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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路: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

更新时间:2005-08-24 19:33:46
作者: 李路路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挪威外交部和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资助、作者参与的合作研究项目。本文的写作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的资助。

  

  一、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问题与理论背景

  在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层的基本问题,因而使得有关社会理论的研究重现活力(倪志伟、①马修斯,19981996)。

  笔者曾撰文从阶层间相对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即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再生产”是其主要的特征;在经济机制发生极大变革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原有的再生产模式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这种再生产的关系结构在改革前后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笔者将这种转型过程中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变化称之为“双重再生产”过程(李路路,2002)。

  但是,在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分析中,与相对关系模式同样重要的是有关结构化(阶层化)机制的分析。吉登斯曾特别讨论过“阶级的结构化”过程(Giddens ,1973:105-109);并且,特别讨论了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分层结构与市场经济社会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和机制上的本质差别(Giddens ,1973:228)。有关地位获得的研究,也属于结构化机制的研究范畴。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成为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分配的重要机制,构成了有关争论的主要背景。因此,在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研究中,对于市场机制的出现给社会分层模式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应该给予充分和准确的解释。笔者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结构化(阶层化)的机制,或者说,改变了阶层再生产的机制。结构化机制的分析主要涉及人们获得某种社会地位的机制或“决定性因素”。

  与工业化—功能主义理论赋予“经济—技术”理性以重构社会分层结构的“魔力”相类似(Erikson &Goldthorpe,1992),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市场转型”理论赋予市场机制的兴起以同样重要的意义,认为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的过程,将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或者因为再分配机制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转换被延续下来,或者因为渐进式变革使原有的优势阶层在地位转变中仍占有优势,原有的权力结构或者优势阶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仍然被延续下来(维克多·尼,19961989,19941991;罗纳-塔斯,19941996;Bian&Logan ,1996)。本文则以代际关系的分析为基础,希望对于市场机制的兴起与结构化机制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一个恰当的解释,指出在经济机制和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并希望从中引申出更多的思考。准确地说,本文讨论的是城市社会的结构化机制问题。

  

  (二)研究假设

  有关市场机制对结构化机制变化的影响,应充分考虑下述制度和制度变革的特征:

  

  经济机制的变革

  毫无疑问,市场机制的发展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社会资源和地位分配的机制发生了重大变革,人们几乎在每一个社会经济生活领域都感到了市场的力量。如果说在再分配体制中,由于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使得政治身份在社会流动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那么,经济机制的变革,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地位获得的机会结构和机制(维克多·尼,19961989,19941991)。

  

  国家主导的社会转型

  但是,考虑市场机制的影响必须同时考虑社会转型的过程特征。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国家主导的渐进式变革。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没有出现过所谓“自下而上的静悄悄的革命”。改革伊始,国家在推动变革、塑造市场体制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一系列“放权让利”的政策,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将会对于转型过程的方式、方向和结果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力。

  

  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

  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是追求经济合理性,因此有两个值得充分重视的后果:其一,具有制造社会不平等和导致阶层分化的效应。市场所依赖的竞争和效率机制,使得市场本身就具有资源集中和产生垄断的倾向,导致财富和贫困在社会两端积累的马太效应。只不过这种效应是通过一种形式上平等的市场交易形式实现的。即如韦伯和吉登斯曾讨论的阶级阶层是如何建立在所谓“市场能力”基础之上的机制(韦伯,1997,下册:265-269;Giddens ,1973:105-109)。其二,在传统再分配体制中,经常性的政治运动和政策变动,常常会导致社会资源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因而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部分重组(Zhou,Tuma&Moen,1996)。相对于政治权力,市场机制由于其内在追求经济合理性逻辑的驱动,属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过程。而建立于其基础上的社会分层模式,例如,不同阶层的社会位置和相对关系,将有可能因减弱了政治权力的干预性而更加稳定地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

    

  教育与市场机制

  教育对于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曾经在工业化—功能主义的理论中得到特殊强调,被认为是社会分层结构趋于开放的基本动力。“市场转型”理论依照同样的逻辑,论证了教育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重要性在上升,对于社会分层模式重组具有重要意义(维克多·尼,19961989)。但是,这是一个值得更多讨论的预设。一方面,教育在地位获得中的意义是来自于经济—技术的发展,还是来自于市场的“刺激”,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教育获得是来自于开放性的机会结构(例如公共性的教育体系),还是受到家庭背景的极大影响?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教育是社会地位流动的促进因素,还是维持地位再生产的因素?因此,特别是在制度转型的背景下,不能抽象地讨论教育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教育无论是作为工业化还是市场化的因素,都具有作为一种“中介”以维持阶层地位继承的意义,即父辈地位通过子代的教育,从而影响到子代的地位。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在由国家或原来的优势阶层所主导的、从再分配向市场体制的渐进式变迁中,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展,将导致与再分配体制相联系的政治因素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下降,教育的作用将得到维持或延续,而家庭背景的影响将由于经济机制的变化凸现出来。结构化机制变革的结果并非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更有可能导致维持甚至强化社会地位的代际再生产。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原有社会地位的不同、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的位置不同,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再生产的程度也应有所不同。

  

  二、数据、分析策略和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1998年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市进行的入户问卷调查。样本是按照系统抽样原则进行多阶段分层抽样获取,3个城市设计的抽样总量为7500户,每个城市2500户。考虑到中国现存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分割的结果,为了简化分析的复杂性,本文的分析对象被限定在那些拥有当地城镇户口的样本,符合这一条件的有效样本在3个城市中共为3975个。

  

  (二)社会分层结构

  以阶级理论为背景,以权力为核心,本文建立了一个包括5个阶层的阶层结构框架,即(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中高层管理人员(权力阶层)、专业技术人员、一般管理人员、工人(农民),以及自雇佣者。阶层结构本身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题目,而本文的重点是探讨在制度转型的背景下结构化机制的变化与阶层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以这一具有普遍性的阶层结构用于本文的分析目标。

  

  (三)代际流动

  社会成员在阶层位置间的代际流动状况和流动机制,是标识阶层结构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循环的或是再生产的较好指标,也是测量结构化机制影响的较好对象。因此,本文即以代际关系为一分析的重要基础。

  

  (四)模型

  本文对于阶层结构化机制变化的分析,将通过建立受访者阶层地位获得的模型进行。笔者认为,可能影响地位获得的因素是复杂的,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无论是改革之前还是其后,中国社会都具有很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对于结构化机制的变化肯定会产生相应影响。但是,基于以下考虑,本文在建立阶层地位获得模型时遵循了简约化原则,即期望使用尽可能少的解释变量,实现分析的目的。首先,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制度变迁与结构化机制变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进行一种详尽分析。因此,结构化机制的变化是分析重点。模型涉及到的主要变量,是社会分层理论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分析中的一些核心变量。其次,相对简约化的模型不仅有助于问题的明确,而且有助于简化分析对象,从而有助于揭示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制度变迁与结构化机制的基本过程和趋势。

  模型中的因变量是受访者接受调查时在上述阶层结构中的位置。自变量基于两个维度确定:第一,先赋性和自致性,或者阶层位置的再生产和循环特征。第二,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在关于结构化或地位获得的分析中,这两个维度构成了分析的基础。因此,模型中包括了三个通常被使用的具有上述两种维度意义的变量:

  父代地位,指受访者在第一次工作时父亲的阶层地位。依照一种传统的理解,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先赋性因素对于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应该下降。

  本人教育水平,指本人所接受的正规教育程度。教育一般被赋予了特定的制度性含义,即现代化和市场体制的需要;由此,教育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可视为是制度结构变化的指标。但是,由于对教育在社会分层模式中的意义存在不同的解释,因而需要慎重对待教育的意义。

  本人政治身份,以是否具有党员身份为标志。如果教育有可能从现代化、市场机制和阶层再生产机制等不同角度进行解释的话,党员身份的意义则较少存在争论。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地位获得和收入分配研究中,成为标识再分配体制及其向市场转型程度的普遍指标(维克多·尼,19961989;Lin &Bian,1991;Walder,1995;许欣欣,2000:300-301)。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是采集数据的3个城市。

  为了更直接地凸现制度变迁前后时期结构化机制的变化,本文分别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分析,即以1979年为界限,分别构建两个同样的模型以进行对比。

  利用上述变量构成的受访者阶层地位获得的多项选择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以上是一个包含4个方程的连立方程组,其中,pj为子代获得某种社会地位的概率,下标j (=1,2,3,4,5)分别与子代获得“负责人或中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一般管理人员”、“个体或自雇佣者”和“工人或农民”等社会地位的概率相对应。xk是影响子代被调查者地位获得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下标k (=1,2,3,4)分别与父亲社会地位为“单位负责人”的虚拟变量、“专业技术人员”的虚拟变量、“一般管理人员”的虚拟变量、“个体或自雇佣者”的虚拟变量相对应;下标k (=5,6,7,8,9)分别与子代受教育年限、子代党员身份的虚拟变量、“1979年以后”时间控制虚拟变量、北京城市控制虚拟变量、无锡城市控制虚拟变量相对应。αj ,βjk回归系数,下标j (=1,2,3,4)分别与pj中的j 相对应,下标k (=1,2,3,4,5,6,7,8,9)是回归系数的序号。

  

  三、数据分析

  

  (一)改革前后两个时期受访者地位获得机制的变化

  将调查数据代入上述统计模型,得出如下结果(见表1)。

  

  对比1979年制度转型前后两个时期本人地位获得模型,会发现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1.在改革开放前,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于子代的权力优势阶层地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阶层地位都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于子代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则有了显著的影响作用;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子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的影响要强于对于子代专业人员地位的影响作用,他们的子代获得前一种地位的可能性要比获得后一种地位的可能性高出0.86倍。同时分析表明,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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