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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文化复兴的重要影响

更新时间:2015-02-06 16:36:51
作者: 赵林 (进入专栏)  
从此以后,修道院和主教座堂所设立的附属学校才逐渐承担起传授世俗知识的职责。

   11世纪末叶,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产生了第一个由专科学校合并而成的多学科综合学校(studium generale),这种学校被称为"大学"(Universitas)。"大学"最初是指一个可以雇请教师的学生法人团体,它的职责就是聘用专业人士或教师来传授相关知识,以及更加有效地与所在城镇居民就房屋租金、书本价格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与"大学"相对应的则是由教师们组成的法人团体,它通常被称为"学院"(college),它的职责当然就是通过传授专业知识而获取相应的经济报酬。加入教师社团是需要具备某种学术资格的,这种从教资格证书(licentia docendi)后来就成为学位证书的雏形。从这两类团体中发展出了欧洲的大学教育机构,"大学"一词的内涵以后逐渐演变为"教师团体向学生团体传授知识"的学术机构,而"学院"则成为按照教师的专业领域而设置的基本教学单位,并且与教会、王室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损资修建的校舍等固定建筑物联系在一起。例如巴黎大学最初就是由四个学院组成,它们分别是人文学院、教会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在中世纪,"大学"通常只是一个举行入学考试和授予学位的机构,而"学院"才是真正实施教育的实体,课程设置、教师编制以及校舍建筑都属于学院的权限范围。受巴黎大学四大学院设置的影响--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分别构成了欧洲北部和南部的"大学之母"--中世纪北部欧洲的大学基本上都采取了学院制度,这种制度对于英国牛津和剑桥的影响尤其深远。

   12世纪在欧洲已经出现了博洛尼亚、萨莱诺、巴黎、蒙彼利埃、牛津等最初的大学,它们成为欧洲智性因素迅速生长的温床。大学的产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受教育的方式,它使高等教育变得规范化和制度化,将保存在修道院和主教座堂中的知识火种发扬光大,并且为后来欧洲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文化变革活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培养了人才。但是在最初产生的那几个世纪里,大学却是在基督教会的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教会对早期大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许多大学都是从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学校发展而来的,以作为欧洲"大学之母"的巴黎大学为例,它的前身就是巴黎圣母院的主教座堂学校和圣维克托的教规学校。第二,早期的大学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通常都是在教师宿舍或学生租住处流动性地上课,而教会和修道院则慷慨地提供了厅堂作为固定性的教学场所,因此许多学院最初都是围绕着一座教堂或修道院而形成的。第三,早期大学的管理者一般都是教堂或修道院的神职人员,教师通常是地位较低的教士。大学教育奉行"有教无类"原则,学生成分复杂,既有教会的助祭、司铎等低级神职人员,也有平头百姓,但是贵族子弟一般却很少接受大学教育,他们只对战争和狩猎的技巧感兴趣。当初教会扶持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一批既有虔诚信仰、又有深厚学问的神职人员,以便加强教会力量,与世俗王权相抗衡。因此教会扶持大学最初也具有一种慈善性质,它大力资助贫苦学生进入大学读书。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1179年)明文规定:"为了使穷孩子不被剥夺读书与进修的机会,应该在每一座教会教堂拨出一笔足够的圣俸给专业教师,让他免费教授同一教堂的办事员和穷苦的学生。"[7]1273如果说在中世纪早期,修道院只是被动地保存了残缺不全的知识,那么到了大学出现之后,教会则开始主动地把大学作为弘扬学术和培育接班人的重要堡垒。

   12世纪以后,大学的发展和学术的复兴就成为两种新兴的普遍性力量,与以封建采邑为代表的地方主义势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大学的迅速扩展(到15世纪时西欧几乎所有较大的城镇都建立了大学),以及教师与学生的自由流动②,知识的传播和学术的发展完全打破了封建制度所形成的壁垒,使得整个西欧--无论是拉丁语世界还是日耳曼语世界--在智性因素方面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情况就像中世纪后期随着商业的兴起,很快就打破了庄园农业所造成的闭塞状态,使整个欧洲在经济上联结为一个整体一样。就此而言,大学的兴起实际上完成了罗马教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只不过它实现的是一个知识上的统一王国,而不是政治上的统一王国罢了。在精神气质方面,大学是与罗马教会相一致的,它们在中世纪都代表了一种普遍性的理想,都试图超越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分散闭塞状态。正因为如此,大学在产生之初得到了教会的大力扶持。为了保护来自异国他乡的学生不受当地势力的欺压,教会和世俗统治者都颁发了一些特许状,赋予大学师生免受世俗司法审判的特权。1200年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特为了处理大学师生与当地居民的冲突而对巴黎大学颁布了首个王室特许状(这件事通常被看作是巴黎大学正式成立的标志),1231年教皇明确认可大学具有自我管理的权力,并授予大学更多的特许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学生的司法豁免权,教师和学生有权"制定章程和条例,规范讲座和研讨的方式与时间、着装"等等。

   虽然大学在精神气质方面与罗马教会有着某种默契之处,但是就权利方面而言,大学却更加接近于世俗王权。大学与世俗国家一样,要求对于教会的独立性,尤其是学术方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为知识探索方面的自由权利。这种独立性要求使得大学一旦羽毛丰满,就开始寻求摆脱教会的控制。另一方面,从13世纪开始,世俗国家也极力扶持大学,利用大学的知识来加强王权。于是,大学就成为教会与国王相互争夺的一个"香饽饽"。由于大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知识和自由,而这二者不仅都要求独立性,而且加在一起很容易导致思想上的"异端"。这样一来,大学就逐渐成长为独立于教会和王权之外的第三种势力,教皇和国王在某种程度上都奈何不得它了。"到了十三世纪,学者的事业已被公认为是中古社会组织中的重要一环。中古社会对政府的职务、教士的职务与学者的职务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政府的职务称作'政务'(imperium),教士的职务称作'教务'(sacerdotium),学者的职务称作'学务'(studium)。学者的地位与官吏、教士鼎足而三了。"[8]268当时在欧洲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意大利人有教皇,德意志人有帝国,法兰西人有学问。"自从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把查理帝国一分为三以后,在东法兰克王国(德意志的雏形)产生了神圣罗马帝国,中法兰克王国(意大利的雏形)长期成为罗马天主教廷的藩篱附庸,而西法兰克王国(法兰西的雏形)则滋生了欧洲"大学之母"和"中世纪世界最早的教师之城"(巴黎)。当教廷与帝国在长期较量中斗得两败俱伤时,大学却迅速地崛起,并且很快就超越前两者而成为欧洲社会生活中的主角。

   在中世纪的全盛时期(12、13世纪),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的一些中心城市都建立了大学,其中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成为全欧洲最著名的大学。大学的兴起推动了经院哲学的蓬勃发展,所谓"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就是由一批专业的"经院学者"(scholastics)在大学的高头讲台上建立起来的。中世纪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如阿伯拉尔、托马斯·阿奎那、波拿文都拉、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特等人,都曾在巴黎大学的课堂上讲学;而牛津大学则为欧洲培养了中世纪最杰出的实验科学家罗吉尔·培根、著名唯名论者邓斯·司各特、威廉·奥卡姆以及宗教改革运动的伟大先驱威克里夫等人。

   13世纪托钵僧团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大学的发展,虽然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构成了罗马教廷镇压异端运动和组建宗教裁判所的中坚力量,但是它们也为促进欧洲的大学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上述那些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们都分属于这两个托钵僧团,他们既是教会中最具有权威性的神学巨擘,也是活跃在欧洲各大学讲坛上的优秀教师。这些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各修会的经院哲学家们被罗马教会派往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等重要学校,并且参与了一些新兴大学的创建工作,极大地传播和扩展了知识。1225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支持托钵僧团的通谕《好像树木的生命》一文中明确表示:"巴黎各学校的科学在教会中,好像生命树在地上乐园那样,是灵魂之殿堂中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正是在巴黎,因原罪而残废、因无知而盲瞎的人类,才通过神圣科学发出的真正光明的知识,恢复了自己的视力和美貌。"[3]226-227由于罗马教廷对大学教育的重视,直接推动了欧洲文化的全面复兴,使其最终摆脱了蛮族入侵造成的蒙昧阴影,并且非常吊诡地为欧洲近代的文化变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③。

   三、基督教理想与中世纪文学艺术

   在中世纪,基督教成为欧洲文化舞台上的唯一提琴手,它所演奏的那种交织着深重罪孽和圣洁希望的微妙旋律,既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巨大的精神苦恼,也表达了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狂热向往。基督教唯灵主义理想与苦难现实生活之间的强烈反差,营造了一种被海涅称为"痛苦的极乐"的诡异的浪漫主义精神氛围,这种精神氛围典型地表现在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和哥特式建筑中。

   蛮族大入侵使得建立在法律和政治权威(皇帝)基础之上的帝国不复存在,"黑暗时代"出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蛮族王国都是以武士与首领之间的忠诚和互助作为社会纽带的。加洛林王朝建立之后,粗野的蛮族武士逐渐演变成为封建骑士阶层,并且由于基督教的教化作用而变得文明化。从11世纪开始,受基督教信仰的熏陶,在古老的北方英雄传奇(如《贝奥武甫》、《芬尼斯堡的战斗》等)的基础上,在法国北部产生了新型的封建史诗,即所谓的"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武功歌"所歌颂的不再是北方的蛮族英雄,而是具有基督教信仰的查理大帝及其麾下骑士英勇抗击西班牙穆斯林的传说故事。它所讴歌的骑士形象,已经融合了两种不同的角色--忠诚于封建领主的武士和具有虔诚信仰的基督徒,它"向武士文化的野蛮风尚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因素……因此,为信仰而战死的骑士就不只是一位英雄,他还是一位殉道者"[3]146-165。这样就用基督教信仰塑造了一种新兴的骑士精神(chivalry),从而开启了欧洲中古骑士文学之源端。

   十字军东征运动进一步加强了骑士作为世俗社会与教会之间的纽带作用。为了更好地统治被征服的东方土地,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出现了一些独立的骑士团,其中最著名的有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等。这些骑士团制定了严格的骑士制度,奉守修道院一般的禁欲生活,发誓效忠于罗马天主教会,并且用武力来保护那些去耶路撒冷朝觐的西方朝圣者。他们把武士的忠诚与信徒的虔诚融为一体,而且还由于受基督教理想的感化而表现出一种扶助弱者的侠义精神。

   当圣殿骑士团把蛮族的武士风尚置于圣洁的宗教光环之下时,在法国南部的封建社会中,又出现了一种世俗的骑士理想。这种新兴的骑士理想专注于浪漫的爱情和优雅的言行,它的最初根源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穆斯林社会。这种充满了浪漫情调的南国骑士风度虽然与条顿骑士团刻板严苛的圣洁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它却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基督教的唯灵主义理想。由于这种浪漫风格的影响,骑士文学开始表现出越来越高雅的格调,骑士的形象也从动辄诉诸武力的蛮横之徒演变为擅长吟诗咏歌的文人雅士。马克·布洛赫指出,在12世纪一些浪漫传奇的主人公嘴里,就已经可以听到"我们还将在夫人们的卧室里谈论这一天"这样有教养的话语了。他写道:"优雅行为从本质上是一种等级性的事情。名媛贵妇的闺房、特别是宫廷成为骑士寻强竞胜的场所,在这里他不仅以闻名遐迩的赫赫武功使对手相形见绌,而且以优雅举止和文学才赋使对手黯然失色。"[9]506

这种最初源于蛮族武士的粗鲁野性、后来却在基督教信仰和西班牙浪漫风情的熏陶之下变得文明高雅的骑士精神,成为中世纪盛期文学作品讴歌的主要对象,其结果就产生了具有浓郁的基督教理想色彩的骑士文学。骑士文学的题材大多取自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诺曼人的民间英雄传说,如日耳曼英雄史诗《贝奥武甫》、《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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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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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201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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