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1985年5月8日波恩，德国国会全会大厅
一
今天，很多民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各民族的命运不同，因而纪念的情感也各不相同。有的是战胜，有的是战败；有的是战胜了不正义，摆脱了外国占领，有的则变成他国附庸，走向分裂，走向新同盟，走向剧烈的权力更迭。1945年5月8日，在欧洲是个具有决定性历史意义的日子。
我们德国人自己纪念这个日子，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必须独自找到纪念的尺度。保护我们的情感不受伤，不论是靠自己，还是靠别人，对我们都不再有什么好处。我们要竭尽全力正视真相，不加粉饰，不抱偏见，为此，我们需要力量，我们也拥有力量。
5月8日，对我们来说首先是个纪念的日子，纪念人们遭受的种种苦难。它同时也是个反思的日子，反思我们自己这段历史。我们对历史的回顾越真诚，我们身上的枷锁就越少，就越能为历史后果担负起我们的责任。
5月8日，对我们德国人来说不是个欢庆的日子。理智健全地度过这一天的人，各有各的亲身经历，体验千差万别。有人回归故里，有人流离失所。有人重获自由，有人锒铛入狱。很多人谢天谢地，庆幸整夜不断的轰炸终于结束，恐惧终于过去，他们逃过了一劫。很多人痛心疾首，因为他们的祖国一败涂地。有的德国人因为幻想破灭而愤怒苦闷，有的德国人因为得以从头再来而满怀感恩。
人们很难立刻看清前进方向。忐忑不安弥漫全国。军事投降是无条件的。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敌人手中。过去是可怕的，对很多敌人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他们现在不会让我们加倍偿还？
绝大多数德国人相信，他们战斗与受苦是为了自己国家好。然而，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却是，他们艰苦奋斗，不仅徒劳无功，毫无意义，而且还成了犯罪当权集团实现反人类目标的工具。绝大多数人精疲力竭，茫然失措，忧心忡忡。还能找到几个亲人吗？在这片废墟上重新建设还有意义吗?
回顾过去，是黑暗的深渊；面对未来，前途未卜，漆黑一片。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楚，这就是我们今天都承认的事实：5月8日，是我们得到解放的日子。这一天，我们都得到了解放，摆脱了灭绝人性的纳粹暴政。
5月8日当天以及之后，很多人受到巨大苦难，没有人会因为得到解放而忘记这些苦难。但是，我们不应当认为逃亡、被驱逐和失去自由是因为战争结束。相反，发生这一切，原因是发动战争，是发动战争的那个暴政的产生。
我们不应该把1945年5月8日与1933年1月30日分割开。
确实，我们没有理由在今天这个日子参加胜利庆典。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1945年5月8日，是德国历史误入歧途的终结，它播下了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种子。
二
5月8日是个纪念的日子。纪念，是满怀尊重毫无杂念记住往事，让往事成为自己内心的一部分。纪念，对于我们是否坦诚是个巨大的考验。
今天，我们沉痛纪念所有那些在战争中丧生和在暴政下遇难的人。
我们特别纪念六百万在德国集中营被谋杀的犹太人。
我们纪念所有被拖入战争的人民，特别是失去生命的无数苏联人和波兰人。
作为德国人，我们沉痛纪念我们死在战场、在家里死于空袭、死在监狱、死于被从家乡驱逐的同胞。
我们纪念被屠杀的吉普赛人，被处死的同性恋者，被杀害的精神病患者，纪念因为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而丧生的人。
我们纪念被枪杀的人质。
我们纪念被占领国家为抵抗献身的人。
作为德国人，我们纪念在德国抵抗运动中牺牲的人。他们作为公民抵抗纳粹；作为军人抵抗纳粹；出于信仰抵抗纳粹；作为劳动者和工会成员抵抗纳粹；作为共产党人抵抗纳粹。
我们纪念虽然没有积极抵抗但为了不违背良心而选择死亡的人们。
尸体成片，看不见尽头，旁边耸立着人类苦难的高山。
死亡的苦难，
受伤和致残的苦难，
被惨无人道强行绝育的苦难，
整夜轰炸的苦难，
逃亡和被驱逐的苦难，
遭受强暴和劫掠的苦难，
被强迫劳动的苦难，
被冤枉被拷打的苦难，
饥饿与贫困的苦难，
害怕被捕被杀的苦难，
曾错误相信的一切，曾为之努力工作的一切，悉数付诸东流的苦难。
今天，我们回忆这些人的苦难，沉痛纪念它们。
各民族遭受的苦难，各民族的妇女承担得最多。
然而，世界历史太容易忘记她们的苦难，她们的克己，她们默默的力量。她们操心，她们劳动，承载生命，保护生命。她们哀伤，因为失去父亲，失去儿子，失去丈夫，失去兄弟，失去朋友。
她们在最黑暗的岁月保护人性的火焰不灭。
战争结束后，是柏林和全国各地的妇女们率先行动起来，一砖一石清除废墟，尽管没有人能担保未来会怎样。
幸存的男人们回家后，妇女经常不得不站到他们身后。因为战争，很多妇女孤身度日，寂寞终生。
然而，各民族都没让破坏、劫掠、残忍、兽行击碎他们的内心，在战后逐渐找回了自我，为此，我们首先感谢我们的妇女。
三
希特勒对我们的犹太同胞怀有刻骨仇恨，这仇恨是纳粹暴政的根基。在公众面前，希特勒从不掩饰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他把整个德意志民族变成了仇恨犹太人的工具。他死的前一天，1945年4月29 日，用下面这句话作为他所谓遗嘱的结尾：“最重要的是，我嘱咐国家的领导和他们的追随者不折不扣地执行种族法，无情抵抗在世界各地毒害各民族的犹太人。”
诚然，每个国家都在历史上卷入犯罪的战争与暴力，几乎没有例外。但是，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史无前例的。
实施犯罪的是少数人。犯罪行为被遮掩起来，不让大众看到。但是，犹太同胞遭遇的苦难，从冰冷的漠视，到隐藏的排斥，直至公开的仇恨，每个德国人都应该能够与他们感同身受。
犹太教堂被纵火，犹太人被抢劫，被用犹太星标记污蔑，被剥夺法律权利，尊严遭到无休止的伤害，在这一切发生之后，还有哪个人能毫无猜疑吗？
无论是谁，只要不闭目塞听，只要他愿意知道，都不可能看不到押解犹太人的火车在隆隆开动。人们可能无法想象屠杀方式，屠杀规模。但是，事实上，面对罪行，有太多的人故意看不到。其中包括我这一辈的人，我们那时年轻，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参与执行。
那时，德国人用很多方式听任良心扭曲，逃避责任，回避现实，沉默不语。战争结束，大屠杀无法言说的全部真相大白于天下，却有那么多人声称毫不知情，或者声称只是有所猜疑。
不存在什么全民罪过，也不存在什么全民无辜。罪过，正如无辜，不属于集体，而属于个人。
人的罪过，有的已被发现，有的一直隐藏。罪过，有人承认，有人抵赖。今天，神智健全地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每一个都应该静下来，扪心自问究竟是否卷入。
在那个年代，今天的德国人绝大多数要么仍在儿童时代，要么尚未出生。对于他们根本没有做的事，他们当然无法承担罪过。
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仅仅因为这些人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应该穿上折磨犯人的罪袍。但是，他们的前辈留下了一笔沉重的遗产。
我们所有人，不论是否有罪，不论年长年少，都必须承认历史。我们都受到历史后果的影响，我们要对历史负责。
无论年长年少，我们都要彼此帮助，弄清为什么牢记过去对我们生死攸关，我们必须做到，我们也能够做到。
牢记过去，不是要处理过去。那是不可能的。人既不能改变过去，也不能令它消失。对过去闭上眼睛，就无法看到现在。谁不想记住过去的非人行径，谁就可能重蹈历史覆辙。
犹太民族记得这些，他们将永远铭记于心。作为人，我们寻求和解。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明白，没有记忆就不可能有和解。世界上每个犹太人的内心都有数百万人被屠杀的经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无法忘记这样的残暴，而是因为记忆属于犹太人的信仰。
“愿意遗忘会延长流亡,
得救的秘诀叫作不忘。”
人们经常引用这句犹太格言，它的大意是，相信上帝就是相信上帝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
记忆就是体验上帝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记忆是相信得救的根源。这体验创造希望，创造对得救的信念，创造对于被分离者终将重新合一的信念，创造对和解的信念。忘记这体验，也就丧失了这些信念。
假如我们忘记发生的一切，假如我们不记住它们，那我们就不配为人。假如我们遗忘，我们就会冒犯幸存的犹太人的信仰，我们就会破坏和解进程。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我们内心牢记这些思想和情感。
四
5月8日是个决定性的日子，不仅在德国历史上如此，在欧洲历史上也是如此。
欧洲内战终于结束了，原来的欧洲世界也打碎了。“欧洲把自己打垮了。”美国士兵与苏联士兵在易北河会师，标志着一个欧洲时代的暂时终结。
确实，一切都有深远的历史根源。欧洲人在世界上发挥过巨大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欧洲人却越来越不会在自己的大陆上共同生存。在一百多年里，欧洲饱受民族主义过度膨胀引发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缔结了和约。但是和约无力维持和平。民族主义情绪再度点燃，并与社会的艰难困苦联结在了一起。
在欧洲走向灾难的路上，希特勒是推动力量。他制造了群众疯狂，也利用了群众疯狂。一个软弱的民主制度无法约束他。西欧强国也因为软弱对灾难的发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强国，正如丘吉尔说的，“天真，然而不是无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退守本土，在三十年代没有影响欧洲。
希特勒想统治欧洲，为此不惜一战。他寻找开战的契机，并在波兰找到了这个契机。
1939年5月23日，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希特勒对德国将军们说：“不流血不可能再获得新胜利。 ... 格旦斯克不是目标。我们的目的是扩大东部的生存空间，保障粮食供应。...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放过波兰，我们的决定是一旦有机会就进攻波兰。 ... 正义与否，有没有条约，毫不重要。”
1939年8月23日，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秘密条款规定了如何瓜分波兰。
条约的签订，使希特勒可以进军波兰。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完全清楚这一点。当时，有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德苏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希特勒进军波兰，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个事实并不减小德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负有的罪责。苏联是想利用他国之间的战争为自己捞取好处。但是，发动战争的毕竟是德国，而不是苏联。
开战的是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德国的名字联结在一起。
战争期间，纳粹政权折磨践踏了很多民族。
战争进入尾声，只剩下一个民族去折磨、奴役和践踏，这就是自己的民族，德意志民族。希特勒一再声称：如果德国人不能赢得这场战争，就该灭亡。其他民族首先成为德国发动的这场战争的牺牲，紧接着是我们自己成为我们发动的战争的牺牲。
战争结束后，战胜国把德国分割成不同的占领区。与此同时，苏联军队开进战争期间被德国占领的南欧和东欧国家。除了希腊之外，这些国家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
欧洲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阵营是一个过程。战后的事态加速了这个过程。假如没有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当受到影响的民族想起德国政府发动的这场战争时，他们首先就会想到这一点。
看看我们自己国家分裂，想想我们丧失大片国土，我们也会想到这一点。东柏林主教迈斯纳在5月8日的讲道中说：“罪的恶果永远是分离。”
五
破坏是任意的，后果的分担也是任意的。无辜的人被追究，有罪的人逃脱惩罚。运气好的人得以在家乡熟悉的环境中重建新生活。其他人却被赶出了故乡。
我们留在后来的联邦德国，得到了宝贵的自由机会。数百万同胞，至今没有自由。
命运就这样任意分配在人们头上，学会忍受这种任意性，是在进行物质重建的同时进行精神重建的首要任务。能否完成这任务，考验着一个人是否有力量认清他人的重担，是否有力量长久分担它们，是否有力量永远不忘它们。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和平的能力得到成长，和解的意愿得到增强，对内如此，对外也如此，不仅其他国家要求我们具有和平的能力与和解的意愿，我们自己最强烈地要求我们具备这能力和意愿。
我们纪念5月8日，必须明白我们从前的敌人要克服多大的困难才愿意和解。我们真的能够设想自己是华沙贫民窟受害者的亲人吗？我们真的能够设想自己是利迪策大屠杀受害者的亲人吗？
不久前，来自我国的炸弹还不断落在鹿特丹和伦敦，如今这些城市的人民支持我们重建，这是何等困难！他们做到这一点，一定是因为他们逐渐肯定德国人不会再次用武力解决战败问题。
在我们这边，被从家乡驱逐的人们处境最为艰难。5月8日之后很久，他们遭遇着深重的苦难和严重的不公。我们本地人往往缺乏想象力和开放的心去抱着理解的态度应对这些人遭遇的艰难命运。
但是，很多人也立即伸出了援助的手。数百万难民和被驱逐的人得到接纳。一年年过去，他们扎下了新根。他们的子孙后代对祖先的文化和故乡仍然保持着各式各样的留恋。这是好事，因为这是他们生命的宝藏。
但是，他们已经找到了新的家乡，他们与当地的同龄人一同成长起来，说着相同的方言，拥有相同的风俗。他们的年轻生命证明内心和平的力量有多么伟大。他们的祖辈曾被驱逐，然而他们如今有了家乡。
被从故乡驱逐的人们，很早就宣布放弃武力，堪称楷模。这个声明，并不是起初无能为力时的权宜之计，它是一个永远有效的承诺。放弃武力意味着重新强大的德国将信守诺言，这让各方面的信任得以增强。
与此同时，自己的故乡已经成为别人的家乡。东部很多陵园中，波兰人的坟墓数量已经超过了德国人的坟墓。
数百万德国人被赶向西边，他们身后是数百万波兰人，波兰人身后是数百万俄国人。这些迁移的人都是遭遇强迫的人，都是遭遇不公正的人，面对政治事件，他们无能为力，只能顺从，对于他们遭遇的一切，无法通过伸张正义给予赔偿，也无法通过让诉求彼此抵消予以补救。
今天，放弃武力意味着让那些5月8日后被厄运冲到当地，已经在当地生活几十年的人们享有平安，保证他们的未来没有政治争议。放弃武力意味着为了彼此谅解放弃法理权利纠纷。这是我们能够对欧洲和平作出的真正的、人道的贡献。
1945年后欧洲的新开端，既给自由思想与民族自决思想带来了胜利，也给它们带来了失败。我们利用新开端提供的机会，给欧洲历史一段很长的时期划了句号。在这个时期，每个国家只有占据优势，才能指望和平，确保和平，在这个时期，和平意味着为下次战争作准备的时间。
欧洲各民族都爱家乡。德意志民族也不例外。假如一个民族忘记自己的故乡，谁能相信她爱和平？
谁也不会。爱和平，恰恰表现为不忘家乡，正因为爱家乡，所以决心竭尽所能永远和平相处。被赶出家乡的人爱家乡绝对不等于主张收回失地。
六
最近这次战争，比以往的战争在人们心中唤起了更强烈的和平渴望。教会的和解工作引起强烈反响。年轻人的和解工作树立了很多典范。我记得“赎罪行动”在奥斯维辛和以色列举办的活动。低莱因河地区的克里沃市一个社区收到了波兰社区送来的象征和解与友情的新面包。他们把其中一个送给了英国一位教师。这位英国教师实名发表文章，承认战争中驾驶轰炸机毁坏了克里沃的教堂和民居，希望获得和解的象征。
不是等待对方过来，而是主动走向对方，最能促进和平。这个人就是这样做的。
七
战争结束后，战争把敌对的民族和政治敌人彼此拉近了。早在1946年，美国国务卿伯恩斯就在他著名的斯图加特演讲中呼吁欧洲各国互相谅解，声明将帮助德国人民开创自由和平的未来。
那时，无数美国人用自己的积蓄支持我们这些战败的德国人，治疗战争的创伤。
以莫奈和舒曼为代表的法国人和以阿登纳为代表的德国人永远终结了两国的宿怨，我们感谢他们的远见卓识。
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涌动着建设的意志和力量。很多古老的鸿沟被填平，信仰的对立得到缓和，社会张力得到缓解。人人携手合作。
没有“零点” ，我们拥有的是从头再来的机会。我们尽最大努力利用了这个机会。我们用民主自由取代了奴役。
战争结束四年后，协商会议于1949年5月8日通过了我们的基本法。信奉民主的政治家们跨越政党界线在我们宪法的第一条对战争和暴政给予了这样的回答：
“德意志人民信奉不可侵犯与不可让与之人权为一切人类社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础。”
我们今天也纪念5月8日的这个意义。
联邦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尊重的国家。她跻身世界最发达工业国家之列。她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消灭饥饿与贫穷，为各国人民的社会公正贡献力量。
我们已经在和平与自由中生活了四十年，我们的政策是加入自由国家组成的大西洋同盟和欧洲共同体，我们也从而对欧洲的和平与自由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德国土地上，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好的对公民自由权的保护。我们有不逊于任何国家的严密社会保障网络，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
战争结束时，很多德国人设法藏匿自己的护照，或者努力与他人交换护照，如今，拥有德国国籍是令人尊重的权利。
确实，我们没有理由骄傲自大，没有理由自以为是。但是，我们要用自己的历史记忆指导我们现在的行动，指导我们去完成等待我们的任务，为此，我们应该满怀感激地记住这四十年的发展。
- 如果我们记住精神病人在第三帝国被杀害，我们就会把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公民作为我们自己的责任。
- 如果我们记住那些因为种族、因为宗教信仰、因为政治观点被迫害、被无情追杀的人们经常站在其他国家封锁的边境上，今天，面对那些确实被迫害到我们这里寻求保护的人们，我们就不会锁上大门。
- 如果我们记住独裁统治下思想自由的人遭到迫害，我们就会保护思想自由，批评自由，哪怕被批评的是我们自己。
- 如果谁批评近东的国际关系，他应该记住德国人为犹太同胞准备的厄运，记住是这厄运导致以色列国建立，而以色列建国时的情况至今仍让这个地区的人民肩负重担，面临危险。
- 如果我们记住我们东部邻国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们德国外交的中心任务是与这些国家彼此接纳，缓和关系，和平共处。重要的是，双方都要牢记过去，彼此尊重。双方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做，不论从人道角度看，从文化角度看，还是从历史角度看，都是如此。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领导人并不想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周年挑动反德情绪。苏联主张各民族友好相处。
我们会问，苏联对促进东西方谅解、对促进欧洲各地尊重人权能做出什么贡献？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些问题，我们不应当忽视莫斯科发出的信号。我们愿意与苏联各民族友好相处。
八
战争结束已经四十年，德意志民族仍然处于史无前例的分裂状态。
今年二月，亨普尔主教在德列斯顿十字教会的礼拜布道中说：“两个德国，被沉重的边界隔开，让人心头沉重，让人心里流血。四处边境密布，让人心头沉重，让人心里流血。武器，让人心头沉重。”
不久前，美国巴尔迪摩举办了一个“犹太人在德国”展览。两个德国的大使都应邀出席了开幕式。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代表主办方接待了他们。他指出，德国土地上的所有德国人处在相同的历史进程中。相同的过去把他们结成一个同盟。这个同盟可能是欢乐，也可能是问题，但它永远是希望的源泉。
我们德国人是一个民族，一个国民。我们感到属于一体，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历史。
也是在1945年5月8日，我们经历了我们民族共同的命运，这命运让我们成为一体。我们都希望和平，我们在这共同意志中感到属于一体。两个德国应该从德国这片土地向各国伸出和平睦邻的手。其他国家也不应该再让德国这片土地威胁和平。
德国人民普遍希望一种和平，这和平包含正义，包含各民族的人权，包括我们自己的人权。
高墙耸立的欧洲，不可能越过边境实现和解。能实现和解的，是把边境当作隔离带彻底移除的欧洲大陆。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给我们的忠告。
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历史上，5月8日不是最后一个让全体德国人感到属于一体的日子。
九
过去几个月，很多年轻人问自己，也问我们，为什么战争结束将近四十年，人们对过去发生了如此热烈的争论？为什么比结束二十五年或三十年更加激烈？发生这种现象的内在必然性究竟在哪里？
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我们不应当主要在外来影响那里找原因，尽管外来影响无疑存在。
四十年，对一个人的一生，对一个民族的命运，都有重大意义。这里，请允许我再次提到旧约。对于每一个人，无论他信仰什么，旧约都保存着真知灼见。在旧约中，四十年扮演着一个经常重复然而至关紧要的角色。
以色列人在旷野度过四十年，才进入神应许的土地，掀开历史新篇章。那时，父辈执掌权柄，完成世代更迭需要四十年。
然而，旧约的另一篇告诉我们，对于蒙受的帮助和拯救，人们的记忆经常只能延续四十年。记忆消失之日，就是安宁终了之时。
可见，四十年永远是个重要时段。四十年足以改变人们的意识。四十年，足以让我们告别黑暗时代，满怀希望迎接美好的未来；四十年，也足以让我们的遗忘结出危险的苦果。四十年的这两种效果，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我们这里，一代新人已经成长起来，肩负起政治责任。对当年发生的事，年轻人没有责任。但是，对于从历史中得到什么，年轻人责无旁贷。
我们这些老年人对年轻人负有义务，不是有义务帮他们实现梦想，而是有义务正直诚实。我们必须帮助年轻人，让他们明白为什么牢记历史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冷静面对历史真相，不偏不倚地承认它，既不遁入虚幻的救世理论，也不萌生道德优越感。
从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认识到人能做出什么样的事。因此，我们不应当对自己产生幻想，仿佛我们今天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更好的人。
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达到终极的道德圆满! 作为人，我们汲取教训；作为人，我们仍然面临危险。但是我们有力量不断战胜危险。
希特勒一贯致力于煽动偏见，敌视和仇恨。
对年轻人的呼吁是:
请你们不要让自己被推向敌视和仇恨，不论是
针对他人，
针对俄国人还是针对美国人，
针对犹太人还是针对土耳其人，
针对革新派还是针对保守派，
针对黑人还是针对白人。
请你们学会彼此共同生活，而不是彼此对立生活。
也请你们让我们这些民主选举的政治领袖再三用心倾听下列呼吁，并作出表率。
让我们崇尚自由。
让我们为和平而努力。
让我们坚守法治。
让我们发自内心主持正义。
让我们在今天这个5月8日尽最大的努力正视历史真相。
附件一：德文原文演讲稿
Weizsäcker am 8. Mai 1985 im Bundestag: "Ein Tag der Erinnerung"
Gedenkveranstaltung im Plenarsaal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zum 40. Jahrestag des Endes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in Europa
Bonn, 8. Mai 1985
I.
Viele Völker gedenken heute des Tages, an dem der Zweite Weltkrieg in Europa zu Ende ging. Seinem Schicksal gemäß hat jedes Volk dabei seine eigenen Gefühle. Sieg oder Niederlage, Befreiung von Unrecht und Fremdherrschaft oder übergang zu neuer Abhängigkeit, Teilung, neue Bündnisse, gewaltige Machtverschiebungen - der 8. Mai 1945 ist ein Datum von entscheidender historischer Bedeutung in Europa.
Wir Deutsche begehen den Tag unter uns, und das ist notwendig. Wir müssen die Maßstäbe allein finden. Schonung unserer Gefühle durch uns selbst oder durch andere hilft nicht weiter. Wir brauchen und wir haben die Kraft, der Wahrheit so gut wir es können ins Auge zu sehen, ohne Beschönigung und ohne Einseitigkeit.
Der 8. Mai ist für uns vor allem ein Tag der Erinnerung an das, was Menschen erleiden mußten. Er ist zugleich ein Tag des Nachdenkens über den Gang unserer Geschichte. Je ehrlicher wir ihn begehen, desto freier sind wir, uns seinen Folgen verantwortlich zu stellen.
Der 8. Mai ist für uns Deutsche kein Tag zum Feiern. Die Menschen, die ihn bewußt erlebt haben, denken an ganz persönliche und damit ganz unterschiedliche Erfahrungen zurück. Der eine kehrte heim, der andere wurde heimatlos. Dieser wurde befreit, für jenen begann die Gefangenschaft. Viele waren einfach nur dafür dankbar, daß Bombennächte und Angst vorüber und sie mit dem Leben davongekommen waren. Andere empfanden Schmerz über die vollständige Niederlage des eigenen Vaterlandes. Verbittert standen Deutsche vor zerrissenen Illusionen, dankbar andere Deutsche vor dem geschenkten neuen Anfang.
Es war schwer, sich alsbald klar zu orientieren. Ungewißheit erfüllte das Land. Die militärische Kapitulation war bedingungslos. Unser Schicksal lag in der Hand der Feinde. Die Vergangenheit war furchtbar gewesen, zumal auch für viele dieser Feinde. Würden sie uns nun nicht vielfach entgelten lassen, was wir ihnen angetan hatten?
Die meisten Deutschen hatten geglaubt, für die gute Sache des eigenen Landes zu kämpfen und zu leiden. Und nun sollte sich herausstellen: Das alles war nicht nur vergeblich und sinnlos, sondern es hatte den unmenschlichen Zielen einer verbrecherischen Führung gedient. Erschöpfung, Ratlosigkeit und neue Sorgen kennzeichneten die Gefühle der meisten. Würde man noch eigene Angehörige finden? Hatte ein Neuaufbau in diesen Ruinen überhaupt Sinn?
Der Blick ging zurück in einen dunklen Abgrund der Vergangenheit und nach vorn in eine ungewisse dunkle Zukunft.
Und dennoch wurde von Tag zu Tag klarer, was es heute für uns alle gemeinsam zu sagen gilt: Der 8. Mai war ein Tag der Befreiung. Er hat uns alle befreit von dem menschenverachtenden System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waltherrschaft.
Niemand wird um dieser Befreiung willen vergessen, welche schweren Leiden für viele Menschen mit dem 8. Mai erst begannen und danach folgten. Aber wir dürfen nicht im Ende des Krieges die Ursache für Flucht, Vertreibung und Unfreiheit sehen. Sie liegt vielmehr in seinem Anfang und im Beginn jener Gewaltherrschaft, die zum Krieg führte.
Wir dürfen den 8. Mai 1945 nicht vom 30. Januar 1933 trennen.
Wir haben wahrlich keinen Grund, uns am heutigen Tag an Siegesfesten zu beteiligen. Aber wir haben allen Grund, den 8. Mai 1945 als das Ende eines Irrweges deutscher Geschichte zu erkennen, das den Keim der Hoffnung auf eine bessere Zukunft barg.
II.
Der 8. Mai ist ein Tag der Erinnerung. Erinnern heißt, eines Geschehens so ehrlich und rein zu gedenken, daß es zu einem Teil des eigenen Innern wird. Das stellt große Anforderungen an unsere Wahrhaftigkeit.
Wir gedenken heute in Trauer aller Toten des Krieges und der Gewaltherrschaft.
Wir gedenken insbesondere der sechs Millionen Juden, die in deut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n ermordet wurden.
Wir gedenken aller Völker, die im Krieg gelitten haben, vor allem der unsäglich vielen Bürger der Sowjetunion und der Polen, die ihr Leben verloren haben.
Als Deutsche gedenken wir in Trauer der eigenen Landsleute, die als Soldaten, bei den Fliegerangriffen in der Heimat, in Gefangenschaft und bei der Vertreibung ums Leben gekommen sind.
Wir gedenken der ermordeten Sinti und Roma, der getöteten Homosexuellen, der umgebrachten Geisteskranken, der Menschen, die um ihrer religiösen oder politischen überzeugung willen sterben mußten.
Wir gedenken der erschossenen Geiseln.
Wir denken an die Opfer des Widerstandes in allen von uns besetzten Staaten.
Als Deutsche ehren wir das Andenken der Opfer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 des bürgerlichen, des militärischen und glaubensbegründeten, des Widerstandes in der Arbeiterschaft und bei Gewerkschaften, des Widerstandes der Kommunisten.
Wir gedenken derer, die nicht aktiv Widerstand leisteten, aber eher den Tod hinnahmen, als ihr Gewissen zu beugen.
Neben dem unübersehbar großen Heer der Toten erhebt sich ein Gebirge menschlichen Leids,
Leid um die Toten,
Leid durch Verwundung und Verkrüppelung,
Leid durch unmenschliche Zwangssterilisierung,
Leid in Bombennächten,
Leid durch Flucht und Vertreibung, durch Vergewaltigung und Plünderung, durch Zwangsarbeit, durch Unrecht und Folter, durch Hunger und Not,
Leid durch Angst vor Verhaftung und Tod,
Leid durch Verlust all dessen, woran man irrend geglaubt und wofür man gearbeitet hatte.
Heute erinnern wir uns dieses menschlichen Leids und gedenken seiner in Trauer.
Den vielleicht größten Teil dessen, was den Menschen aufgeladen war, haben die Frauen der Völker getragen.
Ihr Leiden, ihre Entsagung und ihre stille Kraft vergißt die Weltgeschichte nur allzu leicht. Sie haben gebangt und gearbeitet, menschliches Leben getragen und beschützt. Sie haben getrauert um gefallene Väter und Söhne, Männer, Brüder und Freunde.
Sie haben in den dunkelsten Jahren das Licht der Humanität vor dem Erlöschen bewahrt.
Am Ende des Krieges haben sie als erste und ohne Aussicht auf eine gesicherte Zukunft Hand angelegt, um wieder einen Stein auf den anderen zu setzen, die Trümmerfrauen in Berlin und überall.
Als die überlebenden Männer heimkehrten, mußten Frauen oft wieder zurückstehen. Viele Frauen blieben aufgrund des Krieges allein und verbrachten ihr Leben in Einsamkeit.
Wenn aber die Völker an den Zerstörungen, den Verwüstungen, den Grausamkeiten und Unmenschlichkeiten innerlich nicht zerbrachen, wenn sie nach dem Krieg langsam wieder zu sich selbst kamen, dann verdanken wir es zuerst unseren Frauen.
III.
Am Anfang der Gewaltherrschaft hatte der abgrundtiefe Haß Hitlers gegen unsere jüdischen Mitmenschen gestanden. Hitler hatte ihn nie vor der Öffentlichkeit verschwiegen, sondern das ganze Volk zum Werkzeug dieses Hasses gemacht. Noch am Tag vor seinem Ende am 30. April 1945 hatte er sein sogenanntes Testament mit den Worten abgeschlossen: "Vor allem verpflichte ich die Führung der Nation und die Gefolgschaft zur peinlichen Einhaltung der Rassegesetze und zum unbarmherzigen Widerstand gegen den Weltvergifter aller Völker, das internationale Judentum."
Gewiß, es gibt kaum einen Staat, der in seiner Geschichte immer frei blieb von schuldhafter Verstrickung in Krieg und Gewalt. Der Völkermord an den Juden jedoch ist beispiellos in der Geschichte.
Die Ausführung des Verbrechens lag in der Hand weniger. Vor den Augen der Öffentlichkeit wurde es abgeschirmt. Aber jeder Deutsche konnte miterleben, was jüdische Mitbürger erleiden mußten, von kalter Gleichgültigkeit über versteckte Intoleranz bis zu offenem Haß.
Wer konnte arglos bleiben nach den Bränden der Synagogen, den Plünderungen, der Stigmatisierung mit dem Judenstern, dem Rechtsentzug, der unaufhörlichen Schändung der menschlichen Würde?
Wer seine Ohren und Augen aufmachte, wer sich informieren wollte, dem konnte nicht entgehen, daß Deportationszüge rollten. Die Phantasie der Menschen mochte für Art und Ausmaß der Vernichtung nicht ausreichen. Aber in Wirklichkeit trat zu den Verbrechen selbst der Versuch allzu vieler, auch in meiner Generation, die wir jung und an der Planung und Ausführung der Ereignisse unbeteiligt waren, nicht zur Kenntnis zu nehmen, was geschah.
Es gab viele Formen, das Gewissen ablenken zu lassen, nicht zuständig zu sein, wegzuschauen, zu schweigen. Als dann am Ende des Krieges die ganze unsagbare Wahrheit des Holocaust herauskam, beriefen sich allzu viele von uns darauf, nichts gewußt oder auch nur geahnt zu haben.
Schuld oder Unschuld eines ganzen Volkes gibt es nicht. Schuld ist, wie Unschuld, nicht kollektiv, sondern persönlich.
Es gibt entdeckte und verborgen gebliebene Schuld von Menschen. Es gibt Schuld, die sich Menschen eingestanden oder abgeleugnet haben. Jeder, der die Zeit mit vollem Bewußtsein erlebt hat, frage sich heute im Stillen selbst nach seiner Verstrickung.
Der ganz überwiegende Teil unserer heutigen Bevölkerung war zur damaligen Zeit entweder im Kindesalter oder noch gar nicht geboren. Sie können nicht eine eigene Schuld bekennen für Taten, die sie gar nicht begangen haben.
Kein fühlender Mensch erwartet von ihnen, ein Büßerhemd zu tragen, nur weil sie Deutsche sind. Aber die Vorfahren haben ihnen eine schwere Erbschaft hinterlassen.
Wir alle, ob schuldig oder nicht, ob alt oder jung, müssen die Vergangenheit annehmen. Wir alle sind von ihren Folgen betroffen und für sie in Haftung genommen.
Jüngere und Ältere müssen und können sich gegenseitig helfen zu verstehen, warum es lebenswichtig ist, die Erinnerung wachzuhalten.
Es geht nicht darum, Vergangenheit zu bewältigen. Das kann man gar nicht. Sie läßt sich ja nicht nachträglich ändern oder ungeschehen machen. Wer aber vor der Vergangenheit die Augen verschließt, wird blind für die Gegenwart. Wer sich der Unmenschlichkeit nicht erinnern will, der wird wieder anfällig für neue Ansteckungsgefahren.
Das jüdische Volk erinnert sich und wird sich immer erinnern. Wir suchen als Menschen Versöhnung.
Gerade deshalb müssen wir verstehen, daß es Versöhnung ohne Erinnerung gar nicht geben kann. Die Erfahrung millionenfachen Todes ist ein Teil des Innern jedes Juden in der Welt, nicht nur deshalb, weil Menschen ein solches Grauen nicht vergessen können. Sondern die Erinnerung gehört zum jüdischen Glauben.
"Das Vergessenwollen verlängert das Exil,
und das Geheimnis der Erlösung heißt Erinnerung."
Diese oft zitierte jüdische Weisheit will wohl besagen, daß der Glaube an Gott ein Glaube an sein Wirken in der Geschichte ist.
Die Erinnerung ist die Erfahrung vom Wirken Gottes in der Geschichte. Sie ist die Quelle des Glaubens an die Erlösung. Diese Erfahrung schafft Hoffnung, sie schafft Glauben an Erlösung, an Wiedervereinigung des Getrennten, an Versöhnung. Wer sie vergißt, verliert den Glauben.
Würden wir unsererseits vergessen wollen, was geschehen ist, anstatt uns zu erinnern, dann wäre dies nicht nur unmenschlich. Sondern wir würden damit dem Glauben der überlebenden Juden zu nahe treten, und wir würden den Ansatz zur Versöhnung zerstören.
Für uns kommt es auf ein Mahnmal des Denkens und Fühlens in unserem eigenen Inneren an.
IV.
Der 8. Mai ist ein tiefer historischer Einschnitt, nicht nur in der deutschen, sondern auch in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 Bürgerkrieg war an sein Ende gelangt, die alte europäische Welt zu Bruch gegangen. "Europa hatte sich ausgekämpft" (M. Stürmer). Die Begegnung amerikanischer und sowjetrussischer Soldaten an der Elbe wurde zu einem Symbol für das vorläufige Ende einer europäischen Ära.
Gewiß, das alles hatte seine alten geschichtlichen Wurzeln. Großen, ja bestimmenden Einfluß hatten die Europäer in der Welt, aber ihr Zusammenleben auf dem eigenen Kontinent zu ordnen, das vermochten sie immer schlechter. über hundert Jahre lang hatte Europa unter dem Zusammenprall nationalistischer übersteigerungen gelitten. A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war es zu Friedensverträgen gekommen. Aber ihnen hatte die Kraft gefehlt, Frieden zu stiften. Erneut waren nationalistische Leidenschaften aufgeflammt und hatten sich mit sozialen Notlagen verknüpft.
Auf dem Weg ins Unheil wurde Hitler die treibende Kraft. Er erzeugte und er nutzte Massenwahn. Eine schwache Demokratie war unfähig, ihm Einhalt zu gebieten. Und auch die europäischen Westmächte, nach Churchills Urteil "arglos, nicht schuldlos", trugen durch Schwäche zur verhängnisvollen Entwicklung bei. Amerika hatte sich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wieder zurückgezogen und war in den dreißiger Jahren ohne Einfluß auf Europa.
Hitler wollte die Herrschaft über Europa, und zwar durch Krieg. Den Anlaß dafür suchte und fand er in Polen.
Am 23. Mai 1939 - wenige Monate vor Kriegsausbruch - erklärte er vor der deutschen Generalität: "Weitere Erfolge können ohne Blutvergießen nicht mehr errungen werden ... Danzig ist nicht das Objekt, um das es geht. Es handelt sich für uns um die Erweiterung des Lebensraumes im Osten und Sicherstellung der Ernährung ... Es entfällt also die Frage, Polen zu schonen, und bleibt der Entschluß, bei erster passender Gelegenheit Polen anzugreifen ... Hierbei spielen Recht oder Unrecht oder Verträge keine Rolle."
Am 23. August 1939 wurde der deutsch-sowjetische Nichtangriffspakt geschlossen. Das geheime Zusatzprotokoll regelte die bevorstehende Aufteilung Polens.
Der Vertrag wurde geschlossen, um Hitler den Einmarsch in Polen zu ermöglichen. Das war der damaligen Führung der Sowjetunion voll bewußt. Allen politisch denkenden Menschen jener Zeit war klar, daß der deutsch-sowjetische Pakt Hitlers Einmarsch in Polen und damit den Zweiten Weltkrieg bedeutete.
Dadurch wird die deutsche Schuld am Ausbruch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nicht verringert. Die Sowjetunion nahm den Krieg anderer Völker in Kauf, um sich am Ertrag zu beteiligen. Die Initiative zum Krieg aber ging von Deutschland aus, nicht von der Sowjetunion.
Es war Hitler, der zur Gewalt griff. Der Ausbruch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bleibt mit dem deutschen Namen verbunden.
Während dieses Krieges hat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gime viele Völker gequält und geschändet.
Am Ende blieb nur noch ein Volk übrig, um gequält, geknechtet und geschändet zu werden: das eigene, das deutsche Volk. Immer wieder hat Hitler ausgesprochen: wenn das deutsche Volk schon nicht fähig sei, in diesem Krieg zu siegen, dann möge es eben untergehen. Die anderen Völker wurden zunächst Opfer eines von Deutschland ausgehenden Krieges, bevor wir selbst zu Opfern unseres eigenen Krieges wurden.
Es folgte die von den Siegermächten verabredete Aufteilung Deutschlands in verschiedene Zonen. Inzwischen war die Sowjetunion in alle Staaten Ost- und Südosteuropas, die während des Krieges von Deutschland besetzt worden waren, einmarschiert. Mit Ausnahme Griechenlands wurden alle diese Staaten sozialistische Staaten.
Die Spaltung Europas in zwei verschiedene politische Systeme nahm ihren Lauf. Es war erst die Nachkriegsentwicklung, die sie befestigte. Aber ohne den von Hitler begonnenen Krieg wäre sie nicht gekommen. Daran denken die betroffenen Völker zuerst, wenn sie sich des von der deutschen Führung ausgelösten Krieges erinnern.
Im Blick auf die Teilung unseres eigenen Landes und auf den Verlust großer Teile des deutschen Staatsgebietes denken auch wir daran. In seiner Predigt zum 8. Mai sagte Kardinal Meißner in Ostberlin: "Das trostlose Ergebnis der Sünde ist immer die Trennung."
V.
Die Willkür der Zerstörung wirkte in der willkürlichen Verteilung der Lasten nach. Es gab Unschuldige, die verfolgt wurden, und Schuldige, die entkamen. Die einen hatten das Glück, zu Hause in vertrauter Umgebung ein neues Leben aufbauen zu können. Andere wurden aus der angestammten Heimat vertrieben.
Wir in der späteren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rhielten die kostbare Chance der Freiheit. Vielen Millionen Landsleuten bleibt sie bis heute versagt.
Die Willkür der Zuteilung unterschiedlicher Schicksale ertragen zu lernen, war die erste Aufgabe im Geistigen, die sich neben der Aufgabe des materiellen Wiederaufbaus stellte. An ihr mußte sich die menschliche Kraft erproben, die Lasten anderer zu erkennen, an ihnen dauerhaft mitzutragen, sie nicht zu vergessen. In ihr mußte die Fähigkeit zum Frieden und die Bereitschaft zur Versöhnung nach innen und außen wachsen, die nicht nur andere von uns forderten, sondern nach denen es uns selbst am allermeisten verlangte.
Wir können des 8. Mai nicht gedenken, ohne uns bewußtzumachen, welche überwindung die Bereitschaft zur Aussöhnung den ehemaligen Feinden abverlangte. Können wir uns wirklich in die Lage von Angehörigen der Opfer des Warschauer Ghettos oder des Massakers von Lidice versetzen?
Wie schwer mußte es aber auch einem Bürger in Rotterdam oder London fallen, den Wiederaufbau unseres Landes zu unterstützen, aus dem die Bomben stammten, die erst kurze Zeit zuvor auf seine Stadt gefallen waren! Dazu mußte allmählich eine Gewißheit wachsen, daß Deutsche nicht noch einmal versuchen würden, eine Niederlage mit Gewalt zu korrigieren.
Bei uns selbst wurde das Schwerste den Heimatvertriebenen abverlangt. Ihnen ist noch lange nach dem 8. Mai bitteres Leid und schweres Unrecht widerfahren. Um ihrem schweren Schicksal mit Verständnis zu begegnen, fehlt uns Einheimischen oft die Phantasie und auch das offene Herz.
Aber es gab alsbald auch große Zeichen der Hilfsbereitschaft. Viele Millionen Flüchtlinge und Vertriebene wurden aufgenommen. Im Laufe der Jahre konnten sie neue Wurzeln schlagen. Ihre Kinder und Enkel bleiben auf vielfache Weise der Kultur und der Liebe zur Heimat ihrer Vorfahren verbunden. Das ist gut so, denn das ist ein wertvoller Schatz in ihrem Leben.
Sie haben aber selbst eine neue Heimat gefunden, in der sie mit den gleichaltrigen Einheimischen aufwachsen und zusammenwachsen, ihre Mundart sprechen und ihre Gewohnheiten teilen. Ihr junges Leben ist ein Beweis für die Fähigkeit zum inneren Frieden. Ihre Großeltern oder Eltern wurden einst vertrieben, sie jedoch sind jetzt zu Hause.
Früh und beispielhaft haben sich die Heimatvertriebenen zum Gewaltverzicht bekannt. Das war keine vergängliche Erklärung im anfänglichen Stadium der Machtlosigkeit, sondern ein Bekenntnis, das seine Gültigkeit behält. Gewaltverzicht bedeutet, allseits das Vertrauen wachsen zu lassen, daß auch ein wieder zu Kräften gekommenes Deutschland daran gebunden bleibt.
Die eigene Heimat ist mittlerweile anderen zur Heimat geworden. Auf vielen alten Friedhöfen im Osten finden sich heute schon mehr polnische als deutsche Gräber.
Der erzwungenen Wanderschaft von Millionen Deutschen nach Westen folgten Millionen Polen und ihnen wiederum Millionen Russen. Es sind alles Menschen, die nicht gefragt wurden, Menschen, die Unrecht erlitten haben, Menschen, die wehrlose Objekte der politischen Ereignisse wurden und denen keine Aufrechnung von Unrecht und keine Konfrontation von Ansprüchen wiedergutmachen kann, was ihnen angetan worden ist.
Gewaltverzicht heute heißt, den Menschen dort, wo sie das Schicksal nach dem 8. Mai hingetrieben hat und wo sie nun seit Jahrzehnten leben, eine dauerhafte, politisch unangefochtene Sicherheit für ihre Zukunft zu geben. Es heißt, den widerstreitenden Rechtsansprüchen das Verständigungsgebot überzuordnen.
Darin liegt der eigentliche, der menschliche Beitrag zu einer europäischen Friedensordnung, der von uns ausgehen kann.
Der Neuanfang in Europa nach 1945 hat dem Gedanken der Freiheit und Selbstbestimmung Siege und Niederlagen gebracht. Für uns gilt es, die Chance des Schlußstrichs unter eine lange Periode europäischer Geschichte zu nutzen, in der jedem Staat Frieden nur denkbar und sicher schien als Ergebnis eigener überlegenheit und in der Frieden eine Zeit der Vorbereitung des nächsten Krieges bedeutete.
Die Völker Europas lieben ihre Heimat. Den Deutschen geht es nicht anders. Wer könnte der Friedensliebe eines Volkes vertrauen, das imstande wäre, seine Heimat zu vergessen?
Nein, Friedensliebe zeigt sich gerade darin, daß man seine Heimat nicht vergißt und eben deshalb entschlossen ist, alles zu tun, um immer in Frieden miteinander zu leben. Heimatliebe eines Vertriebenen ist kein Revanchismus.
VI.
Stärker als früher hat der letzte Krieg die Friedenssehnsucht im Herzen der Menschen geweckt. Die Versöhnungsarbeit von Kirchen fand eine tiefe Resonanz. Für die Verständigungsarbeit von jungen Menschen gibt es viele Beispiele. Ich denke an die "Aktion Sühnezeichen" mit ihrer Tätigkeit in Auschwitz und Israel. Eine Gemeinde der niederrheinischen Stadt Kleve erhielt neulich Brote aus polnischen Gemeinden als Zeichen der Aussöhnung und Gemeinschaft. Eines dieser Brote hat sie an einen Lehrer nach England geschickt. Denn dieser Lehrer aus England war aus der Anonymität herausgetreten und hatte geschrieben, er habe damals im Krieg als Bombenflieger Kirchen und Wohnhäuser in Kleve zerstört und wünsche sich ein Zeichen der Aussöhnung.
Es hilft unendlich viel zum Frieden, nicht auf den anderen zu warten, bis er kommt, sondern auf ihn zuzugehen, wie dieser Mann es getan hat.
VII.
In seiner Folge hat der Krieg alte Gegner menschlich und auch politisch einander nähergebracht. Schon 1946 rief der amerikanische Außenminister Byrnes in seiner denkwürdigen Stuttgarter Rede zur Verständigung in Europa und dazu auf, dem deutschen Volk auf seinem Weg in eine freie und friedliebende Zukunft zu helfen.
Unzählige amerikanische Bürger haben damals mit ihren privaten Mitteln uns Deutsche, die Besiegten, unterstützt, um die Wunden des Krieges zu heilen.
Dank der Weitsicht von Franzosen wie Jean Monnet und Robert Schuman und von Deutschen wie Konrad Adenauer endete eine alte Feindschaft zwischen Franzosen und Deutschen für immer.
Ein neuer Strom von Aufbauwillen und Energie ging durch das eigene Land. Manche alte Gräben wurden zugeschüttet, konfessionelle Gegensätze und soziale Spannungen verloren an Schärfe. Partnerschaftlich ging man ans Werk.
Es gab keine "Stunde Null", aber wir hatten die Chance zu einem Neubeginn. Wir haben sie genutzt so gut wir konnten. An die Stelle der Unfreiheit haben wir die demokratische Freiheit gesetzt.
Vier Jahre nach Kriegsende, 1949, am 8. Mai, beschloß der Parlamentarische Rat unser Grundgesetz. über Parteigrenzen hinweg gaben seine Demokraten die Antwort auf Krieg und Gewaltherrschaft im Artikel 1 unserer Verfassung:
"Das Deutsche Volk bekennt sich darum zu unverletzlichen und unveräußerlichen Menschenrechten als Grundlage jeder menschlichen Gemeinschaft, des Friedens und der Gerechtigkeit in der Welt."
Auch an diese Bedeutung des 8. Mai gilt es heute zu erinnern.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st ein weltweit geachteter Staat geworden. Sie gehört zu den hochentwickelten Industrieländern der Welt. Mit ihrer wirtschaftlichen Kraft weiß sie sich mitverantwortlich dafür, Hunger und Not in der Welt zu bekämpfen und zu einem sozialen Ausgleich unter den Völkern beizutragen.
Wir leben seit vierzig Jahren in Frieden und Freiheit, und wir haben durch unsere Politik unter den freien Völkern des Atlantischen Bündnisses und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dazu selbst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Nie gab es auf deutschem Boden einen besseren Schutz der Freiheitsrechte des Bürgers als heute. Ein dichtes soziales Netz, das den Vergleich mit keiner anderen Gesellschaft zu scheuen braucht, sichert die Lebensgrundlage der Menschen.
Hatten sich bei Kriegsende viele Deutsche noch darum bemüht, ihren Paß zu verbergen oder gegen einen anderen einzutauschen, so ist heute unsere Staatsbürgerschaft ein angesehenes Recht.
Wir haben wahrlich keinen Grund zu überheblichkeit und Selbstgerechtigkeit. Aber wir dürfen uns der Entwicklung dieser vierzig Jahre dankbar erinnern, wenn wir das eigene historische Gedächtnis als Leitlinie für unser Verhalten in der Gegenwart und für die ungelösten Aufgaben, die auf uns warten, nutzen.
- Wenn wir uns daran erinnern, daß Geisteskranke im Dritten Reich getötet wurden, werden wir die Zuwendung zu psychisch kranken Bürgern als unsere eigene Aufgabe verstehen.
- Wenn wir uns erinnern, wie rassisch, religiös und politisch Verfolgte, die vom sicheren Tod bedroht waren, oft vor geschlossenen Grenzen anderer Staaten standen, werden wir vor denen, die heute wirklich verfolgt sind und bei uns Schutz suchen, die Tür nicht verschließen.
- Wenn wir uns der Verfolgung des freien Geistes während der Diktatur besinnen, werden wir die Freiheit jedes Gedankens und jeder Kritik schützen, so sehr sie sich auch gegen uns selbst richten mag.
- Wer über die Verhältnisse im Nahen Osten urteilt, der möge an das Schicksal denken, das Deutsche den jüdischen Mitmenschen bereiteten und das die Gründung des Staates Israel unter Bedingungen auslöste, die noch heute die Menschen in dieser Region belasten und gefährden.
- Wenn wir daran denken, was unsere östlichen Nachbarn im Kriege erleiden mußten, werden wir besser verstehen, daß der Ausgleich, die Entspannung und die friedliche Nachbarschaft mit diesen Ländern zentrale Aufgaben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bleiben. Es gilt, daß beide Seiten sich erinnern und beide Seiten einander achten. Sie haben menschlich, sie haben kulturell, sie haben letzten Endes auch geschichtlich allen Grund dazu.
Der Generalsekretär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r Sowjetunion Michail Gorbatschow hat verlautbart, es ginge der sowjetischen Führung beim 40. Jahrestag des Kriegsendes nicht darum, antideutsche Gefühle zu schüren. Die Sowjetunion trete für Freundschaft zwischen den Völkern ein.
Gerade wenn wir Fragen auch an sowjetische Beiträge zur Verständigung zwischen Ost und West und zur Achtung von Menschenrechten in allen Teilen Europas haben, gerade dann sollten wir dieses Zeichen aus Moskau nicht überhören. Wir wollen Freundschaft mit den Völkern der Sowjetunion.
VIII.
Vierzig Jahre nach dem Ende des Krieges ist das deutsche Volk nach wie vor geteilt.
Beim Gedenkgottesdienst in der Kreuzkirche zu Dresden sagte Bischof Hempel im Februar dieses Jahres: "Es lastet, es blutet, daß zwei deutsche Staaten entstanden sind mit ihrer schweren Grenze. Es lastet und blutet die Fülle der Grenzen überhaupt. Es lasten die Waffen."
Vor kurzem wurde in Baltimor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eine Ausstellung "Juden in Deutschland" eröffnet. Die Botschafter beider deutscher Staaten waren der Einladung gefolgt. Der gastgebende Präsident der Johns-Hopkins-Universität begrüßte sie zusammen. Er verwies darauf, daß alle Deutschen auf dem Boden derselben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stehen. Eine gemeinsame Vergangenheit verknüpfte sie mit einem Band. Ein solches Band könne eine Freude oder ein Problem sein - es sei immer eine Quelle der Hoffnung.
Wir Deutschen sind ein Volk und eine Nation. Wir fühlen uns zusammengehörig, weil wir dieselbe Geschichte durchlebt haben.
Auch den 8. Mai 1945 haben wir als gemeinsames Schicksal unseres Volkes erlebt, das uns eint. Wir fühlen uns zusammengehörig in unserem Willen zum Frieden. Von deutschem Boden in beiden Staaten sollen Frieden und gute Nachbarschaft mit allen Ländern ausgehen. Auch andere sollen ihn nicht zur Gefahr für den Frieden werden lassen.
Di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wollen gemeinsam einen Frieden, der Gerechtigkeit und Menschenrecht für alle Völker einschließt, auch für das unsrige.
Nicht ein Europa der Mauern kann sich über Grenzen hinweg versöhnen, sondern ein Kontinent, der seinen Grenzen das Trennende nimmt. Gerade daran mahnt uns das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Wir haben die Zuversicht, daß der 8. Mai nicht das letzte Datum unserer Geschichte bleibt, das für alle Deutschen verbindlich ist.
IX.
Manche junge Menschen haben sich und uns in den letzten Monaten gefragt, warum es vierzig Jahre nach Ende des Krieges zu so lebhaften Auseinandersetzungen über die Vergangenheit gekommen ist. Warum lebhafter als nach fünfundzwanzig oder dreißig Jahren? Worin liegt die innere Notwendigkeit dafür?
Es ist nicht leicht, solche Fragen zu beantworten. Aber wir sollten die Gründe dafür nicht vornehmlich in äußeren Einflüssen suchen, obwohl es diese zweifellos auch gegeben hat.
Vierzig Jahre spielen in der Zeitspanne von Menschenleben und Völkerschicksalen eine große Rolle.
Auch hier erlauben Sie mir noch einmal einen Blick auf das Alte Testament, das für jeden Menschen unabhängig von seinem Glauben tiefe Einsichten aufbewahrt. Dort spielen vierzig Jahre eine häufig wiederkehrende, eine wesentliche Rolle.
Vierzig Jahre sollte Israel in der Wüste bleiben, bevor der neue Abschnitt in der Geschichte mit dem Einzug ins verheißene Land begann.
Vierzig Jahre waren notwendig für einen vollständigen Wechsel der damals verantwortlichen Vätergeneration.
An anderer Stelle aber (Buch der Richter) wird aufgezeichnet, wie oft die Erinnerung an erfahrene Hilfe und Rettung nur vierzig Jahre dauerte. Wenn die Erinnerung abriß, war die Ruhe zu Ende.
So bedeuten vierzig Jahre stets einen großen Einschnitt. Sie wirken sich aus im Bewußtsein der Menschen, sei es als Ende einer dunklen Zeit mit der Zuversicht auf eine neue und gute Zukunft, sei es als Gefahr des Vergessens und als Warnung vor den Folgen. über beides lohnt es sich nachzudenken.
Bei uns ist eine neue Generation in die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hereingewachsen. Die Jungen sind nicht verantwortlich für das, was damals geschah. Aber sie sind verantwortlich für das, was in der Geschichte daraus wird.
Wir Älteren schulden der Jugend nicht die Erfüllung von Träumen, sondern Aufrichtigkeit. Wir müssen den Jüngeren helfen zu verstehen, warum es lebenswichtig ist, die Erinnerung wachzuhalten. Wir wollen ihnen helfen, sich auf die geschichtliche Wahrheit nüchtern und ohne Einseitigkeit einzulassen, ohne Flucht in utopische Heilslehren, aber auch ohne moralische überheblichkeit.
Wir lernen aus unserer eigenen Geschichte, wozu der Mensch fähig ist. Deshalb dürfen wir uns nicht einbilden, wir seien nun als Menschen anders und besser geworden.
Es gibt keine endgültig errungene moralische Vollkommenheit - für niemanden und kein Land! Wir haben als Menschen gelernt, wir bleiben als Menschen gefährdet. Aber wir haben die Kraft, Gefährdungen immer von neuem zu überwinden.
Hitler hat stets damit gearbeitet, Vorurteile, Feindschaften und Haß zu schüren.
Die Bitte an die jungen Menschen lautet:
Lassen Sie sich nicht hineintreiben in Feindschaft und Haß
gegen andere Menschen,
gegen Russen oder Amerikaner,
gegen Juden oder Türken,
gegen Alternative oder Konservative,
gegen Schwarz oder Weiß.
Lernen Sie, miteinander zu leben, nicht gegeneinander.
Lassen Sie auch uns als demokratisch gewählte Politiker dies immer wieder beherzigen und ein Beispiel geben.
Ehren wir die Freiheit.
Arbeiten wir für den Frieden.
Halten wir uns an das Recht.
Dienen wir unseren inneren Maßstäben der Gerechtigkeit.
Schauen wir am heutigen 8. Mai, so gut wir es können, der Wahrheit ins Au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