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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方明:睿智宽厚的长者

——纪念朱厚泽逝世一周年

更新时间:2015-02-07 10:06:28
作者: ​孙方明  
我与温家宝﹑王忠禹一起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负责会议的简报工作。一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完全体会议後﹐我跟着代表的人群﹐准备乘车返回驻地京西宾馆。走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才知道外面下大雨﹐一时﹐所有的人都走不了﹐聚在大厅里等雨停。忽然间﹐见邓力群与胡乔木一边说着话﹐一边向门口走﹐我迎了上去﹐说邓叔叔﹐外边下大雨﹐走不了。他向我点了点头﹐对胡乔木说﹐这是小孙﹐淘淘(指他的儿子邓英淘)的朋友﹐现在中办工作。胡乔木也向我点点头﹐便侧身跟其他人说话去了。邓力群同我交谈起来﹐他说﹐你从贵州来的﹐跟朱厚泽熟吗﹖你对他有什麽印象﹖仓促间﹐我回答说﹕我到北京工作前不认识朱厚泽﹐这两年有些接触﹐对他了解不深。印象有一些﹐感到他有较强的思想理论水平﹐对改革很坚定﹐在贵州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口碑不错﹐很有威信﹐他平时待人很随和﹐但对原则问题似乎很倔﹐很硬。邓力群没有评价﹐只是对我说朱厚泽到中央工作﹐是他推荐的。我突然冒出一句﹐这次党代会﹐他会进中央书记处吗﹖邓力群回答﹐不进。就此﹐雨停了﹐大家纷纷上车。

   事後不久﹐我将此事向厚泽说了﹐他突然变得很严厉﹐直面批评我说﹕你跟邓力群同志拉家常﹐怎麽说无所谓﹔问进不进书记处的事﹐违反组织原则。太随意﹐荒唐﹗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确实错得厉害。

   突然来到中宣部

   我是1981年初从贵州都匀借调到北京工作的﹐到1986年初﹐已有五年﹐前三年半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搞农村调研﹐1984年9月又再借调到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由於在党代会期间﹐跟温家宝一起搞会议的简报﹐彼此比较熟﹐他在党代会後不久就调任中办副主任﹐我们在一个食堂吃饭。一天饭後﹐温家宝对我说﹐小孙﹐我们一起散散步。我知道他有话要对我说﹐就跟他一起到湖边散步。他对我说﹐你借调的时间不短了﹐夫妻长期分居两地不是办法。要就是下决心一个人先调来﹐要就是下决心回地方工作﹐你认真考虑一下﹐宜早作决定。

   经他提醒﹐我很快作了回贵州工作的决定。於是给办公室领导及分管办公室工作的两位书记处书记﹐王兆国和胡启立﹐写了请求回贵州工作的报告。报告送出不久﹐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王青林找我谈话﹐他说﹕我一直想把你正式调过来﹐中办人事局也找你谈过话﹐可跟中组部联系几次﹐都说你爱人的工作不好安排﹐调动的事就拖下来了。你如果真下决心回地方工作﹐我可把报告送给两位书记批示了﹐我们也会给你作一个好的鉴定。我立即回答﹐我真下决心了﹐你给兆国﹑启立同志送报告吧。两天後﹐王兆国找我谈话﹐他劈头问我﹐小孙﹐给我说实话﹐你真想走还是假想走﹖我回答﹐真想走。他说﹐那我就批了﹐再请示启立。很快﹐王青林就通知我﹐兆国给我作了一个很好的批示﹐他还与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通了电话﹐那边也欢迎你回去工作﹐启立也批示同意。你准备一下﹐交交工作﹐过几天就回贵州报到。我一下子踏实下来﹐开始交文件﹐收拾行装。

   没有料到﹐行程确定之後的某一天﹐王兆国又找我去谈话。他说﹐小孙﹐不走了。我很惊讶﹐便问﹐不是都批准了吗﹖他告诉我﹕昨天上午开完中央书记处会议後﹐他和胡启立﹑朱厚泽﹑尉健行一起议了一下﹐准备让我到中宣部﹐给朱厚泽当助手﹐协助他工作。我连忙说﹐前几年我的工作主要是搞农村调研﹐到中办一年多﹐除了参加搞文件﹐仍是以调研为主﹐涉及的多是经济问题﹐宣传工作从没干过﹐最好能不去中宣部﹐还是到地方去工作。王兆国说﹐这事已经定了﹐没干过的事可以学﹐不熟悉的逐步熟悉﹐相信你能胜任。我对朱厚泽很敬重﹐但确实不想去中宣部工作。可这麽一些大领导决定的事﹐没有商量余地﹐只能服从了。

   就这样﹐突然间我就到了压根就没有想到会去工作的部门 —中共中央宣传部﹐给厚泽当起秘书来。那是1986年春节前。

   刚到中宣部报到﹐厚泽就对我说﹐你先熟悉一下情况﹐每天各处送来的材料﹑文件你先看一看﹐选重要的﹑急的给我﹐有什麽看法﹑意见都可以直接对我说﹐附个纸条写下来也行。此外﹐我这里的会你都可以参加。

   那段时间﹐所有的体会集中到一个字﹐就是忙。我和小杨(中宣部办公厅给厚泽安排的机要秘书)忙﹐无非是照章办事﹐各处送来的东西﹐看都看不过来而已﹔而厚泽除了忙於事务﹐还得花大量精力思考﹑应对。他常常工作很晚才回家﹐这就累了司机李国庆﹐他经常更晚才能回家。我对厚泽说﹐你这里工作的频率﹐是上厕所都得小跑﹐他微笑不答。

   到中宣部不过十天﹐王兆国和中办副主任周杰又找我谈话。王兆国问了一下情况後说﹕厚泽同志将来是要进中央核心层的﹐这段时间你要经常提醒他﹐要亮相﹐要表态﹐宣传工作要跟上改革步伐﹐要有新东西。周杰在一旁说﹐厚泽像“三明治”﹐夹在中间﹐但两边不一样厚﹐总得有明确的倾向。

   回到中宣部﹐我把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告诉了厚泽﹐他一笑﹐说﹕我确实像“三明治”﹐一边催着我﹐一边防着我﹐都要我表态﹐我只能硬着头皮﹐不吭声。他们都很急﹐我再一急﹐非出乱子不行。

   他还风趣地说﹕倾向﹑倾向﹐倾就是倒﹐倾得越快﹐倒得就越快﹐慢慢地倾﹐就能像比萨斜塔那样﹐倾而不倒。

   可惜当时的时局﹐不允许他“慢慢的倾”﹐这中间﹐我无意间又踢了加速“倾向”的一脚﹐这是後话。

   帮陈凯歌“办事”

   厚泽遗体火化前﹐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我默默地注视着﹐觉得有一个人一定会来﹐结果他没有来。也许他不知道朱厚泽去世﹐也许他太忙﹗

   1986年2月下旬﹐我的好友高山到中宣部找我﹐问我知不知道陈凯歌﹐我说﹐知道﹐拍电影的﹐但不认识。高山告诉我﹐他跟陈凯歌是一个院里长大的﹐前一阵陈凯歌相继拍了《黄土地》﹑《大阅兵》两部电影。其中《黄土地》争议很大﹐已经拿了国际上的一个奖﹐最近有可能在美国评另一个奖﹐可国家电影总局不让他出去﹐说《黄土地》有政治问题。他想见一下朱厚泽﹐能不能安排一下﹖我说﹐情况我不太清楚﹐你约陈凯歌先来和我见一下面﹐我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很快﹐我就与陈凯歌见面了﹐听他述说原由。第二天﹐又接到陈凯歌父母的电话﹐他(她)们说﹐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儿子。我们搞了一辈子电影﹐我们希望中国电影有一个好的未来。我把这件事详细向厚泽作了汇报﹐他立即表态﹐约陈凯歌来谈一次。

   1986年2月26日下午﹐中宣部召开会议﹐讨论电影《红楼梦》拍摄的有关问题。在会上﹐朱厚泽对国家电影局的丁峤说﹕对青年电影工作者要多接触﹐多交谈﹐增加相互了解与理解。陈凯歌要求和我谈一谈﹐很好嘛﹗

   当天晚上﹐他就约见了陈凯歌﹐在座的除了我外﹐还有高山和白慧敏(时为中宣部干部)。

   就此﹐陈凯歌开始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对朱厚泽的倾述。他说﹕从来没有人就《黄土地》的评价和领导的意见向他转达过任何意见。为什麽出现了不同看法﹐不能面对面的谈一谈﹐沟通一下呢﹖对《黄土地》艺术上的评价﹐我并不特别在意﹐但感到政治上的压力﹐流言的压力。关键是﹐我能不能再拍电影了。外国邀请《黄土地》出去参加评奖﹐电影局告诉我﹐不能去了﹐什麽原因﹐一句话不讲。美国人看《黄土地》﹐少数人认为是宣传共产主义﹔多数人说看了这部电影﹐中国出毛泽东﹑邓小平是必然的﹐是理解中国的教科书。美国一些着名的电影工作者﹐认为此片是宣传﹐但美国人能够坐在那里看一个半小时﹐至少是一种成功的宣传。

   随後﹐陈凯歌回顾了自己到云南上山下乡﹐後来当兵﹐入党﹐回北京当工人﹐上大学的经历。叙述了拍摄《黄土地》﹑《大阅兵》的经过和感受。他认为要允许探索﹐要认可文学艺术﹑电影艺术表现形式和方法的多样性。他举例说﹐《迷人的乐队》应该拍﹐田壮壮拍的一部很好的电影﹐虽然一个拷贝没有卖出去﹐也应该拍。有人说《黄土地》是歌颂落後﹐向外国人展示我们的阴暗面。落後不是阴暗面﹐落後是一种状态﹐用视觉艺术反映这种状态﹐直面这种状态﹐变革﹑改变现状的要求才能迸发。有人说我拍电影是为了迎合外国人﹐这是根本的胡说。

   陈凯歌说到﹕建立新的我们民族文化的建筑群﹐要丰富﹐要有很深的根基﹐要刻画中国深层次的钜大变化﹐代表未来希望的东西。贾平凹﹑阿城这代作家﹐做的是大事业﹐真正是在考虑认识和刻画深层次变化中的具体变化。电影从宏观控制上看﹐要允许出问题﹐有些问题要靠时间来解决。对新一代电影工作者﹐一个要有信任感﹐一个要比较宽容。吴天明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支持的电影事业改革家﹐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改革﹐坚持尝试。陈凯歌主张对一部作品﹑一部电影﹐不要看得那麽重。他说﹐反封建﹑反落後是文艺作品的重要任务﹐但不要以为靠一部作品﹑一部电影能改变人的认识﹐这是不可能的。探索中真出点问题﹐也不用看得太重﹐实实在在的影响没有那麽大。

   他非常希望﹐中国文艺﹑中国电影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中国的商品要打出去﹐电影也应该打出去。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有开明的文化。而开明的文化﹐需要开明的领导。他讲道﹐一个强大﹑有自信心的民族是不怕别人了解的。经济改革﹑农村改革再搞几年﹐《黄土地》这样的片子就不会这麽拍。《黄土地》在夏威夷上演﹐引起了华侨的极大热情﹐欢欣鼓舞﹐天天有人请我们吃饭。中国的国际影响正在扩大﹐这是不能忽视的。夏威夷电影评选中﹐六部片子﹐有三部是中国的﹐得奖的是中国的。这不是一种光荣﹖他还说﹐我们是党培养的一代人﹐为什麽不能信任﹖

   厚泽听了陈凯歌的一席谈话﹐对他能否出国参加影片评奖没有表态。只是说﹐今天谈得很好﹐希望以後能看到你拍出更多的好影片。出不出去的事﹐你不要着急﹐我来做点工作。

   这件事﹐在朱厚泽看来﹐不那麽简单﹐但他记在了心上﹐并表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几天後﹐厚泽到医院去看住院的胡乔木﹐回来後就对我说﹕陈凯歌说的那件事﹐我向乔木同志说了﹐乔木同志认为应当让陈凯歌出去。此後﹐朱厚泽分别给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国家电影局的丁峤打了电话。结果大家都知道﹐陈凯歌不久就顺利地带着《黄土地》出国了。据说还真的获了奖。

   一篇没有使用的讲话稿

   1986年2月底﹐厚泽找我去谈事﹐他说﹐中央要求召开一次宣传工作会议﹐要准备一个讲话稿。这段时间﹐你集中精力准备一下讲话稿。中宣部这边不必来了﹐就在中办那边安安静静地写(当时我单身在北京﹐住中南海内)。我问写什麽内容﹐他说﹐我现在也没有太具体的想法。这里有一些材料﹐你先拿去看看﹐构思一下﹐中间我们可以议几次。

   於是﹐我开始埋头准备这个讲话稿。几天後﹐我拟了一个提纲向厚泽汇报。他对我说﹕我的意见是不开宣传工作会﹐也不开宣传部长会﹐分别开几次不同区域的部长座谈会﹐这样能更深入的讨论问题﹐广泛听取意见﹐顺便吹吹风﹐逐步达成共识﹐统一思想。弯子不能拐得太急﹐拐急了要翻车。这个意见他们还没有接受。所以要按大会的方式准备讲话稿﹐而且讲话稿要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这下﹐难度大了。你按大报告方式准备﹐我按座谈会方式准备﹐这样有备无患。

此後就稿子的事又同厚泽议了几次。一次他讲道﹐既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要考虑怎麽逐步消除宣传理论﹐包括文艺工作中“两军对垒”的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不能不考虑“多元化”的对精神生活的要求。宣传﹑理论﹑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的东西﹐都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有一次议到对许多生活中﹑实践中的常识都会出现争议的现象。我就说﹐顽固的後面是饭碗问题﹐一大批人吃了一辈子诠释的饭﹐教条的饭﹐“本本”的饭﹐只会干这件事﹐现在说这一套不行了﹐就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没得饭吃。厚泽笑着说﹐对﹗看来任何主张後面﹐都有个利益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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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香港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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