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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德意志"历史学派"传统与纳粹主义

更新时间:2015-02-06 15:29:21
作者: 李工真 (进入专栏)  
表现出这个民族的 特点与文化阶段,并与其他本质性方面一起形成、发展、繁荣和衰落。"他特别强调: "用大量有利于国家干预的例外来突破从英、法引进的流通自由,是德意志人一种典型 的民族特点。"(注:威廉·罗舍尔:《国民经济的基础》(Wilhelm Roscher,Die Grun dlagen der Volkswirtschaft),柏林1932年版,第70页。)

   同时代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中,还有柏林大学教授卡尔·克尼斯。他在1883年出 版的《历史学立场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认为:"亚当·米勒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 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对国家干预经济采取拒绝态度,而这正是那些自由主义者们 所犯的错误。"(注:卡尔·克尼斯:《历史学立场的政治经济学》(Karl Knies,Die P olitische  konomie vom geschichtlichen Standpunkt),不伦瑞克1931年版,第32 9页。)他还公开拒绝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的"生产和收入的最大限度化"要求 ,并明确提出:"民族经济活动的头号目标,不是物质上最大量的生产和资本积累,而 是经济过程的和谐与安全!"(注:卡尔·克尼斯:《历史学立场的政治经济学》,第13 1页。)

   更年轻一代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有阿道夫·瓦格纳与古斯塔夫·施莫勒。由 于他们已处于"快速工业化时代",两极分化与社会结构大变动导致了社会主义工人运 动的不断发展,加之德帝国建立后发生了长达20多年(1873-1895)的经济危机与萧条, 国际上又面临尖锐的竞争,因此,他们不是停留在理论思考上,而是力图赢得政府圈子 对他们思想的采纳。在由他们1873年组织起来的"社会政策协会"中,这些"讲坛社会 主义者"是作为帝国执政者们的国民经济学顾问、国家官僚们的老师、社会上的义务宣 传家来发挥影响和作用的。

   在这里,阿道夫·瓦格纳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最清楚地表达了"国家应对经济 实施无所不包的干预"的要求。1873年3月,在一份给帝国宰相冯·俾斯麦的上书中, 这位柏林大学教授这样写道:"帝国政府不仅应积极推行社会福利与保险政策,而且直 接的国家主导权和一种无所不包的制度化控制体系,应首先服务于这个国家经济和强权 政治上的发展,并阻止经济与社会危机。"(注: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 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Rüdiger vom Bruch,Weder Kommunismus noch Kapital ismus),慕尼黑1985年版,第70页。)正是由于接受了瓦格纳的建议,俾斯麦才动用国 家干预手段,对外实行严格的关税保护,对内建立起世界上头一个社会福利保险制度, 从而使德意志帝国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具有"现代国家干预主义"色彩的国家。

   在货币理论方面,瓦格纳提出了"国家不受限制的主权"原则。在他"金融体制国家 化"的要求中,主张"对私人银行的主导权进行严密控制和限制",并特别强调:"必 须赋予国家自由提高货币供应量的权利。"(注:克里斯蒂安·里斯特:《货币与贷款 理论史,从约翰·劳到现今》(Christian Rist,History of Monetary and Credit The ory,From John Law to the Present Day),伦敦1940年版,第101页。)正是在这一理 论基础上,他的学生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创立了货币理论上"反金本位主义 "的"名义学派理论",它突出的是货币作为循环手段的功能,而不是作为价值积聚的 手段。在1905年出版的《国家货币理论》一书中,这位柏林大学编外讲师完全否定了金 属币的必要性,并指出:"纸币是惟一通过国家法律和国民对国家的信任才产生出来的 支付手段,它不仅是无需具有自身价值的真正的钱,而且具有准备金上的灵活性,它具 有的不是物质上的价值,而是在社会认同和国家立法基础上发挥的功能。"(注:克里 斯蒂安·里斯特:《货币与贷款理论史,从约翰·劳到现今》,第334页。)这一"现代 纸币理论"的提出,即使比起凯恩斯1931年11月底发表的《麦克米伦报告》以及《货币 论》来,也要早整整26年!

   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德帝国与其他列强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关系紧张化,一种"中 欧解决方案"开始在"历史学派"理论家当中抬头。他们越来越将德国看作是"一个受 到歧视、被分裂的世界包围的大国",这个大国现在只剩下惟一的一条出路:为了德意 志工业的发展,应开拓内部市场和东欧、东南欧原料产地,建立一个"领土封闭的大经 济空间",并将这种大经济空间称之为"生存空间"。

   古斯塔夫·施莫勒的"中欧集团"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这位柏林大学经济 学教授主张由德国来组建、领导一个"中欧集团"。1900年,他在《19世纪贸易政策中 的变化》一文中写道:"通过这个集团,德国将以一个得到扩张、实行自给自足的大经 济空间作为它民族力量不可缺少的基础;通过这个集团,德国将打开通往非洲、波斯和 印度的道路,并作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大国,出现在与其他列强进行经济谈判的 桌子上。"(注:古斯塔夫·施莫勒:《19世纪贸易政策中的变化》(Gustav Schmoller ,"Die Wandlungen in der Handelspolitik des 19 Jahrhunderts"),《施莫勒年鉴 》(Schmollers Jahrbuch)第24卷,柏林1900年版,第373页。)

   "生存空间"概念,则是"历史学派"晚期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地缘政治学说的创立 者、莱比锡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头一个提出来的。此人在施莫勒理 论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并于1901年发表了题为《生存空间》的论文,文中不仅指出了" 中欧思想"的未来方向,而且还给"中欧方案"的动机配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底色。 他将"经济空间规模的大小"看作"种族力量最重要的象征"与"种族之间生存斗争的 结果",而"最强大、最纯洁的种族,将作为最广阔的生存空间占有者来出现"(注: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 d),伦敦1978年版,第38页。)。而他的学生,慕尼黑大学教授卡尔·豪斯霍夫,则以 浪漫主义的"有机发展"、"生存空间的大陆统一体"等概念,对他的地缘政治理论加 以补充,并通过与希特勒的接触,对《我的奋斗》中"生存空间"的描述产生了决定性 影响(注:托马斯·卡麦勒茨基:《"生存空间",纳粹谋取东欧的秘密计划》(Thomas Kamenetzky,"Lebensraum",Secret Nazi Plans For Eastern Europe),纽约1961年 版,第87页。)。

   在此,有必要提到金融专家黑加尔玛·沙赫特在这种"中欧思想"宣传上的合作。沙 赫特曾在柏林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学,是古斯塔夫·施莫勒教授的"得意门生",并经这 位老师介绍,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德意志贸易条约协会"的秘书,1902年还组织过该协 会前往东南欧和近东的"学习旅游",并在1916年成为"德意志中欧工作委员会"的参 与缔造者。这种经历,对于沙赫特这位后来纳粹政府的"帝国经济部长"兼"帝国银行 总裁"以及1934年《新计划》发起者的政治生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还有两位"历史学派"晚期代表人物--瓦尔特·拉特瑙与维沙德·冯·莫伦 多夫--也应记录在案。这两人是一战中"战争社会主义"与"德意志共同体经济"的 倡导者和德帝国战争经济和原料分配的管理者。事实上,希特勒关于"尊重工业家首创 精神和赢利动机"的思想,出自于莫伦多夫在一战中的管理实践,而后来主管纳粹德国 战争经济的弗里茨·托特与阿尔贝特·施佩尔所奉行的"工业自我责任制",则直接来 源于拉特瑙(注:阿尔贝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10页 。)。总之,正是在这两位代表人物的手中,德意志"国家指令性干预"倾向和"国家 主导权"意识大大加强,并对后来纳粹德国战争经济体制的形成直接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历史学派"后继者们的"新保守主义革命"

   在一战战败后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时代,随着君主制的崩溃,议会民主制的建立,《凡 尔赛条约》的签定,1923年"超通货膨胀"的经历,《道威斯计划》的推行,美国资本 的流入,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边际效用理论"开始统治德国高校的经济理论界,并孕 育出一种与德意志经济发展现实几乎无关的经济学。因此,大专院校的经济学家们,大 多是手足无措地面对一连串危机事件的。

   与此同时,由于大多数"讲坛社会主义者"相继去世,德意志"历史学派"逐渐退出 大专院校舞台,但仍然占据着经济评论与时事评论等社会舆论场所,其继承人的队伍也 一分为三: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在全国组织起活跃的"经济改革派"阵营 ,维尔讷·佐姆巴特(注:Werner Sombart这一德语姓名的标准翻译应为"维尔讷·佐 姆巴特",若采用英语姓名翻译标准,应译为"沃纳·松巴特"。但2000年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译著《奢侈与资本主义》,却将作者的这一姓名错译为"维尔纳·桑巴特" ,因为在英语姓名的翻译中,惟有"San"才能译为"桑",而"Som"只能译为"松" 。在这本译著中,译者还将"威廉·罗舍尔(Wilhelm Roscher)"也错译为"威廉·罗 雪尔"。参见杨业治等编的《德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以及辛华编的《英 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在柏林领导着"行动圈子",奥特马尔· 施潘在维也纳建立了"普遍主义学派",他们以各自不同的特点,将"历史学派"的浪 漫主义传统传递给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年轻知识分子们。这些决心进行一场"新保 守主义革命"的理论家,"在一种自我封闭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中与这个年轻的民主 共和国作斗争,并对青年一代产生了充分的影响力"(注:克雷门斯·冯·克伦佩勒: 《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它在20世纪中的历史与困境》(Klemens von Klemperer,Germany 's New Conservatism,Its History and Dilemm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普林 斯顿1957年版,第192页。)。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极权主义国家观念基础上提出的一 系列相当特殊的经济方案与建议,经常引起纳粹主义者们意外的惊喜。

   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领导的"经济改革派",除主张"民族经济的自给 自足"外,着重强调自身与"历史学派""纸币理论"上的传统联系,并积极探索经济 技术和金融手段上的"现代革新"。正是这一特点,使"经济改革派"不仅强烈地促进 了1929至1933年大危机期间的经济讨论,而且成为向纳粹党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实际经济 建议与措施的知识力量。在纳粹党1932年5月的《经济紧急纲领》、同年11月的《经济 建设纲领》,以及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与计划中,关于"通过公 共工程来减少失业,通过发放生产性贷款来资助公共工程"等,这类"赤字财政政策" 与"国家干预政策"上的关键性内容与具体性措施,均直接来源于"经济改革派"的建 议(注:李工真:《纳粹经济纲领与德意志"经济改革派"》,《历史研究》2001年第4 期。关于纳粹党如何借助德意志"经济改革派"的帮助提出自己的经济纲领的问题,本 人已在该文中作过详细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奥特马尔·施潘建立的"普遍主义学派",主要强调自身与"历史学派""和谐发展 论"上的联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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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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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京)200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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