德反对封建世袭财产和专制政治制度,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实行代议制共和政体,明显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详见本书第九章)。他赞同美国独立战争,对法国革命也表同情,认为这个革命在人心中“唤起热烈的同情”。许多人在革命中无私的牺牲,在康德看来,是表现了人类种族具有趋向于理想的道德素质,指示了人类历史、道德的不断进步。他把法国革命看做是道德原则的外在实现。康德说,“革命激起的真实的热情是专门指向理想,特别是指向纯道德的(如正义概念),不能与私利同行。金钱报酬便不能够使革命的反对者们能激起那种热情和那种心灵的伟大”(《系科之争》第3篇);“人类历史上发生的这种现象将永不会忘记,它表明人性中有一种非政治家根据考察过去的事件过程所能想到的进步倾向和力量。……即使我们上述事件背后的意想的目标目前没有达到,即使人民革命或立宪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我们上述哲学判定没有失其力量”(同上)。这表明法国革命对康德确有巨大影响。

   但另一方面,康德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又是反对任何革命的。康德认为,法权本身既来自公众意志,如果允许暴力推翻,便自相矛盾。任何坏的政权也比使人退回到无政府的野蛮状态中去的革命要好。康德强调,改变有缺陷的政治制度,只有通过立法者自己的改革,而不能通过人民的革命(见《道德形而上学》,法的形而上学原理A。参看本书第9章);人民可以抱怨、指责,可以有“作为学者向公众指出当前制度的不合适的自由”(《什么是启蒙》),但没有革命、造反的自由。康德主张言论、出版自由,认为“笔的自由是人民权利的唯一保护者”(《论俗谚:道理说得通,实际行不通》(以下简称《论俗谚》)Ⅱ),但即使是笔,也仍然没有鼓动革命的自由,“仍不得超越尊重现有制度的界限”(同上)。康德经历过普鲁士王国腓特烈二世(1740—1786)的统治时期,这位国王自命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朋友和庇护人。这使康德认为,“使一个国家满足它的制度的最好方式是专制地统治,而同样又有一种共和的姿态去治理,就是说,在共和主义的精神下去治理”(《系科之争》第3篇)。康德在理论上并不赞同君主专制,但又希望开明君主领导以实现共和。他不主张革命,而主张进化,用进化来代替革命。所以,康德尽管曾被人看做激进的雅各宾派,他的政治思想倒恰恰是反对雅各宾革命专政的。与当时德国许多进步人士一样,康德开始时同情法国革命,而后就被雅各宾专政吓倒了。康德说,“我们亲见这场极有才华的民族的革命在我们面前进行,它可能成功或失败。它充满如此的悲惨和恐怖,以致任何善于思索的人决不会再以这样的代价来决心从事这样的试验了。就是这场革命,我要说,它在未卷入其演出的观察者心上,却唤起一种几乎是狂热的同情。”(同上书,第2篇)。这段话很生动地表达了康德对法国大革命的矛盾心情:既非常害怕它,又非常同情它;害怕它的暴烈手段,同情它的基本要求。因之,向往共和,反对专制,主张改良,反对革命,这就是康德所采取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和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213页)

   这种政治倾向在根本上决定了以康德开头的德国哲学古典唯心主义与法国唯物主义根本不同。恩格斯说,“正像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啊!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210页)

霍尔巴赫、拉美特里、爱尔维修和卢梭等的著作,经常是在国外发表或匿名出版,许多作者被迫流亡。而康德、黑格尔则始终占据着普鲁士王国的官方教授职位。前者在著作里勇敢地高喊:“以绞死或废黜一个暴君为目的的暴动,乃是一件与他昨天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那些暴行同样合法的行为。支持他的只有暴力,推翻他的也只有暴行”(卢梭:《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专制权威建立在暴力和人民苦难的基础上,专制制度决得不到它所压制的人民的认可”(霍尔巴赫(Holbach):《社会体系》第2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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