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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我们需要宽容私域情欲吗

——现代社会中的性和爱欲

更新时间:2015-02-13 12:11:47
作者: 吕嘉健 (进入专栏)  

  

   性构成了享乐主义消费社会的核心这一提法听起来是有道理的。

   ——安东尼·吉登斯[1]

  

  

  

  

   中国社会变革以来,观念的变化,最前列之一者,是性观念。这件事可以从几方面进行观察和判断:其一,夫妻之间的性已经进入性享受(追求性高潮)阶段,越来越多人会因为缺乏性满足而离婚,或者寻找婚外恋,嫖娼,为了克服枯燥、单调或寻找新鲜感,一夜情、一夜性(约炮)和换妻、小三等状态在某些人的圈子成为了生活结构的辅助形式;其二,性交易已经成为虽隐蔽但较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其三,失婚、独身人士并不守身如玉,人们渐渐具有这样的共识:享受性是深入人心的自然权利;其四,性媒体触目皆是,互联网上性是最有传播影响力的;其五,同性恋走出了公众视野。等等。

  

   性观念最主要的观察坐标是女性。在1983年流氓罪要判死刑,到2013年车展上的车模可以衣不蔽体。多少年轻女性争先恐后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网络上争夺眼球和职业上位的利器工具,堂皇而妖孽地献身,为潜规则买单。潘绥铭说,性革命在中国已经成功,性的精神禁欲主义已然逝去,而性的时尚则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主要敌人:日常生活中铺天盖地对于性方面的流行文化与时髦表现的描述、推崇与引导,正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个人。(一个性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爱思想2015-2-10)——本文立论就基于今天性社会学观察下的事实:性本身成为了目标,性“去意义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性”的时代。

  

   但是,中国现象总是很矛盾且分裂的,因为表里不一的结果:道德和政治表述方面的保守僵化与实际行为方面的灵活无序并行不悖,这既是社会政治的本色,也是国民性的惯例表征。性观念表现在行为上十分潜规则,但在舆论上却依然显得道学化。一些人早已经把色性视为饮食冷暖一样稀松平常,但依然有很多人对性忌讳如魔,用“道貌岸然”来概括中国人始终不会过时。公共媒体依然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老调子,是习见为常路径依赖的强大惯性。

  

   2014年9月17日,共识网转载了一篇几个财经新媒体记者的道德文章。这是一篇颇有代表性的、带有社会学判断而倾向性过度的锐文。现在时的媒体人已经学会了富于煽动性的暧昧手法,欲擒故纵,善于在宏大叙事和质疑性问题之间走私自己的主观性结论,不无哗众取宠的效果。当然,在中国,利用道德心理学的潜意识影响力,总是屡试不爽的。该文最大的问题是违背了就事论事的行规,化身为道德审判官,夸张地对几个男人的婚外情欲行为进行了道德化的定性和对一个阶层群体存在状态的概括性批判:

  

   “其实,三个中年男人(引者注:指王全安、金岩石和严介和)丑态的背后是一群中年男人的危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属于收入颇丰的“中产”及其以上阶层,所以他们绝对有条件衣着光鲜,整洁大方。但这无助于漂白他们的迷失和无所适从。危机背后,是一群该死的成功者的浮世绘,一群“穷途末路”的中年男人。那些“正襟危坐”的中年男人,有“衣冠楚楚”的商人,有在体制内长期生存造就出的谄媚面孔和鄙俗灵魂的人,有社会和教育塑造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记者这样情绪化的表达,例如“丑态”、“危机”、“迷失”、“无所适从”、“该死”、“穷途末路”、“谄媚面孔”、“鄙俗灵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概念和用语,不但是非理性的、主观的、武断的、上纲上线的,而且是扩大事实目标而牵涉人身攻击,无意识地代表了全社会强大传统的道德观。当然因为有着社会多数人未经反思的“道德共识”,才会这样举一反三地否定了当事人以至整个阶层人群的全部价值。——像这类由此及彼、从个案概括出普遍性结论的推理方式,是中国式逻辑和整体主义道德政治的惯例。

  

   其实这几个记者自己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言论的过度,所以赶紧通过略微的反思缓和自己过激的言辞,今日年轻的媒体知识人毕竟读过一些名著,联想某些思想家的观点,对于增加自己意见的高端装饰成分,不是难事,但是掩盖不住他们内在意识形态和陈腐思想的底子本色:“说这群‘穷途末路’的中年男人是‘丑陋’的,社会认同吗?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说:‘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观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2]

  

   这篇文章的女性主义色彩溢于言表。作为媒体,站在某一性别立场运用道德批判武器大作文章,道德过度会有煽动公众非理性情绪的嫌疑。“艳遇”和“嫖娼”总是被大张挞伐追究罪错,以公权力的审视侵入私域,然而最过度的攻击性概念还是“穷途末路的中年男人”的说法,至少,这是自以为是的性别和年龄攻击,毫无事实根据。

  

   这两年来在私淫问题上中枪的名人们是时代的牺牲品,不无无辜担当社会罪过之嫌。薛蛮子、黄海波、王全安、金岩石和严介和等人的事情都属于私人情欲问题,不值得拿全社会的道德衰落和坏社会状况让他们做负罪的挡箭牌。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劝喻值得重温:“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指行淫的妇人)。”法利赛人还算诚实、懂得自省,于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耶稣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新约-约翰福音》8)

  

   冷静反思一下,发现我们在性的问题上,行为上做的和道德上的态度,处在严重冲突的状态。公域情欲做得很疯狂,连带私域情欲也被道德过度猛烈批判,分不清公域私域,也不能实事求是,严于表演式的批判,“道德声讨依旧,人格行为下流”。越是善于表态,就越是可以掩盖自己的劣品。愈是这样分裂,社会愈加虚伪。利用公权力道貌岸然,偷偷摸摸的多,把私域情欲与公域情欲混为一谈,对公域情欲不能监督的,转向私域情欲发泄,以满足偷窥和嫉妒的渴望。

  

   这是一个性越来越平等的世界。指斥“中年男人穷途末路”的记者们不妨向社会学家潘绥铭学习,亲身深入性交易现场去亲密接触那些性工作者,不妨在每一个网站上仔细浏览种种海量色情图片和视频:无数年轻女性无论贫富艳媸雅俗,都非常大方地开放胸怀张开大腿以展示自己身体的每一个敏感部位和诱惑性姿态为荣,正如无数女性为了达到其他目的,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买春与卖春并没有高尚与鄙俗之别。——莫非这是年轻女性的穷途末路么?

  

   2013年中国国情报告显示:中国40%女性有出轨婚外性行为,36至40岁是女性婚外情高峰期,民政统计数据显示每天五千家庭解体。(来自新华网发展论坛)——吉登斯说:今日“妇女已特别赢得了性自由,不管这种性自由仍然多么不全面,但与几十年前的情况相比已是非同寻常了。不管还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和扭曲,但已出现远较开放的关于性的对话了,实际上整个人口都卷入了这种对话,这是前几代人所无法想象的。”[3]

  

   一个继续道德过度的社会,对付不了一个越来越人性化而残酷真实的中国;一个继续感情用事的公众,无法承受一个人人追求自我权利、独立自由和所有人共同分享权力和财富的现代中国。——性的问题只是非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弗洛伊德指出:“要想控制性本能这样强烈的冲动,恐怕把一个人所有精力都耗尽,也难以办到。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经由升华作用,使自己的性力离开性对象,转而投入更高级的文化活动,至于其他的人,则要么是犯罪,要么是陷入心理症。”[4]

  

  

  

  

   对于媒体而言,尤其要慎重:不要用道德化的方式面向社会,就事论事是媒体最基本的规则。媒体要成为“公共理性”的平台,除了严谨追求事实真相和深度报道之外,特别要允许不同的意见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个性显现于公共社会面前。慎于表达媒体工作者的主观意见,不应以道德名义侵害群己权界,更不应进行道德过度的洗脑。

  

   当我们对人性、对现代文明越是广泛深刻地研究了解,当我们对情欲世界的真实复杂状况、对爱情心理学和性学了解越多——我们一定会很谨慎地避免用道德学的观念来看待具体的人和问题。

  

对于王全安的故事,一种典型的大惑不解正是代表了许多人在人性常识方面的幼稚性:“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有个明星老婆,为什么还要嫖妓?800块钱的小姐有张雨绮漂亮、有魅力、有气质吗?那王全安看上了小姐什么?床上工夫?还玩3P,口味够重的。”——如此之类的意见显然不懂得传统中国文人青楼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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