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林:当代中国文化风潮的转向与更新

更新时间:2015-02-06 16:40:16
作者: 赵林 (进入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课题。⑨

   无独有偶,另一位曾与甘阳同为1980年代西化派新锐的知识分子刘小枫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近二十多年来,刘小枫作为在中国青年学者中影响巨大的思想"风向标",其在学术方向上的每一次"华丽转身"都会在大批知识"粉丝"中引起巨大的"蝴蝶效应"。1980年代后期,正是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在中国青年学人中掀起了一股基督教神学研究的热潮;21世纪初,他开始从基督教神学转向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和施米特的政治法学,又在中国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政治哲学研究的新热点;再往后,他又从政治哲学转向了古典学,从众人瞩目的现代性批判骤然转到遥远冷僻的希腊学术和古典注疏,但是此举仍然得到了一批拥趸的积极响应,激起了一道西学经典诠释的涟漪。然而就在不久前,这位素来对中国当代政治问题讳莫如深的学者却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天宪政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演讲,不仅提出了轰动一时的"新国父论",而且还对儒家在构建"德政国家"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加褒扬。事实上,早在刘小枫把学术兴趣从基督教神学转向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的古典政治哲学和施米特的国家主义的政治法学时,他就已经在思想上开始从早年"中断中国文化传统"的激进姿态向"依托乡土"的保守立场回归;而他倡导解读西方经典的一个隐秘目的,就是为了重新阐释古典中学、尤其是儒学经典。他不仅援用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来为抵制"普遍的技术理性和西化民主政治"、捍卫"自身的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正当性进行辩护,⑩而且也举起毛泽东确立的"民族自立"的政治原则,与"美国的普世价值"相抗衡。(11)在最近发表的那篇公开演讲中,他认为真正的普世价值并非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是民族的德性和人民的幸福,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儒家在国家政体中起决定作用的德政国家。他甚至认为,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质就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基本理念就是平等。

   一位原本靠着宣扬基督教神学思想而起家的"西化"先锋,近年来竟一头钻进了儒家德政国家"传统大法"的"乡土"情结中。这种脱胎换骨的思想变化,固然有个人气质和学术旨趣方面的原因,(12)但是更多还须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角度来加以理解。而所谓的"时务",无疑就是中国崛起的现实背景,以及全球尤其是亚洲地区盛行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

   二、当代儒家的文化理想

   与狂热煽情的民族主义者和激流转舵的"新新启蒙家"不同,现代新儒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将传统文化资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谐相融的途径,试图从先秦儒家经典和汉宋儒学思想中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建设提供文化根据。早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潮中,虽然"向西走"的呼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主流,但是主张深入发掘、反思和弘扬儒学传统者也大有人在。1987年10月,在以介绍西方现代学术思想为主的《文化:中国与世界》辑刊上,刊载了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的《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一文。杜维明对儒家传统的现代命运和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进行了系统探讨,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了西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关系,对"儒学"、"儒家传统"和"儒教中国"等概念作出了学理上的辨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西方学者关于儒家传统业已死亡的结论,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文化前景。杜维明像牟宗三、唐君毅等老一辈新儒家一样,一方面承认儒家思想中确有一些致使近代中国凋敝落后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儒家传统是使中华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泉源活水。他坚信,儒家传统在经历了100多年的颓运磨难之后,已经显现出一阳来复的振兴征兆。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儒学要想继先秦两汉儒学和宋元明清儒学之后实现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必须充分吸取西方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摆脱保守主义、权威主义和因循苟且的心理,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使儒学获得创新和进一步发展。(13)而儒学第三期发展是否可能,则完全取决于新儒学能否对西方文化挑战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应战,能否有效回应"启蒙精神所提出的诸种问题",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技效应、个人主义等等。(14)正是这种扎根传统面向现代、立足儒学兼容西学的开放态度,使得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所倡导的"儒学创新"、"文化中国"等观点在中国大陆的儒学推崇者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老一辈新儒家坚持"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文化理想,认为从儒家传统的思想资源中可以开出现代民主和科学。但是到了21世纪的现实处境中,这种文化理想在当代儒家那里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而导致了当代儒家内部的文化分歧。

   当代儒家的一种比较温和、理性的修正意见认为,近100多年来,西方文化构成了儒学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那些最初发萌于现代西方文化温床、而后逐渐被世界各文明地区所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如自由、民主、宪政、科学等),它们虽然并不能直接从儒学传统中被"开出",却可以与儒家的道德心性相协调,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中绽开更加绚丽的现代花朵。上述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大多持有这种观点,这既与他们的西方处境和全球视野有关,也是他们对儒学思想传统进行深刻反省的结果。与海外新儒家过往甚密的一些国内新儒家代表人物也所见略同,例如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一方面满怀信心地展望21世纪儒学在中国乃至世界复兴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则强调西方文化对于儒学复兴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道:"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们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自我反省的机会……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岁月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为中国文化的更新提供了难得的契机。"(15)针对主张把儒教确立为"国教"的原教旨主义观点,汤一介先生明确表示反对"政统的儒学"、慎对"道统的儒学"和提倡"学统的儒学"的基本态度。另一位国内新儒家代表郭齐勇教授也表达了对于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和对话意愿,强调儒家传统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价值协调互补的必要性。他承认,儒学虽然与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传统宗教一样,"不能直接地开出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它却可以通过自身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而充分吸纳和消化这些现代价值,使之在新的文化土壤上更加健康地成长。他提倡要以一种"开放的胸怀"来促进儒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等"新时代的诸子百家"之间的对话,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融通。(16)与这种温和、理性的开放态度相区别,当代儒家的另一种修正意见则表现了与西方文化势不两立的偏激立场,根本否定了老一辈新儒家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必要性。这些力主在当代中国社会全方位复兴儒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满足于宋明儒家的"心性之学",试图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全面贯彻到社会各领域,将儒教树立为"政教合一"的国教或者国家意识形态。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当首推隐居贵州龙场阳明精舍、以今文经学和公羊学传统来为中国现代社会设计政治制度的蒋庆先生。这位"当代大儒"奋力疾呼,当今中华文明复兴的首要之义就是要全方位重建儒教文明,以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分庭抗礼。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蒋庆系统地设计了一套儒教重建方案,儒教复兴大业通过相辅相成的"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来实现。"上行路线"需要自上而下地由"圣王"来创制,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立国之本写入宪法,将儒教提升为"王官学"或国家意识形态,建立政教合一的"儒教宪政体制";重建新的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制度,形成一套礼乐教化的"礼制"和"文制",对整个社会进行礼法规范和道德熏陶。"下行路线"则通过民间的"中国儒教会"来推进儒教的全面复兴,其内容包括重建儒教的政治形态(仁政、王道政治与大同理想)、儒教的社会形态(礼乐教化、乡村自治、社区文化等)、儒教的生命形态(对天神、地示、人鬼或"天地亲君师"的信仰)、儒教的教育形态(新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等十项事业。蒋庆强调,在儒教崩溃而亟待复兴的今天,重建儒教首先必须走政治上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下行路线"则是应对时代变化而采取的"变通路线"。如果二者可以相辅互济,儒教的重建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了。蒋庆重建儒教的构想可谓情真意笃、用心良苦,然而在王道政治、科举制度、宗法社会已经土崩瓦解的现实社会中,儒教的复兴将何以为据?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诚如著名海外新儒家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今天儒家与制度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缺乏制度支撑的儒学只能成为依附于个人心性和大学讲堂的"游魂"。(17)至于要想重建儒教赖以栖身的那些基础性社会制度(如蒋庆在《政治儒学》一书中构想的"议会三院制"、"太学监国制"等),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今天则更是异想天开!蒋庆先生复兴儒教的满腔热忱固然令人敬佩,他本人长期固守阳明精舍践行儒学精义,更是显现出儒家知行合一的真性情,但是他关于重建儒教的构想却未免流于空泛,成为现代社会的天方夜谭。

   正是由于蒋庆重建儒教的实施方案过于虚幻,复古气息又过于浓郁,致使一些赞同儒教理想的学者纷纷提出了更加切合实际的修改方案。例如,与蒋庆试图在当今中国恢复古圣王之教以转化中国政治秩序的"上行路线"不同,陈明教授认为重建儒教必须从公民社会入手,使儒教成为中国的公民宗教(如同基督教之于美国社会一样),通过一条"下行路线"自下而上地来推进政治重建进程。(18)另一位当代著名学者张祥龙教授一方面明确表示赞同蒋庆"重建儒教"的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全球化和西方化的政治经济大潮方兴未艾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当政者来使儒家进入政治权力核心、立儒教为国教的"上行路线"是不切实际的,而通过"中国儒教会"的教育、宗教功能来复兴儒教的"下行路线"同样也是前景暗淡。他从儒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精神特质出发,提出了"中行路线"的设想,即"专注于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源头性的特质",复兴和维护已经被严重破坏了的传统家庭和家族模式,以家庭关系和亲子源头为基础来重建儒教。具体做法就是建立"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或儒家文化特区,在经济上奉行环保的自然生活形态,在教育上推行儒家的礼乐教化,在政治上实行儒家导向的天人合一的家族社团民主。以这种生物保护区似的儒家文化特区为"根据地",不断地向主流社会输出合格儒生、教育模式、政治体制、技术形态等,从而逐渐实现儒教重建的宏伟事业。(19)

   近年来,在大学校园的一些儒家新秀中,出现了更为激进的儒学复兴主张,甚至走向了以"儒家普世价值"来对抗和否定"西方普世价值"的地步。在他们看来,以往的新儒家都试图从儒家价值中引申出西方那套普世价值(如牟宗三等人),或者用儒家价值来附和西方普世价值(如杜维明等人),但是他们却要强调儒家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普世意义,以此来取代西方普世价值。2011年11月,复旦大学召开了"儒家与普世价值"的研讨会,与会的儒家少壮派语出惊人地喊出了"拒斥西方,排斥异端"的口号,声称要把长期以来"鸠占鹊巢"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踹出去",让真正的主人(儒家)住进来。他们主张用儒家的"人伦"来取代西方的"人权"作为普世价值的核心,用儒家的"优质的普世价值"来超越西方的"劣质的普世价值"。他们认为,右派(自由主义)和左派(马克思主义)都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中国"。他们甚至异想天开地要用儒释道等传统文化来替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共产党割断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效法孙中山的做法,认祖归宗。这一百年来,我们一直认外来的东西为祖宗,其中最等而下之者,则是自由主义认贼作父的搞法。现在,我们应该回归自己五千年的大传统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3681.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4年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