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故宫书画给我的眼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3 次 更新时间:2015-02-13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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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晓得,论起我国古代文物,尤其是古代书画,恐怕要属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最为丰富了。它的丰富,并非一朝一夕凭空聚起的,它是清代乾隆内府的《石渠宝笈》所收为大宗的主要藏品。本文所说的故宫书画,即指《石渠宝笈》的藏品,后来增收的不在其内。

一九二四年时,前宣统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故宫成立了博物院,后来经过点查,才把宫内旧藏的各种文物公开展览。宣统出宫以前,曾将一些卷册名画由溥杰带出宫去,转到长春,后来流散,又有一部分收回,所以故宫博物院初建时的古书画,绝大部分是大幅挂轴。

我在十七八岁时从贾羲民先生学画,同时也由贾老师介绍并向吴镜汀先生学画。那时正是故宫博物院陆续展出古代书画之始,每月的一、二、三日为优待参观的日子,每人票价由一元钱减到三角钱。在陈列品中,每月初都有少部分更换。其他文物我不关心,古书画的更换、添补,最引学书画的人和鉴赏家们的极大兴趣。有些前代名家在著作书中和画上题跋中提到过某某名家,这时居然见到真迹,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曾听到名字的那些古人的作品。只曾闻名,连仿本都没见过的,不过惊诧“原来如此”。至于曾看到些近代名人款识中所提到的“仿某人笔”,这时真见到了那位“某人”自己的作品,反倒发生奇怪的疑问,眼前这件“某人”的作品,怎么竟和“仿某人笔”的那种画法大不相同,尤其和我曾奉为经典的《芥子园画谱》中所标明的某家、某派毫不相干。是我眼前的这件古画不真,还是《芥子园》和题“仿某人”的藏家造谣呢?后来很久很久才懂得,《芥子园》作者的时代,许多名画已入了几个藏家之手,近代人所题仿某人,更是辗转得来,捕风捉影,与古画真迹渺无关系了。

这时所见宋元古画,今天已经绝大部分有影印本发表,甚至还有许多件原大的影印本。现在略举一些名家的名作,以见那时眼福之富,对我震动之大。例如五代董源的《龙宿郊民图》,赵干的《江行初雪图》,巨然的《秋山问道图》,荆浩的《匡庐图》,关仝的《秋山晚翠图》。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南宋李唐的《万壑松风图》,马远和夏圭的有款纨扇多件。元代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高克恭的《云横秀岭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等,都是著名的“巨迹”。每次走入陈列室中,都仿佛踏进神仙世界。由于盼望每月初更换新展品,甚至萌发过罪过的想法。其中展览最久不常更换的要属范宽《溪山行旅图》和郭熙《早春图》,总摆在显眼的位置,当我没看到换上新展品时,曾对这两件“经典的”名画发出“还是这件”的怨言。今天得到这两件原样大的复制品,轮换着挂在屋里,己经十多年了,还没看够,也可算对那时这句怨言的忏悔!至于元明画派有类似父子传承的关系,看来比较易于理解。而清代文人画和宫廷应制的作品,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内务部的古物陈列所

比故宫博物院成立还早些年的有“内务部古物陈列所”,是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熊希龄创设的,他把热河清代行宫的文物运到北京,成立这个收藏陈列机构,分占文华、武英两个殿,文华陈列书画,武英陈列其他铜器、瓷器等等文物。古书画当然比不上故宫博物院的那么多,那么好,但有两件极其重要的名画:一是失款夏圭画《溪山清远图》,一是传为董其昌缩摹宋元名画《小中现大》巨册。其他除元明两三件真迹外,可以说乏善可陈了。以上是当时所能见到宋元名画的两个地方。

至于法书如王羲之《快雪》、《奉橘》,孙过庭《书谱》,唐玄宗《鹡鸰颂》,苏轼《赤壁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米芾《蜀素帖》和宋人手札多件。现在这些名画、法书,绝大部分都已有了影印本,不待详述。

故宫博物院初建时的书画陈列,曾有一度极其分散,主要展室是钟粹宫,有些特制的玻璃柜可展出些立幅、横卷外,那些特别宽大或次要些的挂幅,只好分散陈列在上书房、南书房和乾清宫东北头转角向南的室内,大部分直接挂在墙上,还在室内中间摆开桌案,粗些的卷册即摊在桌上,有些用玻璃片压着,《南巡图》若干长卷横展在坤宁宫窗户里边,也没有玻璃罩。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也足见那时藏品充斥、陈列工具不足的不得已的情况。

在每月月初参观时,常常遇到许多位书画家、鉴赏家老前辈,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更幸福了。

随在他们后面,听他们的品评、议论,增加我们的知识。特别是老辈们对古画真伪有不同意见时,更引起我们的求知欲。随后向老师请教谁的意见可信,得到印证。《石渠》所著录的古书画固然并不全真,老辈鉴定的意见也不是没有参差,在这些棱缝中,锻炼了我自己思考、比较以至判断的能力,这是我们学习鉴定的初级的,也是极好的课堂。

不久博物院出版了《故宫周刊》,就更获得一些古书画的影印本。《周刊》是画报的形式,影印必然是缩小的,但就如此的缩小影印本,在见过原本之后的读者看来,能唤起记忆,有个用来比较的依据。继而又出了些影印专册,比起《周刊》上的缩本,又清晰许多,使我们的眼睛对原作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岁月推移,抗战开始,文华殿、钟粹宫的书画,随着大批的文物南迁,幸而没有遇见风险损失,现在藏于祖国的另一省市。抗战胜利后,长春流散出的那批卷册,又由一些商人贩运聚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又召集了许多位老辈专家来鉴定、选择、收购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品。这时我已到中年,并蒙陈垣先生提挈到辅仁大学教书,做了副教授。又蒙沈兼士先生在故宫博物院中派我一个专门委员的职务,具体做两项工作:在文献馆看研究论文稿件,在古物馆鉴定书画。那时文献馆还增聘了几位专门委员:王之相先生翻译俄文老档,齐如山先生、马彦祥先生整理戏剧档案,韩寿萱先生指导文物陈列,每月各送六十元车马费。我看了许多稿子之外,还获得参与鉴定收购古书画的会议。在会上不仅饱了眼福,还可以亲手展观翻阅,连古书画的装潢制度,都得到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又获闻许多老辈的议论,比若干年前初在故宫参观书画陈列时的知识,不知又增加了多少。


收购古书画的两次鉴定会

第一次收购古书画的鉴定会是在马衡先生家中。出席的有马衡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陈垣先生(故宫理事、专门委员)、沈兼士先生(故宫文献馆馆长)、张廷济先生(故宫秘书长)、邓以蛰先生、张大千先生、唐兰先生。这次所看书画,没有什么出色的名作,只记得收购了一件文征明小册,写的是《卢鸿草堂图》中各景的诗,与今传的《草堂图》中原有的字句有些异文,买下以备校对。又一卷祝允明草书《离骚》卷,第一字“离”字草书写成“鸡”,马先生大声念“鸡骚”,大家都笑起来,也不再往下看就卷起来了。张大千先生在抗战前曾到溥心畲先生家共同作画,我在场侍立获观,与张先生见过一面。这天他见到我还记得很清楚,便说:“董其昌题‘魏府收藏董元画天下第一’的那幅山水,我看是赵干的画,其中树石和《江行初雪》完全一样,你觉得如何?”我既深深佩服张先生的高明见解,更惊讶他对许多年前在溥先生家中只见过一面的一个青年后辈,今天还记忆分明,且忘年谈艺,实有过于常人的天赋。我曾与谢稚柳先生谈起些事,谢先生说:“张先生就是有这等的特点,不但古书画辩解敏锐,过目不忘,即对后学人才也是过目不忘的。”又见到一卷缂丝织成的米芾大字卷,张先生指给我看说:“这卷米字底本一定是粉笺上写的”,彼此会心地一笑。按:明代有一批伪造的米字,常是粉笺纸上所写,只说“粉笺”二字,一切都不言而喻了。这次可收购的书画虽然不多,但我所受的教益,却比可收的古书画多多了!

第二次收购鉴定会是在故宫绛雪轩,这次出席的人较多了。上次的各位中,除张大千先生没在本市外,又增加了故宫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胡适先生、徐悲鸿先生。这次所看的书画件数不少,但绝品不多。只有唐人写《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卷,不但首尾完整,而且装订是“旋风叶”的形式。在流传可见的古书中既未曾有,敦煌发现的古籍中也没有见到。不但这书的内容可贵,即它的装订形式也是一个孤例。其次是米芾的三帖合装卷,三帖中首一帖提到韩干画马,所以又称《韩马帖》。卷后有王铎一通精心写给藏者的长札,表示他非常惊异地得见米书真迹。这手札的书法已是王氏书法中功夫很深的作品,而他表示似是初次见到米芾真迹,足见他平日临习的只是法帖刻本了。赵孟頫说:“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学之,便可名世。”(兰亭十三跋中一条)我曾经不以为然,这时看王铎未见米氏真迹之前,其书法艺术的成就已然如此,足证赵氏的话不为无据,只是在“专心”与否罢了。反过来看我们自己,不但亲见许多古代名家真迹,还可得到精美的影印本,一丝一毫不隔膜,等于面对真迹来学书,而后写的比起王铎,仍然望尘莫及,该当如何惭愧!这时细看王氏手札的收获,真比得见米氏真迹的收获还要大得多。

其次还有些书画,记得白玉蟾《足轩铭》外没有什么令人难忘的了。惟有一件夏昶的墨竹卷,胡适先生指给徐悲鸿先生看,问这卷的真假,徐先生回答是:“像这样的作品,我们艺专的教师许多人都能画出。”故先生似乎恍然地点了点头。至今也不知这卷墨竹究竟是哪位教师所画。如果只是泛论艺术水平,那又与鉴定真伪不是同一命题了。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胡、徐两位大师也早已作古,这卷墨竹究竟是谁画的,真要成为千古悬案了。无独有偶,马衡院长是金石学的大家,在金石方面的兴趣也远比书画方面为多。那时也时常接收一些应归国有的私人遗物,有时箱中杂装许多文物,马先生一眼看见其中的一件铜器,立刻拿出来详细鉴赏。而又一次有人拿去东北散出的元人朱德润画《秀野轩图》卷,后有朱氏的长题,问院长收不收,马先生说:“像这等作品,故宫所藏‘多得很’。”那人便拿走了。(后来这卷仍由文物局收到,交故宫收藏。)后来我们一些后学谈起此事时偷偷地议论道:容烧的瓷器、炉铸的铜器、板刻的书籍等等都可能有同样的产品,而古代书画,如有重复的作品,岂不就有问题了吗?大家都知道,书画鉴定工作中容不得半点个人对流派的爱憎和个人的兴趣,但是又是非常难于戒除的。

再后虽仍时时有商人送到故官的东北流散书画卷册,也有时开会鉴定,但收购不多,而多归私人收藏了。

解放后,文物局成立,郑振铎先生任局长,王冶秋先生、王书庄先生任副局长,郑先生由上海请来张珩先生任文物处的副处长。这时商人手中的古书画已不能随意向国外出口,于是逐渐聚到文物局来。一次在文物局办公的北海团城玉佛殿内,摊开送来的书画,这时已从上海请来谢稚柳先生,由杭州请来朱家济先生,不久又由上海请来徐邦达先生,共同鉴定。所鉴定的书画相当多,也澄清了许多“名画”的真伪问题。例如梁楷的《右军书扇图》卷和倪瓒的《狮子林图》卷,都有过影印本,这时目验原迹,得知是旧摹本。

后来许多名迹、巨迹陆续出现,私人收藏的名迹,也多陆续捐献给国家。除故宫入藏之外,如上海、辽宁两大博物馆,也各自入藏入许多《石渠》旧藏的著名书画。此外未经《石渠》入藏的著名书画也发现了不少,分藏在全国各博物馆。

《石渠宝笈》所藏古代书画,除流散到国外的还有些尚未发见,如果不是秘藏在私人家中,大约必已沦于劫火;而国内私人所藏,经过十年动乱,幸存的可能也无几了。已发现的重要的多藏于故宫、辽宁、上海三大博物机关,散在其它较小的文物、美术机关的,便成了重要藏品。经过多次的、巡回的专家鉴定,大致都有了比较可靠的结论,但又出现了些微的新情况:即某些名迹成为重要藏品后,就不易获得明确结论,譬如某件曾经旧藏者题为唐代的书画,而经鉴定后实为宋代,这本来无损于文物的历史价值,却能引出许多麻烦。古书画的作者虽早已“盖棺”,而他的作品却在今天还无法“论定”。后以在今天总论《石渠》名迹(包括《石渠》以外的名迹)的确切真伪,还有待于几项未来的条件:(一)科学的鉴别技术,如电脑识别笔迹和特殊摄影技术;(二)全国收藏机关对于藏品不再有标为“重望”的必要时;(三)鉴定工作的发展和其它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后来的发明、补充、纠正如超过以前的成果,前后的科学字都不看做个人的高低、得失,而真理愈明;(四)历史文献研究的广博深入,给古书画鉴定带来可靠的帮助。那时,古书画的真名誉、真面貌,必将另呈一番缤纷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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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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