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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阿尔文·约翰逊与"流亡大学"的创办

更新时间:2015-02-06 15:54:04
作者: 李工真 (进入专栏)  
更不相信这会很快地成为过去,他认为,"只要有纳粹政权存在,对知识难民的援救就必须作为长期的事情来坚持,为他们在美国找到长期固定岗位是完全必要的。"(16) 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却认为,"纳粹主义的过度行动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因而对知识难民的长期资助措施和计划是多余的。"(17)

   其次,这种区别还涉及对这些德国科学家的认识问题。洛克菲勒基金会之所以资助这些德国科学家,是因为它相信,这些科学家追求的正是它所感兴趣的"现代经验性的"社会科学方向,而德国的社会科学界过去一直被"古老的哲学方法所统治",因此,它试图在德国大学体制内部促进这些以经验性研究为方向的"少数派"(18)。而在约翰逊看来,这些被洛克菲勒基金会视为"美国主义者"而挑中的人,实际上仍在坚持欧洲理性主义哲学的传统理念,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在政治上承担了义务。与其说他们是接近那种不问政治并具有保守主义学术倾向的美国社会科学主流的,不如说他们是接近那个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中具有积极进步精神的美国能动主义"少数派"的。"这些德国科学家在引入经验性方法的同时,也与杜威、维布伦、比尔德、鲁宾逊等人一样,对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伦理学上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家,他们希望造就一个经济上更为公平合理、政治上更为民主的德国。"(19) 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也反映在两者关于援救德国科学家的目标上。约翰逊想获得这批人并在美国保持他们的欧洲本质特点,因为他相信,"美国的社会科学界急需欧洲的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解毒剂,来反对那种不问政治并具有保守主义性质的实用主义。"洛克菲勒基金会却认为,"如果这些德国科学家最后真的来到美国,便要按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方针来改造他们。"而这个主流,正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逊以及他的"新学院"加以拒绝的(20)。

   最后,对美国普遍蔓延的孤立主义情绪做出的不同反应,直接导致了两者在安置流亡科学家具体政策上的区别。自20年代末以来,由于孤立主义的强烈影响,美国高校开始实行严格的外聘限额制。尤其在希特勒上台之后,美国社会上那种对来自欧洲的颠覆破坏、渗透活动的担忧也同样在大学里蔓延,警惕"社会主义的第五纵队"和"国际谅解的捣乱者"的呼声四起。这种"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得到了加强。特别在美国246所正规高校中,整个教师队伍的近10%,即2600多人被解聘的情况下,有犹太血统的德意志竞争者的涌入被不少美国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视为自己晋升机会的一种威胁(21)。这种情绪在反犹太主义的倾向中找到了相当强烈的表达。

   事实上,就连作为美国犹太人基金会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没有完全摆脱反犹主义情绪的影响。纽约总部社会科学部代表艾伦·克雷格甚至表达过这种担忧:"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德国是多么缺乏自由主义传统,而我们正在面临一种巨大的危险:当如此之多的犹太人被安置在美国大学里时,我们很可能是在以一种失控的规模,在美国造就完全同样的非自由主义倾向。"(22)

   然而这些社会科学家恰恰是4月以来最早被德国大学扫地出门的人,也是在1933年以前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人。如果不援救他们,将意味着过去在德国投入的金钱"被扔到了窗外";如果接受他们,又意味着对美国大学当时实行的反犹限额体制的一种挑战。面对这种令人棘手的局面,基金会董事会做出了决定:"既然我们曾经为德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美国化'提供过金钱,现在就必须考虑如何挽救这笔投资。""如果驱逐这批科学家后,在德国就不再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考虑将他们安置在西欧诸国,万不得已之时,也可考虑让这些科学家难民进一步的'美国化',但在接受他们时,应遵循这个原则:将他们分散到美国各地。"(23) 因此,基金会援救工作的重心最初是放在将这些德国科学家安置在西欧诸国上的,而在美国的安置工作中,也一直坚持"每所大学接受的流亡学者一般不超过3人"的分散原则。像约翰逊那样,将一个德国社会科学家的核心集团集中于一所"流亡大学"中的做法,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愿看到的,因为它担心这些欧洲人在美国仍然是'欧洲化'的。

   在约翰逊看来,这所"流亡大学"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能接受数量更多的德国科学家,而且能真正继续那种在德国已被扫除掉的批评式的社会研究传统,并能使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尽管不少"朋友"对他的计划表示反对,认定"这样一个将犹太人迁居到美国大学中的计划不会有哪怕最小的成功前景",嘲笑他"在这些德意志人中寻找一流科学家的期望可能会落空,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犹太人或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劣质的"(24)。但约翰逊坚定地表示,这些人的特点正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就是要用这种"行动中的抗议"来反对纳粹的野蛮政策和美国社会的冷漠态度。"这不仅是作为与那些在德国遭到驱逐的科学家们保持团结一致的行动来设想的,而且也是要告诉孤立主义公众: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会使美国成为一个难民国家,只会使美国成为质量水平最高的国际研究中心!"(25)

   尽管有这些原则上的分歧,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仍然在5月23日的会议上宣布了它的计划:"基金会将为紧急委员会从任何别的来源中筹集到的每一美元追加它的一美元。同时,基金会将为所有科学领域设立一笔总额达14万美元的'特殊研究援助基金',其中5万美元用于社会科学,这笔钱供紧急委员会自由支配。"(26) 虽然"紧急委员会"实际上是在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采取行动,但由于约翰逊是"紧急委员会"中的重要一员,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政策对约翰逊的"流亡大学"计划也仍然有效。这样,在已获得最初的创业资金的情况下,又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做出的"提供一半工资"的保证,约翰逊招聘被驱逐的德国科学家的行动,作为美国科学界最早的援救行动,终于在1933年6月初开始了。

   三、对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接受

   阿尔文·约翰逊选择德国经济学家埃米尔·雷德勒作为他招聘工作的开端,用他的话说:"我挑选埃米尔·雷德勒作为我的教授集团的领导人,是因为他最深刻地打有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烙印,而又绝不是马克斯·韦伯奴隶般的追随者。"(27)

   自20年代初以来,埃米尔·雷德勒一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外围知识分子集团中的核心人物,1932年他从海德堡大学转聘到柏林政治高等学院后,他家里经常聚集着一群讨论政治和战略问题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几乎都曾为约翰逊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提供过论文,并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也是被熊彼特推荐到优先者名单上的人。由于"他们大多有犹太血统,因而受到《重设公职人员法》的直接震动"(28)。若找到了雷德勒,应能得知这些人的下落。因此,约翰逊委派他的助手埃德温·米姆斯于1933年6月初前往柏林(29)。

   米姆斯的柏林之行并不成功,因为雷德勒已于1933年2月以"合法身份"离开了德国。他当时应国联劳动局主任的邀请,前往巴黎出席一次国际会议,会后他没有返回德国,而是移居了伦敦,并在2月底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海因里希·曼等人一起出现在反法西斯主义的"自由言论"大会上。(30) 幸运的是,米姆斯在柏林意外地遇到了正在雷德勒家中避难的朋友汉斯·施陶丁格尔,并根据他所提供的新地址赶往伦敦,向雷德勒说明了约翰逊的"流亡大学"计划(31)。雷德勒随即前往纽约与约翰逊本人面谈,并达成了一致。雷德勒决定谢绝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项聘任,加入"流亡大学"的队伍。随后,两人又在熊彼特提供的优先者名单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份有关潜在合作者的大名单,并于6月底返回伦敦,准备与这些人进行聘用性质的洽谈。

   这份大名单上的人物在获悉阿尔文·约翰逊或其它外国机构的努力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前途。尤其是其中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他们与奥地利"新古典主义"的"正统学派"同行相反,在国际科学界还没有建立起牢固的接触与联系,也并不清楚美国的"新政"人士圈子早就在关注他们的事实。由于得不到熊彼特的帮助,为躲避纳粹的迫害,他们中的头一批人已逃离德国。最早流亡出境的是前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统计部领导人、著名经济学家阿道夫·勒韦,他于4月3日逃往瑞士日内瓦,在"新学院"的邀请书转到他手中之前,已接受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提供的一个教授岗位(32)。海德堡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雅可布·马夏克也于5月初逃往法国巴黎。这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世界上居领导地位的现代数理经济学家"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得到了一个设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岗位,因而也未能在此时加盟"流亡大学"。(33)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卡尔·曼海姆于4月流亡伦敦。当约翰逊与他会面并向他发出邀请时,这位"马克斯·韦伯去世后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却提出:"新学院"应办成一所由他的社会思想主导的学院。但约翰逊更想要的是一批"团体赛的成员",不能只有一位像曼海姆这种声望的科学家。因此,曼海姆没有前往纽约,而是接受了伦敦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岗位。约翰逊对这样的拒绝"感到意外",他后来回顾道:"我盼望这些德国人能来,呼唤他们到这儿来!到这儿来!而他们却非常挑剔,但我并不气馁。"(34)

   到1933年7月初,约翰逊只获得了雷德勒,还必须找到名单上其他人的逗留地点,招聘他们并安排他们渡海。但由于雷德勒不愿返回德国,约翰逊又不具备必要的德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雷德勒想起了他在柏林政治高等学院时的助手、精力充沛的社会学家汉斯·施佩尔,此人不仅政治上可靠,而且没有犹太血统,既能自由出入德国,又无人身安全上的担忧,因此决定委托他担任信使,代表"新学院"在德国与其他人选进行洽谈。

   经施佩尔在德国一个多月的紧张努力,到9月初,这所"流亡大学"招聘到它最初的教授队伍,其核心成员由经济学家组成:除埃米尔·雷德勒外,有柏林农业高等学院农业市场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卡尔·勃兰特,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金融学家格哈德·科姆,柯尼斯堡大学的经济理论家阿图尔·费勒尔,汉堡大学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海曼,以及柏林社会教育研究所的女劳动学家弗莉达·温德尔里希。此外,还有其它专业的专家,如法兰克福大学的法学家赫尔曼·康托洛维茨,法兰克福大学劳动学院的社会学家卡尔·迈尔,柏林政治高等学院的社会学家汉斯·施佩尔,科隆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社会学家阿尔伯特·萨罗蒙以及音乐学家恩斯特·冯·霍尔波斯特尔。而形态心理学的奠基人、法兰克福大学教授马克斯·韦特海默尔由于"国会纵火案"的影响,已于3月初流亡捷克斯洛伐克,他是在布拉格接到约翰逊的邀请书后于9月前往纽约的(35)。

   1933年10月1日,这所已拥有12名教授的"流亡大学",带着它可观的公众注意力,开始了秋季学期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但约翰逊的招聘行动并未停止,在此后的一年中,又一批欧洲社会科学家来到"流亡大学",他们当中除来自意大利卡克利阿里大学的政治学家马克斯·阿斯科利外,其余都是德国社会科学家。这些人当中,除科隆大学的企业管理学家弗里茨·勒曼和莱比锡大学的经济法专家鲁道夫·利陶尔外,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阿道夫·勒韦的弟子、国民经济学家艾马尔·阿尔弗雷德·克勒尔。为逃离德国,克勒尔试图弄到一份去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却遭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拒绝,其理由是他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只是个锁匠。在这种情况下,勒韦果断地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将他推荐到了"流亡大学"(36)。

   在这轮招聘中,约翰逊特别希望得到在政治上采取过积极行动的社会科学家。在他看来,这种政治家型的学者的实践经验不仅能对政治领域进行极有价值的科学研究,而且能促进具有现实意义的危机讨论并能巩固"流亡大学"的政策基础。经雷德勒推荐,三位具有非凡的政治经历的学者来到了"流亡大学"。

宪法学家、公共财政管理专家阿诺尔德·布雷希特曾担任过德国内政部宪法司司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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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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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京)200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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