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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后殖民时代基督宗教的全球发展态势

更新时间:2015-02-06 16:33:26
作者: 赵林 (进入专栏)  
一旦当它们在后殖民时代获得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之后,曾一度被"西化"潮流所削弱和边缘化的本土文化就必然会出现强劲的复兴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宗教在亚洲的发展前景就与它在非洲的情形大相径庭了。

   从前面所引的数据资料中可以看到,2010年亚洲的基督徒人数虽然为3.5亿,但是由于亚洲的总人口高达41亿之多(占世界总人口的60%以上),因此基督徒在亚洲人口中的比例不过8.5%。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亚洲各个地区的宗教变化情况,就更可以看出基督宗教面对亚洲传统宗教势力时的尴尬处境。20世纪基督宗教在亚洲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传统宗教信仰比较薄弱的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基督徒占人口比例分别从1910年的0.4%和10.8%上升到2010年的9%和21.8%。但是在伊斯兰教的大本营西亚地区,基督徒占人口比例反而从1910年的22.9%下降到2010年的5.7%;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相交织的中南亚地区,一百年来基督徒的比例仅仅从1.5%略微上升到3.9%。然而另一方面,与基督宗教在亚洲的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照,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传统宗教在亚洲仍然保持着强大的优势地位:

   在亚洲,伊斯兰教已经成为第一大宗教,尤其是在西亚地区,穆斯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88.8%)。从全球范围来看,伊斯兰教作为世界第二大宗教,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其信徒人数从2.2亿剧增到15.49亿,直追基督教的发展步伐(同时期内全球基督徒人数从6.12亿增长到22.92亿)。由于高生育率和高皈依率的双重影响,穆斯林的增长速率显然要高于基督徒。亨廷顿甚至断言,伊斯兰教人口在2025年将会超过基督教人口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14)这种预测虽然有待商榷(15),但是伊斯兰教在当今世界的迅猛增长现象却是不容忽视的。

   伊斯兰教在亚洲的强势地位对于基督宗教传播上帝福音来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两个宗教曾经结下了深刻的仇恨。从公元7世纪穆斯林西侵,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再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奥斯曼帝国对西欧的数番攻掠,而后则是西方列强对中东地区的殖民统治,一千多年来双方抵牾不断,积怨日深。二战以后,西方国家不得不顺应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潮流,承认中东国家的独立。但是英、美等西方大国却采取了两项居心叵测的措施,其一是将中东国家化整为零,根据石油输运管道把前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地区划分为二十多个国家,以便让其相互掣肘,从中渔利;其二是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复国,从而埋下了阿以冲突的隐患。这些措施固然有助于防止一个统一强大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崛起,但是同时也加深了中东穆斯林对西方基督徒的仇恨。尤其是以色列这个锲子深深地插入伊斯兰教的心脏地带,使得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关系变得更加敏感了。众所周知,在以色列这个蕞尔小国背后,站立着一个强大的西方基督教世界;而穆斯林与犹太教徒之间的每一次新冲突,都进一步撕裂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旧伤疤。9·11事件发生之后,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尽管美国和一些中东国家政府都明确表示,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并不等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全面战争,但是在一般民众心中,相互之间的隔膜和反感都极大地加强了。

   虽然今天的中东充满了各种动荡不安的因素,但是政治和经济的变化都不会影响该地区的伊斯兰教文化特色,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如土耳其、巴基斯坦等)也无法改变社会大众对于真主的宗教虔诚。以在国际反恐活动中为美国提供了许多帮助的巴基斯坦为例,虽然官方对基督宗教采取了一种宽容态度,但是巴基斯坦的法律却仍然明文规定:"任何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污蔑神圣先知穆罕默德的人,得处死刑或终身监禁。"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如果在巴基斯坦传播福音或者放弃伊斯兰教而改信基督教,就有可能面临死亡的危险。这样的情况不仅普遍存在于西亚的伊斯兰教国家中,而且也在东南亚的穆斯林地区广泛存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推行"更加穆斯林化"的政策,将伊斯兰教法律纳入世俗法律体系中;马来西亚则采取两套相互独立的法律体系,穆斯林必须遵守伊斯兰教法律。(16)在21世纪,伊斯兰教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复兴运动正在从文化领域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这场运动旨在确立伊斯兰教对于现代生活的指导地位,它并不反对现代化,但是却反对西方化,包括基督教化和世俗化这两种相反相成的西方化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宗教要想在伊斯兰教文明圈取得实质性进展,恐怕比登天还要困难。

   如果说基督宗教在伊斯兰教文明圈碰到一颗"硬钉子",那么它在印度教文明圈则碰到了一颗"软钉子"。与伊斯兰教文明不同,南亚印度教文明一向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在历史上,大凡两个文明在地理上被第三个文明所隔开,它们各自与这个第三者的关系往往会比较紧张,但是它们二者之间在情感上却能够相互认同。印度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历史关系就是如此。根据基督教会的传统说法,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在耶稣受难之后就来到印度传播福音并殉道,因此印度的基督教会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天主教国家大举向海外扩张,除了觊觎东方的财富之外,另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想到印度等东方国度来寻找早年从欧洲流散出去的基督徒,以便建立前后夹击穆斯林的联合阵线。葡萄牙人在亚洲建立的第一个殖民贸易据点就是印度的果阿,耶稣会向亚洲地区传教的总部也设在果阿。到了18世纪,英国人利用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土著与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朝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逐步实现了对印度的殖民控制。从此以后,英国殖民当局就开始实施对印度文明进行西方化改造的宏伟计划。英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和有教养者的标志,高级种姓普遍接受了西方式教育,这种教育成为他们日后担任各种英印公职的必要前提。1834年就任英印政府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的麦考利博士在其制定的教育备忘录中写道:"用我们有限的手段,我们不可能试图教育全体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尽力培养出可以在我们和我们统治的无数人之间充当译员的一批人;这批人就血统和肤色而言是印度人,但就爱好、见解、道德和才智而言是英国人。"(17)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英印殖民当局和那些深受西方教育的印度政治领袖们极力想按照西方模式建造一个新型的英属印度。然而,印度根深蒂固的文明传统却使它很快就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离心作用。到了20世纪,在从西方教育温室里孵化出来的印度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越来越不可遏制地出现了一种文化返祖现象。新一代印度知识分子痛苦地感受到,他们在时髦的西方化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与他们世代相袭的宗教情感相矛盾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灵魂分裂"的尴尬和苦恼。汤因比评论道:"这个由英属土邦培养起来的印度知识界,在他们的感情中仍是超然于他们头脑已熟悉的西方方式的;而这种不调和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精神上的抑郁,这种抑郁是不能为按照西方式样组织一个印度民族国家而得到独立的这种政治上的灵丹所治愈的。"(18)这种"灵魂分裂"的苦恼导致了印度教的大复兴。

   从20世纪初圣雄甘地号召人们对西方文化进行和平抵制起,印度教的复兴浪潮就开始出现。到了20世纪末叶,随着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在大选中获胜,一种要求在印度教而非西方模式的基础上来建构印度现代化的"文化民族主义"成为印度社会的主流趋势。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相对应,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的呼声近年来也日益高涨。印度教教派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asevak Sangh,简称RSS)极力主张要建立"印度教国家",反对走美国和俄国的道路,并提出了"穆斯林印度化"和"基督教堂本土化"的策略。在印度教复兴浪潮的影响下,自上世纪末叶以来印度的宗教冲突不断爆发,印度教徒的矛头不仅指向世代为仇的穆斯林,而且也指向态度友善的基督徒。在奥里萨邦(Orissa State)、古吉拉特邦(Gujarat State)等地,激进的印度教徒袭击了基督教会,殴打或杀害了传教士,并把一些教堂改造为印度教神庙。詹金斯指出:"正是因为印度教徒担心基督宗教会继续坐大,才会在印度各地反复出现排斥基督徒的暴动,而这些暴动通常是受到地方警察和政府默许的。情况从1997年起急剧恶化,因为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在当年的选举中大举胜出。……近年来印度反复出现要求政府立法歧视基督徒的呼声,而这种诉求,也是印度人民党一类印度原教旨主义政党的卖点。"(19)

   今天,印度与西方世界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它也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之一。印度人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科技、市场经济和政治制度,但是却抵制了西方的宗教信仰和一些价值观念。近年来印度虽然和中国一样作为亚洲的现代化大国迅速崛起,但是在文化上它仍然保持着鲜明的印度教特色,印度教徒在印度人口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到2010年为止,印度人口已逾12亿,其中印度教徒为8.9亿,占人口总数的73%;基督徒仅为5800万,占人口总数的4.8%。(20)在与西方基督教世界长期对立的伊斯兰教世界里,基督徒人数的弱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与西方长期友好并有盟友关系的印度,基督教力量也如此的势单力薄,这就只能归因于文明之间的相互抵触与隔膜了。由此可见,在21世纪,基督宗教在南亚印度教文明圈中也很难获得长足的发展。

   类似的"硬钉子"和"软钉子"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东南亚的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信奉佛教的国家(如泰国、柬埔寨等)中。与在西亚和中南亚的情况相比,基督宗教在东南亚的处境相对宽松一些,这是由以下两点原因造成的:其一,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如菲律宾、帝汶等)从大航海时代起就被西方国家所殖民,受基督宗教的影响比较深;其二,东南亚处于亚洲三大文明体系的边缘地带,分别受到源于西亚和南亚的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高级宗教和中国儒家思想的交互影响,其传统宗教根基远不如这些文明体系的核心地带那样根深蒂固,因此基督宗教在该地区的传播相对来说较为顺利。然而即便如此,21世纪基督宗教在东南亚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事实上,基督徒虽然在东南亚人口中占了21.8%,但是他们却主要集中在菲律宾这一个国家里。早在1595年,马尼拉就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大主教教区,在其后一个世纪里,菲律宾人民被彻底基督教化了。到2010年,东南亚地区的基督徒人数为1.29亿,其中菲律宾一国的基督徒就有8300万(占菲律宾人口的89.4%)(21);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除了与菲律宾历史背景相似的帝汶之外,基督徒人数一般都不超过总人口的10%。

   相对于东南亚而言,东亚地区受伊斯兰教、印度教等高级宗教的影响要小得多。佛教虽然曾对东亚一些国家(中国、日本等)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毕竟未能成为国教,在国民精神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处于辅弼地位。然而另一方面,东亚尤其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根深蒂固的高级伦理价值系统(儒家思想)和民间宗教信仰,它们在后殖民时代同样出现了全面复兴的趋势。今天的东亚虽然只有五个国家,但是各自的政治、经济状况却差异极大,既有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朝鲜和蒙古这样的贫穷落后国家,更有中国这样迅速崛起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基督宗教在东亚各国的发展情况也迥然不同,在日本、蒙古国和朝鲜,由于受到传统的神道、藏传佛教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力抵制,基督宗教对这些国家民众的影响极其有限,至2010年基督徒占上述三国人口比例分别仅为2.3%、1.7%和2.0%。然而在韩国,基督宗教却找到了茁壮成长的沃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韩国的基督徒人数从1910年的5万(占人口比例的0.5%)激增至2010年的2000万(占人口比例的41.1%)。(22)至于在当代中国,基督宗教既不像在日本、朝鲜那样举步维艰、一筹莫展,也不像在韩国那样一帆风顺、前景光明,而是处于一种扑朔迷离的迷局之中,未来的凶吉泰否将取决于许多悬而未定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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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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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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