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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欧洲文明扩张史论纲(一)

更新时间:2015-02-05 16:41:16
作者: 陈乐民 (进入专栏)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欧洲文明扩张史》专著所做的论纲。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泛论"文明"和"扩张";第二部分--一种文明史观的概述--人类文明的"自然发展过程"(natural process);第三部分--近代欧洲的中世纪前提;第四部分--近代欧洲--从襁褓到成年;第五部分--"欧洲文明"与中国;第六部分--结束语。作者长年致力于欧洲问题研究,尤在欧洲历史、欧洲思想史和西方外交史等方面具有较深的研究,因此,作者在论述欧洲文明扩张史这一论题时,能够由泛论至专论,由古及今,由欧到中,史论结合,提出独到的见解。

   同时,我们也认为,本文虽为论史,实际所涉问题却仍然是我们今天研究欧洲、认识欧洲时无法回避的,特别是在冷战后,其中许多问题还正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如文明的问题,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问题及民主宪法与市场经济的问题,等等。因此,尽管本文较长,但我们还是准备全文发表;只是限于篇幅而分期刊载,还请作者和读者谅解。

  

   (一)泛论"文明"和"扩张"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是欧洲通史,而特指欧洲的"文明史"。"欧洲文明扩张史",立意在于欧洲文明的成长、发展和扩散。所以,这本书不是,或主要不是叙述历史事件,而是探讨欧洲文明是沿着怎样的轨迹发展成为今天所理解的西方文明的。当然需要特别指出那些形成欧洲文明的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

   这里我们也要尽力避免作简单的价值判断,因为我们要作的是试图阐述一种发展的,或进化的文明史观:从欧洲文明的演进过程,从学理上(不是想当然地或从感情上)弄明白欧洲文明之所以然和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处的地位。

   其次,"文明"不是宽泛意义的"文明";也不想重复中外古今学者的各种定义和界说。此处只着眼于文明的社会意义,即与"社会进步"相联系的那个"文明"。衡量文明的程度,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归根到底是看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当然,社会进步必定包括组成社会的人的品质和精神世界的进步。一个所谓"文明社会"应是摆脱了野蛮和愚昧状态的社会。文明越进步、离野蛮和愚昧应当越远。文明的内涵应是进步的,朝向真善美的,代表事物向前迈进的趋向的。文明的尺度,就是人类社会生活质量(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尺度。

   把文明的概念具体化,需着眼于它的殊相,即在历史长河中表现为地区的、民族的特殊文明。每一特殊文明都是一定"群体"创造的,反映他们是怎样对待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于是就有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和内容。照汤因比的说法,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有二十多种文明已经消逝了,今天存在于世界上的几种文明,都是在长期历史中经过筛选传衍下来的。那些已经"消逝"或衰落下去的文明,现在都不能独立存在,有的已经成为"化石"了。然而们对于人类文明的繁衍和发展,都曾是有功之臣,如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对于希腊文化的意义。文明,总是不停地运动着的。各个民族文明之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在这过程中,有的文明渐渐隐遁了,留下了生命力比较强壮的文明。文明在融合中淘汰了那些不适于生存的文明,生存下来,并且在发展中又进行新的融合。这是文明史不同于一般历史的地方:"用世界通史的眼光看,冲突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用文明史的眼光看,则看到的是交汇和融合,以及在交汇和融合中的优胜劣汰。文明不是死物件,是人为了生活得更好而创造的,有人的能动性在里面。人和社会有追求完美的本能,因此就必定要把一切美好的东西向外界"传导"出去,或者从外界"接受"进来。

   进入近现代以来,工业科技,尤其是交通通讯的手段日益发达,文明的传播也更加便利和频繁了。文明成果流动得越来越快,流动的空间也越来越不受区域的制约。以前交通不便,知识、思想尚且可以不胫而走,早期欧洲的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就,一项发明,一种技术,一个新的观点,无一止步于特定的某个民族国家里。文明和文化的"欧洲化"早已是欧洲史上的普遍现象。今天,信息革命时代又已把电话电报远远地抛在后面,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可以立即传遍四面八方,文明之不受边界的限制,更是势所必至的了。

   这就是说,任何文明在时间上都是从古到今传衍的;在空间上是从此一地向另一地传播的;把两者合在一起,就是文明的"传导性"或"扩散性"。

   不过,不同的文明,传导的能力有大有小。处于优势或强势地位的文明的影响便比较大,反之,影响力就比较有限。一般说来,比较能够反映自然规律因而更能促进社会进步的,其流动性能便较强,产生的影响也比较深远。这与一个民族的实力一般地说是成正比的,因为实力强的民族易于使自己的文明传播出去。但是文明自身的生命力归根到底要看它是否对社会的进步起进步的作用。因此一个单凭武力强悍而不具进步的文明的民族,它的文明终于可能被其他先进文明所同化。如希腊衰亡了,它的文明并未跟着衰亡,反而影响了征服者罗马人。日耳曼虽然统治了罗马,但却吸收了被征服者的文化,并从而形成日耳曼-罗马文化。在中国,元继宋统、清承明绪,都奉儒学为立国的意识形态。汉族的传统哲学本已束缚了社会的脚步,但较之蒙满文明仍是比较先进的;所以,"异族"入主中原,都很快就"汉化"了。甚至还在据地自立时的体制也多仿效汉制,如宋时的辽、金、入关立朝以前的满清,等等。这就是说,一种文明传播力量的强弱,最终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以上是《欧洲文明扩张史》的题解之一,即"文明"的含义和"扩张"的含义。

   (二)一种文明史观的概述--人类文明的"自然发展过程"(natural process)

   人类文明的"自然发展过程",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历史哲学"一词最早见于伏尔泰献给俄国女皇卡特琳二世的"历史的哲学",他从初民的传说讲起,意不在讲一件件发生过的史实--那该是编年史的任务--而在于阐明一种理性的历史观念:人类社会从上古迄今是在遵循着理性的自然规律在前进的。伏尔泰的巨著《风俗论》把这个规律作了历史的发挥,展示出人类文明以及各民族文明何等源远流长、绚丽多彩。这是一种启蒙时期的观点。启蒙思想由伏尔泰和热爱新思想的腓特列大帝从法国传到了德国,并且通过德国古典哲学在德国扎根和结出硕果。"历史哲学"虽然是伏尔泰提出的,但它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则是在德国。这里我们借用了这个概念,用以概括一种文明史观,一种进化的文明史观。这一节承接前一节的叙述,可以看作是"题解之二"。

   启蒙运动对于人类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指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启蒙思想在法国主要是通过社会斗争来表现的,在德国则是通过哲学斗争来表现的。因此在德国的论争带有浓重得多的"思辩气"和"学究气",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古典哲学才有如一座近代哲学大厦而更加体系化,把欧洲哲学推向新高峰。从康德开启的历史哲学应是其中的伟大成就之一。

   康德在构思他的批判哲学的时候,一直思索的是这么三个课题:1.我能够认识什么(形而上学)?2.我应该作什么(道德)?3.我可以期望什么(宗教)?这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宣布了的。后来他又加上了一个课题:人是什么?他说这属于人类学。其实可以说康德的哲学就是从人类学开始,最后又落脚到人类学的。所谓"人是什么"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是怎样发展的,是朝向什么方向发展的。1784年,康德60岁,发表了《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他一开篇就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他高呼:"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①a]

   这时的康德的思想已经被启蒙运动定了型,他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的研究上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确证理性将取代非理性,人类作为"物种"--而不是一个个单个的人--是从低向高发展的。同年,他发表了《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提出:"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②a]

   康德认为人类从摆脱动物的野蛮状态步入文明社会的时期起,就开始了从非理性向理性的漫长的转变。从此人类将经过民族阶段最终到达"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到那时,"先验理性"将表现为"道德律令",一切政治行为、为个人幸福进行的一切斗争,将统统自觉地服从于理性的"命令"。这当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康德认为,这是一个"合规律性的"和"合目的性的"历史过程。

   历史学家是从历史事件、历史行为看历史发展的规律;哲学史家则更看重历史人物的思想,从精神世界来看历史。这两种历史在发展阶段上往往并不相符,例如思想家的思想有时可以超前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行为。康德、赫德尔等人的观点与一般历史和哲学不同,它超越了事件和思想,而是把人类当作总体的"物种",看它经历怎样的历程和达到怎样的"合同的性的"目标。康德把历史分成作为表象的历史--它是服从于"自然律"的--和作为"物自体"的历史--它是服从于"道德律"的。历史学家着重于表象的历史,而他则把历史作为"物自体"来研究。

   历史事件通常并不能反映"物自体",那是因为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历史活动中的多数都是非理性的。有的又是偶然发生的。人类至今从没有得免于种种人为的灾难。人分裂为"人群"(种族、民族等等),"人群"之间的厮杀、冲突,无日无之。然而也正是这些无休止的纷争,把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推向高级阶段。康德特别重视"对抗"在促进人类社会理性化的不可缺少的作用,这是康德思想具有辩证法意义的观点。然而他无法自圆其说地解释人类是怎样从对抗走向理性世界的,因而只能归之于所谓"大自然的隐蔽计划":"大自然"决定人类的分裂、对抗、冲突,并由此把人类引向理性的天国:

   "……大自然是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驰的备战活动、通过每个国家因此之故哪怕是在和平时期也终于必定会在其内部深刻感受到的那种缺匮而在进行着起初并不会是完善的那种种尝试,然而在经过了许多次的破坏、倾覆甚至于是其内部彻底的精疲力竭之后,却终将达到即使是没有如此之多的惨痛经验、理性也会告诉给他们的那种东西,那就是:脱离野蛮人的没有法律的状态而走向各民族的联盟。"[①b]

   然而,康德在叙述从对抗到和谐的过程中,并不认为从对抗走向"公民社会"可以一次完成,其间必有种种反复,甚至非理性的破坏力量会把已经取得的进步一举毁掉,但是坏事还是要变成好事,"那么多的坏事"同时却又是"一切好事的丰富的泉源,并且还日益得到增长"[②b],就好像"战争乃是带动文化继续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并最后通向永恒的和平[③b]。

   康德的这些话是很辩证的。他的理论的最大缺点是他始终没有说明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的和"合目的性"的。康德提出了那么多闪光的思想,只是在这个归根到底的问题上显露出先验理论的神秘色彩。

   但是,康德从哲学思辩上反复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个逐渐完善、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由此,康德为一种历史进化论打下了极好的基础,以后的思想家都是在康德的基础上建造高楼大厦。

这里顺便提几名赫德尔在历史哲学上的贡献。他几乎与康德发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年)同时写了《人类历史哲学观念》,由此引发了康德的评论,《评赫德尔〈人类历史哲学观念〉》(1785年)、《人类历史起源臆测》(1785年)都是针对着赫德尔撰写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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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京)199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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