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西大面积塌方式腐败的调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60 次 更新时间:2015-02-1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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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行政学院课题组  

摘要:为了更好地把握山西干部的思想动态,山西行政学院课题组在不同班次的领导干部中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发放的范围包括科处级干部、副厅级领导干部以及少量正厅级领导干部。调查包括:腐败原因分析、对腐败斗争的总体评价、对未来趋势的看法等方面。

[关键词]山西;大面积塌方式腐败;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D0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5)01-0096-06

[收稿日期]2014-12-24

[作者简介]课题组负责人:王建军,山西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


党中央和中央纪委针对山西发生的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果断决策,坚决查处了一批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山西省委坚决贯彻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提出了“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的目标要求。为了更好地把握山西干部的思想动态,近期课题组着手在党校不同班次的领导干部中发放问卷,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59份,收回214份。经过认真统计和归纳分析,形成如下报告。


一、对山西大面积塌方式腐败原因分析

(一)山西出现大面积塌方式腐败有必然性

“山西的大面积腐败有无必然性”的问卷结果显示,98.99%的干部回答“完全是必然的”、“偶然中有必然”、“有一定必然性”,只有1.01%的干部认为“完全是偶然的”。从干部年龄来看,96.55%的35岁以下干部认为“完全是必然的”、“偶然中有必然”、“有一定必然性”,只有3.45%的干部认为“完全是偶然的”;100%的35-50岁干部和50岁以上干部都认为是“完全是必然的”、“偶然中有必然”、“有一定必然性”,没有一个人认为“完全是偶然的”。从干部所在工作部门看,98.28%的党政机关干部认为是必然的,只有1.72%的干部认为是偶然的;100%的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国有企业干部都认为是必然的。从干部级别来看,95.35%的副科级干部认为是必然的,只有4.65%的干部认为是偶然的;100%的正科、副处、正处、副厅级干部都认为是必然的。这表明,无论哪一个年龄段、哪一个工作部门、哪一个层级的干部都普遍认为山西这次出现大面积塌方式腐败是必然的,山西的政治生态存在很大的问题,净化政治生态是必然选择。

(二)山西出现大面积塌方式腐败的主要原因是官商结合,官商结合与资源型地区的特点有关系,基层表现更为明显

“山西反腐败斗争具有严峻性、复杂性、尖锐性、特殊性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的问卷结果显示,选择“官商结合”的比例最高,达到56.78%,排在第二的选项是“资源性地区的特点”,选择比例为29.15%。年龄越小选择“资源性地区的特点”的比例越高,35岁以下的干部、35-50岁的干部、50岁以上的干部选择“资源性地区的特点”的比例分别为34.48%、26.96%、26.92%。副科级干部选择“资源性地区的特点”的比例最高,达到37.21%。课题组认为,山西出现大面积塌方式腐败主要是因为官商结合,官商结合与资源型地区的特点有关系,越往基层走,因资源形成的官商结合特点越明显。

(三)形成小圈子的首要原因是利益关系。此外,党政机关干部和国有企业干部也可能因为地缘关系形成,事业单位干部也可能因为亲缘关系形成,高校干部通过工作关系形成小圈子的可能性最大

山西这次出现大面积塌方式腐败,与“小圈子”的形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更好地把握“小圈子”问题,问卷设计了“小圈子形成的原因是什么”的选项,问卷结果显示,37.11%的干部选择“利益关系”,23.69%的干部选择“地缘关系”,1.97%的干部选择“亲缘关系”,1.95%的干部选择“工作关系”。选择“利益关系”的比例最高。不同年龄段、不同工作部门、不同层级的干部都认为“利益关系”是形成小圈子的首要原因。35岁以下的干部、35-50岁的干部、50岁以上的干部选择“利益关系”的比例分别为39.86%、35.87%、36.51%;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国有企业选择 “利益关系”的比例分别为34.62%、40.63%、46.67%、40%;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级干部选择“利益关系”的比例分别为37.38%、47.62%、34.09%、 36.88%、32.35%。

除利益关系之外,不同部门的干部也可能通过其它关系形成小圈子。党政机关干部和国有企业干部选择“地缘关系”的比例相对高,分别为25.87%和2.25%;事业单位干部选择“亲缘关系”的比例相对高,达到20.83%;高校干部选择“工作关系”的比例相对高,达到26.67%。

(四)山西选人用人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买官卖官。买官卖官问题在党政机关表现最突出,在高等院校表现不明显。高等院校和国有企业“任人唯亲”现象严重。基层干部选拔任用监督不力现象突出

“我省选人用人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什么”的问卷结果显示, 37.69%干部选择“买官卖官”,21.11%的干部选择“任人唯亲”,18.59%的干部选择“跑官要官”,17.09%的干部选择“监督不力”,5.53%的干部选择“拉票买票”。党政机关干部选择“买官卖官”的比例最高,为38.79%,高校干部选择“买官卖官”的比例最低,为28.57%。课题组分析后认为,这符合实际情况,因为高校的工作性质决定高校不会出现严重的买官卖官问题。但高校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干部选择“任人唯亲”的比例最高,分别为29.41%、28.57%。

基层干部选择干部选拔监督不力的比例高。35岁以下的干部、35-50岁的干部、50岁以上的干部选择“监督不力”的比例分别为22.41%、15.65%、11.54%;科级干部选择“监督不力”的比例高,副科级干部选择“监督不力”的比例为23.26%,正科级干部选择“监督不力”的比例为22.58%,这是按级别分类中选择“监督不力”比例最高的人群。课题组认为,基层干部政治领域中的腐败,除买官卖官外,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干部选拔监督不力,同时监督不力也是买官卖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处级干部选择“任人唯亲”的比例高。副处级干部选择“任人唯亲”的比例为22.86%,正处级干部选择“任人唯亲”的比例为26.32%,这是按级别分类中选择“任人唯亲”比例最高的干部人群。

(五)离任审计、民主生活会、巡视制度、谈话和诫勉等监督制度在山西落实得比较差。具体来看,厅级干部离任审计落实较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民主生活会落实较差,高等院校巡视制度落实较差。另外,级别越高的干部述职述廉落实越差

“您认为近年来哪些监督制度落实得比较差”的问卷结果显示,比较集中的回答在离任审计、民主生活会、巡视制度、谈话和诫勉四个方面。选择“离任审计”的比例为16.95%,选择“民主生活会监督”的比例为15.41%,选择“巡视制度”的比例为14.33%,选择“谈话和诫勉”的比例为 12.17%。

厅级干部离任审计落实较差。厅级干部和50岁以上的干部选择“离任审计”的比例最高,分别为19.05%、20.24%,是干部分类中同类干部选择“离任审计”比例最高的人群。考虑到这次调查取样中,50岁以上的基本上是厅级干部,所以课题组分析认为,可能厅级干部的“离任审计”执行效果不是太好。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民主生活会落实较差,高等院校巡视制度落实较差。从干部的工作部门看,不同部门干部认为的监督“软肋”也不一样。党政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干部选择“离任审计”和“民主生活会监督”比例相对较高。党政机关干部选择“离任审计”和“民主生活会监督”比例都为17.01%,事业单位干部选择“离任审计”和“民主生活会监督”比例分别为17.32%、15.75%。高校领导干部选择“巡视制度”的比例最高,为17.39%,国有企业干部选择 “离任审计”和“舆论监督”的比例最高,都为17.12%。

级别越高的干部述职述廉落实越差。级别越高的干部认为“述职述廉”落实得比较差的比例相对越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选择“述职述廉”的比例分别为6.29%、8.7%、10.28%、13.33%、14.29%。

(六)山西绝大多数干部主动反腐的意识不够

年龄越大的干部消极反腐的比例越高,正职干部比副职干部消极反腐的比例相对要高。在对“假如您了解一些腐败问题的线索,您将如何做”的回答中,9.55%的人选择署名举报, 21.61%选择匿名举报,46.21% 选择调查时揭发, 26.63%选择不举报。72.84%的干部选择了“调查时揭发”和“不举报”。年龄越大的干部消极反腐的比例越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国有企业干部选择“调查时揭发”的比例分别为69.83%、64.29%、85.71%、77.63%。正职干部比副职干部消极反腐的比例相对要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干部选择“调查时揭发”和“不举报”的比例分别为6046%、67.74%、62.86%、73.68%、80%。

干部发现上级领导不收敛、不收手时,主要是采取私下提醒的办法,但年龄小的干部“随波逐流”的可能性最大。在对“如果您发现上级领导有不收敛、不收手的情况将如何做”的回答中,16.08%的人选择“报告纪委”,14.57% 的人选择“生活会批评”,34.17%的人选择“私下提醒”,18.09%的人选择“不理不睬”,17.09%的人选择“随波逐流”。正职干部比副职干部选择“私下提醒”的比例要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选择“私下提醒”的比例分别是23.26%、35.48%、22.86%、45.61%、43.33%。年龄越大的干部选择“私下提醒”的比例越高。35岁以下、35-50岁、50岁以上干部选择“私下提醒”的比例分别是24.14%、38.26% 、38.46%。年龄越小的干部“随波逐流”的可能性越大。35岁以下、35-50岁、50岁以上干部选择“随波逐流”的比例分别是22.41%、15.65%、11.54%。这意味着,年龄越小的干部越容易受到“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影响。

发现担任领导干部的朋友、同乡、战友、同学不收敛、不收手时,绝大多数干部采取的是委婉提醒的办法。在对“如果您发现担任领导干部的朋友、同乡、战友、同学不收敛、不收手将如何做”的回答中,7.04%选择“报告纪委”,22.61%选择“严厉批评”,56.78% 选择“委婉提醒”,13.57%选择“装作不知道”。年龄越大的干部越可能采取比较积极的办法。50岁以上的干部选择“严厉批评”的比例最高,占34.22%。35岁的干部选择“装作不知道”的比例最高,占18.97%。国有企业的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反腐意识最强,他们选择“报告纪委”、“严厉批评”的比例在按级别分类干部中比例最高,选择“报告纪委”的比例为14.71 %,选择“严厉批评”的比例为32.35%,选择 “装作不知道”的比例最低,为2.94%。

 

二、对山西反腐败斗争的总体评价

第一,高度认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和中央处理山西大面积塌方式腐败的举措,年龄越大的干部认可度越高,级别越高的干部认可度越高

“您如何评价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的问卷结果显示,被访者选择“很好”、“较好”、“可以”、“说不清”的比例分别为64.9%、26.1%、6%、3%,选择“很好”、“较好”、“可以”三项的比例达97%。“您对中央处理山西大面积腐败的举措认识如何” 的问卷结果显示,被访者选择“非常必要”、“有必要”、“应该”、“说不清”的比例分别为64.82%、22.11%、8.54%、4.52%,选择“非常必要”、“有必要”、“应该”三项的比例达95.48%。这个结果反映我省干部政治头脑清醒、政治立场坚定,高度认可中央的反腐败行动,坚决拥护严肃查处腐败分子。

年龄越大的干部认可度越高。在对“您如何评价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的回答中,35岁以下的干部、35岁-50岁的干部、50岁以上的干部回答“很好”、“较好”、“可以”的比例分别为93.1%、98.26%、100%。在对“您对中央处理山西大面积腐败的举措认识如何”的回答中,35岁以下的干部、35岁-50岁的干部、50岁以上的干部回答“非常必要”、“有必要”、“应该”的比例分别为91.38%、96.52%、100%。

级别越高的干部认可度越高。在对“您对中央处理山西大面积腐败的举措认识如何”的回答中,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级干部回答“很好”或“较好”的比例分别为76.75%、87.09%、94.14%、97.74%、100%。在对“您对中央处理山西大面积腐败的举措认识如何”的回答中,科级、处级、厅级干部回答“非常必要”、“有必要”、“应该”的比例分别为89、37%、91.43%、93.43%。

调查结果反映,年龄越大的干部、级别越高的干部,他们更了解党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更能理解中央的决策,更能体会到新一届党中央在反腐败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不易。

第二,年龄越大的干部、级别越高的干部越能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尖锐性、特殊性

“您对山西出现大面积腐败的感受是什么”的问卷结果显示,54.27%的干部感到“震惊”、“痛心”, 29.65%的干部“感到弊绝风清有希望”。年龄越大的干部选择 “感到弊绝风清有希望”的比例越低。35岁以下、35-50岁、50岁以上的干部选择“感到弊绝风清有希望”的比例分别是48.28%、24.35%、11.54%。级别越高的干部选择“感到弊绝风清有希望”的比例越低。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干部选择“感到弊绝风清有希望”的比例分别是41.86%、38.71%、35.09%、14.29%、13.33%。这反映年龄越大的干部、级别越高的干部越能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尖锐性、特殊性。

第三,要乐观看待山西的干部队伍,但也要注意到“不收手不收敛”的干部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表现明显

九成以上的干部认为,虽然一些干部出了问题,但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您认为‘虽然一些干部出了问题,但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这个判断是否正确”的问卷结果显示,93.47%的干部认为“这个判断正确”,只有6.53%的干部认为“不正确”。35岁以下的干部、30-50岁的干部、50岁以上的干部认为“这个判断正确”的比例分别为94.83%、92.17%、96.3%;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国有企业认为“这个判断正确”的比例分别为93.1%、92.86%、100%、94.12%;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认为“这个判断正确”的比例分别为93.02%、90.32%、91.43%、94.74%、96.67%。

目前绝大多数干部能够尽职尽责、积极作为,但基层为官不为的问题相对严重。“在反腐高压态势下能够尽职尽责、积极作为的干部占多大比例”的问卷结果显示,40.20%干部选择“绝大多数”,27.14%的干部选择“超过一半以上”,20.6%的干部选择“不到一半”,12.6%的干部选择“很少”。可以看出,近七成的干部认为,目前“超过一半以上”的干部能够尽职尽责、积极作为。但要注意的是,35岁以下的干部、科级干部对“超过一半以上”认可比例最低。35岁以下的干部选择“绝大多数”、“超过一半以上”的比例最低,为58.62%;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选择“绝大多数”、“超过一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60.43%、61.29%、62.86%、63.68%、66.66%。这个结果可能意味着越往基层走,消极怠工、为官不为的问题相对严重。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不收手不收敛”的现象较严重。在对“您认为所在单位‘不收敛、不收手’的干部还有多少”的回答中,76.88%的干部回答“有一些”,8.54%的干部回答“很多”,8.54%的干部回答“较多”,6.03%的干部回答“已经没有”。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回答“很多”的比例最高,事业单位中21.43%的干部回答“很多”、“较多”,国有企业中20.59%的干部回答“很多”、“较多”。这可能意味着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不收手不收敛”的现象相对严重。


三、对山西惩治腐败未来走势的看法

第一,近七成的干部支持在全省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但要认真研究在高等院校干部、年轻干部、科级干部中开展的方式方法

“您认为我省有无必要开展一次弊绝风清、富民强省的集中教育”的问卷结果显示,66.33%的干部选择“必须开展”,“应该开展”。国有企业干部的支持度最高,选择“必须开展”,“应该开展”的干部比例为88.24%。

但要注意到 33.67%的干部选择了“可以开展”、“无所谓”这两个比较消极的选项,这表明仍有三成以上的干部对集中教育活动能否取得效果存有疑虑。从年龄段看,35岁以下干部选择“可以开展”、“无所谓”的比例最高,占60.34%;从工作部门看,高等院校选择“可以开展”和“无所谓”的比例最高,为42.86%;从级别看,科级干部选择“可以开展”和“无所谓”的比例最高,副科级的比例为37.21%,正科级的比例高达51.62%,远高于副处、正处、副厅的选择比例。课题组认为,如何在35岁以下干部、高等院校干部、科级干部中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确保取得明显效果是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开展党风廉政教育的最有效内容或形式是警示教育。“您认为对干部加强党风廉政教育的最有效形式是什么”的问卷结果显示,50.7%的干部选择“警示教育”。从年龄段看,35岁以下的干部选择比例最高,达到56.9%,远高于35-50岁干部的49.6%和50岁以上干部的42.3%。从工作部门看,高等院校选择警示教育的比例高达85.7%,远高于党政机关干部的50.9%、事业单位的42.8%、国有企业的52.9%。从级别看,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的比例分别为55.8%、54.8%、57.1%、47.4%、36.7%。综合分析,在35岁以下干部、高等院校、科级干部中开展教育活动的最有效形式是警示教育。

第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既要强化责任追究,更要清晰划分党委班子、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的责任。落实纪委监督责任关键是确保纪委的独立性和严查纪检委内部的问题。不同部门侧重点有所不同

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关键是把责任追究落到实处,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的关键是划分责任。“从我省情况看,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的关键是什么”的问卷结果显示,排在第一、第二位的选项是“责任追究落到实处”和“清晰划分党委班子、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的责任”。选择“责任追究落到实处”的干部比例为35.7%,选择“清晰划分党委班子、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的责任”的干部比例为31.7%。党政机关的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干部都把“责任追究落到实处”作为第一选项,比例分别为38.8%、32.4%,把“清晰划分党委班子、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的责任”作为第二选项,比例分别为31%和26.5%。而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都是把“清晰划分党委班子、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的责任”作为第一选项,比例分别为35.7%和42.9%,把“责任追究落到实处”作为第二选项,比例分别为28.6%、41.9%。课题组认为,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关键是把“责任追究落到实处”,而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的关键是“清晰划分党委班子、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的责任”。

高等院校和国有企业落实纪委监督责任关键是确保纪委的独立性,事业单位落实纪委监督责任关键是严查纪检委内部的问题。“从我省情况看,落实纪委监督责任的关键是什么”的问卷结果显示,“确保纪委的独立性”和“严查纪检委内部的问题”是第一和第二选项。选择“确保纪委的独立性”的干部占到40.2%,选择“严查纪检委内部的问题”的干部占到29.7%。高等院校和国有企业选择“确保纪委的独立性”的比例最高,达到85.7%,55.9%。事业单位选择“严查纪检委内部的问题” 的比例高达35.7%,高于选择“确保纪委的独立性”33.3%的比例。课题组分析认为,在高等院校和国有企业特别是高等院校中确保纪委的独立性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而在事业单位却是需要“严查纪检委内部的问题”。

第三,一半以上干部认为纪检监督和舆论监督是比较有效的监督方式,不同部门的有效监督形式不同

一半以上的干部认为纪检监督和舆论监督是比较有效的监督方式。“您认为哪种监督对腐败最有震慑力”的问卷结果显示,选择纪检监督、舆论监督、巡视监督、上级监督、审计监督、下级监督、同级监督的比例分别为27.6%、23.6%、16.1%、12.1%、10.6%、9%、 1%。选择“纪检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比例超过了50%。

不同部门的有效监督形式不同。党政机关的干部除选择纪检监督和舆论监督外,把“上级监督”作为第三选项,比例为12.1%。事业单位的干部认为舆论监督和巡视监督是比较有效的监督形式,选择这两项的比例分别为23.8%、21.4%。高等院校的干部认为舆论监督和下级监督是比较有效的监督形式,选择这两项的比例分别为42.8%、28.6%。国有企业是同类干部中选择上级监督和审计监督最高的人,比例都是14.7%。

第四,建立健全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是匡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第一有效制度。除此之外,第二有效制度在不同年龄、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的干部中表现不同

“您认为哪种措施对匡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更加有效”的问卷结果显示,52.8%选择“建立健全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35岁以上的干部、副处级以上干部以及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国有企业的干部认为“建立日常考察干部档案”是第二有效制度。35-50岁、50岁以上的干部选择“建立日常考察干部档案”的比例分别为20.9%、23.1%;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国有企业选择“建立日常考察干部档案”的比例分别为21.6%、14.3%、26.5%;副处、正处、副厅选择“建立日常考察干部档案”的比例分别为17.1%、17.5%、36.7%。基层干部、事业单位干部认为“任用干部要及时征询纪检监察、巡视、检察、信访、审计等部门意见”是第二有效制度。35岁以下的干部选择此项的比例为27.6%;事业单位的干部选择此项的比例为26.2%;副科级、正科级干部选择此项的比例分别为27.9%、32.3%。

第五,不动产登记制度对基层的反腐效果有限

“您认为固定资产登记制度对反腐败斗争的作用大吗”的问卷结果显示,选择“作用很大”和“作用较大”的比例达到 64.3%。但仍有35.7%的干部选择“作用不大”或“没有作用”。从年龄看,35岁以下的干部中选择“作用不大”的比例最高,为44.8%;从工作部门看,高等院校干部中选择“作用不大”的比例最高,为42.8%。从级别来看,科级干部选择“作用不大”的比例最高,副科级、正科级干部选择“作用不大”的比例分别为41.9%、45.2%。课题组认为,仅凭不动产登记制度对基层干部起到的反腐效果有限,必须有相应的配套制度,包括完善官员财产申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等。

第六,六成以上的干部对“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信心充足。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干部的信心最足。35岁以下的干部信心不足

“您对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有信心吗”的问卷结果显示,58.8%的干部选择“信心很大”和“信心较大”,34.7%的干部选择“有一定信心”,6.5%的干部选择“没有信心”。

35岁以下的干部信心最为不足。35岁以下的干部、35-50岁的干部、50岁以上的干部选择“有一定信心”和“没有信心”的比例分别为55.1%、34.8%、38.4%。特别是35岁以下干部选择“没有信心”的比例最高,达到10.3%。课题组认为,35岁以下的干部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干部,也是我国腐败迅速上升的期间,如果再不大力度反腐,他们对党的信心将会下降。

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干部的信心最足。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干部选择“信心很大”和“信心较大”的比例高达60%、67.6%,特别是党政机关干部是选择“信心很大”比例最高的人群,达到41.4%。而国有企业一方面选择“信心很大”和信心较大的比例最高,但另一方面选择“没有信心”的人也最高,达到8.8%。课题组认为,国有企业的反腐已经形成一定的震慑力,但还有反腐“死角”没有发现。

第七,六成以上的干部对山西实现“弊绝风清、强省富民”充满信心,三成左右的干部持观望态度,只有一成左右的干部完全没有信心

“您对山西实现“弊绝风清、强省富民”有信心吗”的问卷结果显示,选择“信心很大”和“信心较大”的干部达到 59.3%,选择“有一定信心”的干部为33.2%,选择“没有信心”的干部占到7.5%。从年龄看,35岁以下干部的信心最为不足,他们选择“信心很大”“信心较大”的比例没有达到平均值,只有55.2%。从级别看,科级干部是信心最为不足的人群,特别是正科级干部信心不足,正科级干部选择“信心很大”“信心较大”的比例为45.2%,选择“没有信心”的比例也最高,达12.9%。结合“您对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有信心吗”的问卷结果分析,课题组认为,如何让基层干部树立信心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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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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