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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纳粹经济纲领与德意志"经济改革派"

更新时间:2015-02-06 15:27:34
作者: 李工真 (进入专栏)  
这个《经济纲领》与《草案》一样,只在边缘上涉及就业措施,并仅在限制妇女就业、引入青年义务劳动军、限制进口、资助移民垦荒计划方面开出了药方。众所周知,不断上升的失业一贯被希特勒之流用来作为魏玛民主体制的罪证,而在600多万失业大军面前,纳粹党自己也没有拿出能减少失业的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建议,这只能说明:到此时为止,纳粹党并未拥有这样的计划,它虽已有了自己的经济观念和目标,但尚缺乏实现的手段。

   失业危机越是尖锐,纳粹党就越是感到上台接管权力的时机正在临近,也就越是紧张地寻求令人信服和实际可行的就业纲领。这种手足无措清楚地反映在纳粹出版物中相互矛盾的建议并行而出的现象中。但纳粹党全国党组织领导人格雷戈尔·斯特拉塞(Gregor Strasser)1932年5月10日的"国会演说"以及纳粹党《经济紧急纲领》的发表,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局面。

   二 从《经济紧急纲领》到《经济建设纲领》

   为1932年7月31日国会大选做准备,格雷戈尔·斯特拉塞奉希特勒之命,于5月10日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了一份纳粹党详细的"就业纲领",并在同年6月10日以《纳粹党经济紧急纲领》(以下简称《紧急纲领》)的书面形式公之于众。这份纲领特别提到"通过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通过投放生产性贷款(Produktive Kreditsch pfung)来资助公共工程"(注:Ausgearbeitet Von der Hauptabteilung IV (Wirtschaft) der Reichsorganisationsleitung der NSDAP,"Wirtsc-haftliches Sofortprogramm der NSDAP",in NS-Bibliothek,Jg.41,M-ünchen,1932,pp.75.)。因此,应将它与纳粹党过去提出的所有经济政策手段区别开来。

   《紧急纲领》首先反驳了当时流行的"资本缺乏论":"我们经济上的疾病不是由于缺乏生产资料,而是由于现存生产资料没有得到充分使用造成的。要减少失业,现今最紧迫的问题就是要使闲置的生产资料活跃起来,并通过大量公共劳动计划,如开垦荒地、改良土地、修筑高速公路与运河、兴建工人居住区等来复苏内部市场。为资助这些计划,应投放生产性贷款。这种贷款的20%-30%可通过筹措来满足,余下主要部分可通过节省下来的失业资助金、提高的税收来满足"。为扫除人们对重蹈1923年"超通货膨胀危机"的普遍担忧,它还特别提到:"如此之少的贷款额,不会对货币稳定性产生任何危险"(注:Ausgearbeit-et Von der Hauptabteilung IV (Wirtschaft) der Reichsorganisat-ionsleitung der NSDAP,"Wirtschaftliches Sofortprogramm der NS-DAP",in NS-Bibliothek,Jg.41,München,1932,pp.84.)。

   纲领第二部分宣布的"普遍经济措施",从后来的发展看来,就像是它的蓝本一样。例如,它预先规定了第三帝国的贸易准则:"德意志民族的需求将最大限度地通过自己的产品来满足,在进口所需的原料方面,宁可选择友好的欧洲国家,对它们原料的接受,可通过德意志工业制成品来补尝"(注:Ausgearbeitet Von der Hauptabteilung IV (Wirtschaft) der Reichsorganisationsleitung der NSDAP,"Wirtsch-aftliches Sofortprogramm der NSDAP",in NS-Bibliothek,Jg.41,pp.90.)。这种"自给自足"以及"双边贸易"思想,正是后来第三帝国经济部长黑加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在1934年9月《新计划》中贯彻的内容。另外,《紧急纲领》宣布的"国家对外汇不受限制的管制"、"资本抽逃法"以及"通过出口补贴与进口加价组成的体制来实行一种有选择的马克贬值"等,都成为沙赫特后来推行的对外贸易政策措施。而"国家对私人银行行使监控权与干预权,私人银行有向国家报告业务情况的义务",正是1933年12月《关于金融机构的帝国法令》所贯彻的内容。此外,"国家应对物价实行控制,并对新工业设备的生产行使批准权",也成为1933年7月《强制卡特尔法》的实施内容。至于塑造"健康的农业"(注:Ausgearbeitet Von der Hauptabteilung IV (Wirtschaft) der Reichsorganisationsleitung der NSDAP,"Wirts-chaftliches Sofortprogramm der NSDAP",in NS-Bibliothek,Jg.41,pp.90-98.)的建议,也在后来"帝国农业阶层"的市场秩序中大部分得到实现。显然,这个纲领对于纳粹夺权后的经济政策具有方针性的指导意义。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以前,没有任何纳粹党出版物像这份《紧急纲领》那样,如此鲜明地事先勾画出普遍的经济准则和众多以后经济政策上的特有措施。

   作为纳粹党正式宣布的经济政策准则,《紧急纲领》印成小册子到处发行,从宣传上为纳粹党这次大选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7月大选的结果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自由主义"中间派政党如民主党、人民党、经济党选民中的43%,"保守主义"右翼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选民中的33%,坚持农业与地方特别利益的政党选民中的46%,以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为方向的社会民主党选民中的7%,以及过去不投票的非选民中的18%,投了纳粹党的票(注:Helga Grebing,Der Deutsc-he Sonderweg in Europa,1806-1945,Stuttgart,1986,p.188.)。纳粹党的社会支持率增长整整一倍以上,获得了37.4%的选民和230个国会议席,一跃成为了德国第一大政党。

   但在1932年7月大选获胜6周后,希特勒又下令收回这个纲领。现存资料相当清楚地表明,大工业界顶尖人物的担忧和拒绝态度对此举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932年5月20日,即斯特拉塞"国会演说"10天后,一份由大工业界资助、在企业家圈子里极有影响的私人通讯录--《德意志领袖通讯》以担忧的笔调写道:"这决不是斯特拉塞个人思想的一种倾诉与发泄。这次讲演用批评式的腔调反对企业家,从观点上讲是试图接近工会的,斯特拉塞对这些政治集团进行的'反资本主义'呼吁,特别令人担心。这使我们感到,催促纳粹党领导就他们真实的经济和社会纲领作出一份明白无误的解释变得更为重要。"(注:Deutschen Fü-hrerbrief,Berlin,20.5.1932.)

   大工业界圈子对《紧急纲领》的拒绝态度不断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告知纳粹党。金融专家黑加尔玛·沙赫特此时正在主持一家由大工业界资助的研究机构,其目的在于从经济政策上使大工业界与纳粹党进行沟通,他在1932年8月29日的信中向希特勒建议:"在以后的大选中,尽可能不要去拟定详细的经济纲领"。9月8日"德意志工业全国联合会"业务领导人雅可布·赫勒(Jacob Herle)转交给纳粹党一份备忘录,拒绝了《紧急纲领》中的所有建议,并特别指出:《紧急纲领》宣布"劳动的权利,十分危险"(注:Gerhard Kroll,Vo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zur Staatskonjunktur,Berlin,1958,p.423.)。

   围绕希特勒总理位置的阴谋诡计此时已经开始,希特勒不能不理睬这些能在此事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人和集团的想法与批评。为平息大工业界上层的不安,他委托与纳粹党"经济政策部"接近的"全国金融协会负责人"奥托·克·菲舍尔(Otto Chr.Fischer)转告大工业界上层:"在纳粹主义旗帜下,人们完全可以想像一个不同的经济纲领,一个资本主义纲领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完全必须。人们不要让选举宣传上的因素弄糊涂了"(注:Deutschen Führerbrief,Berlin,4.10.1932.)。在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斗争中,纳粹党果然用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与瓦尔特·冯克(Walter Funk)起草的《经济建设纲领》(以下简称《建设纲领》)取代了《经济紧急纲领》。

   对这两个经济纲领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区别。与《紧急纲领》宣布的详细措施相反,《建设纲领》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进行一般表述和解释的集合性文件,它力图回避有争议的问题,其措词也完全可以做不同的解释。首先,《紧急纲领》中没提到的"砸碎高利贷奴役"的口号,改头换面地作为"普遍降低利息"的要求提了出来。其二,为了迎合大企业家,宣布了某些与《紧急纲领》对立的措施。如《紧急纲领》"对高收入者提高税收"的要求,被"减少或完全消除有碍生产的税收"的许诺所取代;《紧急纲领》宣布过的"对投资和物价的控制",被"放松物价"的许诺所取代。其三,尽管农业仍被称为"内部市场和德意志经济的脊骨",但也强调:"当整个德意志经济不健康时,不可能提供德意志健康的农业。"并宣称:"对内部市场的促进……只有在照顾了对德国不可缺少的出口时才有可能"(注:Gottfried Feder,Kampf gegen die Hochfinanz,München,1934,p.375.)。其四,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与《紧急纲领》中"资本主义大企业和康采恩"、"资本主义新闻界"等"反资本主义"影射相反,"资本主义"之类的词句在《建设纲领》中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出现,"劳动的权利"也没有提及。

   尽管这两个经济纲领都是竞选煽动的表达,针对的是不同的选民阶层,但《紧急纲领》是纳粹党长期进行经济政策准备的结果,它的意义超越了宣传战的需要,它列出的详细建议和要求,比《建设纲领》中那些有意熨平、模棱两可的老生常谈,早得多地与后来的经济措施发生了直接联系。在斯特拉塞失去影响并在1934年6月20日"罗姆事件"中被处决后,后来的纳粹出版物中,当然再也找不到归因于他的《紧急纲领》了。但从影响上讲,在斯特拉塞死后,《紧急纲领》仍然以某种方式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

   《建设纲领》对大工业资本的迎合态度,使纳粹党在1932年11月国会大选中付出了代价,它的社会支持率由37.4%下降到33.1%,国会议席也由230席减少到196席。它之所以仍能保持第一大政党的地位与这一点分不开:即在涉及就业资助问题上,这两个纲领保持了很大的一致性。例如,与《紧急纲领》详细列举的公共工程相比,虽然《建设纲领》只一般性地涉及"在国家和私人投资基础上实行定单分配,安排直接就业",但它特别补充说明:"纳粹党人还有一个特别的就业纲领"(注:G-ottfried Feder,Kampf gegen die Hochfinanz,p.381.)。在"对整个货币-银行业国家化"、"对银行和外汇周转上实行国家监督"的要求上,两个纲领完全一致。除此之外,《紧急纲领》中"投放生产性贷款"的提法,不仅在《建设纲领》中得到保留,而且得到更特别的强调,并对这种贷款的数额进行估计:"它将通过帝国银行筹措大约30亿马克"(注:Gottfried Feder,Kampf gegen die Hochfinanz,p.379.)。这就清楚地证明,自1932年春天以来,纳粹党已经有了一种非正统主义的经济设计,尽管有来自企业家联合会的尖锐批评,但仍然坚持这种经济设计。

   三 受挫的"自由工会就业计划"

纳粹党人坚持这种非正统主义经济设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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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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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京)200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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