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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继增:共产国际解密档案:康生在延安

更新时间:2015-02-05 13:40:01
作者: 于继增  

  

   贝利亚是斯大林“大清洗”时代的秘密警察头子,以阴险恐怖、滥杀无辜闻名于世。把康生比作贝利亚的,是俄罗斯当代著名汉学家维克托·乌索夫。他在所著《“中国的贝利亚”康生》这本书中,大量征引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筛选中国国内最新资料,仅附录注释就有539条。有些史料闻所未闻,让我们看到一个像贝利亚一样的“恐怖人物”。

  

   威风凛凛的“特别助手”

  

   康生(1898—1975),原名张旺,字少卿,曾用名张宗可、张裕先、张叔平、张耘、赵容等,山东省胶南县(现属山东青岛市黄岛区)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五卅运动罢工委员会的工作,是1926年至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上海总工会干事,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等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1934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从苏联飞抵延安。这是毛泽东与康生的第一次见面,此前他们并没有任何工作和历史关系。但毛泽东知道康生是紧跟王明的,也久闻康生“肃反专家”的经历。

   1931年初,王明在米夫支持下窃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与王明“左”倾思想观点一致的康生,很快被提拔重用,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部长。顾顺章叛变事件发生后,康生成了中央特科三科(行动科)的科长,并对顾顺章全家满门抄斩,康生亲手用斧头砍死一人,渐以“肃反专家”声名显赫。此间,康生以谢康、骆驼为笔名,先后发表近20篇文章,狂热宣传王明路线。1933年7月康生追随王明去了苏联,王明和康生分别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康生从此改用俄文名字康斯坦丁(中文音译即康生)。解密档案表明,康生在苏联的4年,主要干了两件事:吹捧王明和学习苏联“肃反经验”。康生曾串联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联名写请愿书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总书记。康生实地学习苏联“大清洗”,将一批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许多人被枪决、坐牢、流放。康生也由此成为中共党内唯一受过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后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全面训练的“专业人士”。

   初到延安的康生尽管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他担任的却是一个“虚衔”——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斯大林派王明等回国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或者说是因为共产国际对于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很不满意。所以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与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毛泽东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时年39岁的康生,仍然把宝押在王明身上。俄国人说,如果不是抱定紧跟王明的决心,康生不会到延安来。有一次陪同王明到枣园给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康生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然而,康生毕竟是一个善于辨别政治风向、搞投机的人。他发现,毛泽东对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包括在红军广大官兵中,威信已远远超过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康生开始断定:王明在与毛泽东的较量中必败无疑。因此,他下决心舍弃王明,投向毛泽东。于是康生在表面上还是与王明十分亲近,交谈各种问题,但随后便跑到毛泽东住处去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和动向。同时,康生编造假证,把他过去和王明一起干的坏事,统统推到了王明身上,将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对康生这些做法,知情者都很吃惊,王明知道后也痛斥“康生无耻”。

   为对已去长江局担任书记但经常以中央名义擅自表态的王明有所制约,毛泽东和任弼时等少数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汉。康生投票支持毛泽东、任弼时的提议。尽管提议未被通过,但康生却获得了毛泽东的初步好感。一个月后,康生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了冷冷清清的职工委员会。而后康生紧跟毛泽东等人,不断向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提出批评性意见。毛泽东特别重视康生的转变,因为王明心腹的转变,意味着“钦差大臣”的彻底孤立。于是毛泽东抓住机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果断撤销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领导权,并展开对他的批判。康生也成了一员干将,一个可以谈私下话的“特别助手”。

   如果说康生“出卖”王明是获得信任的政治基础,那么,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合则是拉近他们关系的感情纽带。当时,江青正在康生为校长的中央党校学习,他看出了江青和毛泽东互有好感。康生知道,如果促成了他们的婚事,则既能增加毛泽东对自己的好感,又能满足老乡江青的心愿。但当时不少老干部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认为江青历史不清楚。只有康生力排众议,为江青打包票,还压下了当时对江青历史问题的检举信。

   这样,当王明逐渐走向穷途末路时,曾经的心腹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职位反而上升。1938年8月,康生先后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机要局局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康生开始建立和完善秘密机构,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布设情报侦察网,吸收可靠党员担任“网员”和“眼线”。他们胡乱猜疑,私设公堂,将许多人打成叛徒、特务。此时的康生威风凛凛,成为延安最令人恐惧的人物。“经常身着俄式皮夹克,足蹬长皮靴,手牵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镖亲随,威风凛凛地出现在延安街道上……”

  

   “肃托运动”小试牛刀

  

   在延安整风之前有个“肃托运动”,在整风后期还有个“抢救运动”。“肃托”是斯大林为清除苏共第二号人物托洛茨基而发动的运动,是康生从苏联带回来的舶来品。在1939年康生担任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之后,“肃托运动”就开始了,这时距离延安整风还有两三年。解密档案记录的,有康生在延安制造的3起冤案。

   钱惟人案。钱惟人时任边区公路局局长,曾同边区交界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议过修建公路事宜,同国民党对口负责人接触过,由此被康生诬蔑为“国特”。康生为掌握动态,叫钱的妻子监视他,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向社会部报告。对钱百般逼供,使用暴力手段,但钱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康生下令把他关进黑窑洞,一直关押到日本投降。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整治钱的手法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王尊极案。19岁的王尊极是北平女学生,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在救亡运动的感召下,痛恨自己的汉奸家庭,毅然放弃小姐生活,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康生就凭她是王克敏的侄女把她定为日特兼国特,双料特务。1939年4月下令逮捕王尊极,采用车轮战术审讯她,审讯人员轮流休息,不让她睡觉。王尊极被折磨得两腿粗肿,无法行走,只得供认自己是日特兼国特。供认后就得交代罪行。王尊极说她怕记不住联络密码,把密码编在毛衣的花纹里。她编造的故事荒诞不经,破绽百出,康生不相信,审案人员同样不相信,部分审案人员甚至怀疑王尊极是不是特务。但康生下令把她关进黑窑洞,一直关到1945年,关了整整7年。

   李凝案。李凝是东北地下党员,1938年来到延安。康生见她走路像个日本女人,并听说她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便把她定为日本特务、托派。李凝坚决否认,并对她的指控一一反驳。康生下令把她监禁起来。李凝最终下落不明,有资料表明不排除被秘密处决的可能。

   康生之所以对这些“托派”“特务”下手,目的在于“小试牛刀”,树立自己的威权。尽管肃托是在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内秘密进行的,但康生整人的狠毒手腕渐为人知,他的名字成为恐怖的代名词。

   1942年6月,延安整风开始规模化,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来指导整风运动。康生是总学委的副主任兼秘书长,主任是毛泽东。毛泽东日理万机,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康生一跃成为集部分党权、教育权、情报权、干部审查权于一身的延安第二号人物,又成为毛泽东指示的传达人。康生取代中宣部部长凯丰,担任了指导整风刊物《学习报》的主编,并代行中组部部长陈云的干部审查程序。

   康生自恃有毛泽东的任用,更加有恃无恐。他让各政治局委员(朱德、王明、任弼时、陈云等)的秘书协助他做“调查研究工作”——实际就是帮康生掌握这些人的言行动态。这些秘书被要求向康生及总学委汇报“学习进展情况”;康生还将其妻曹轶欧也拉进了总学委,让她参与收集审查每个高干的学习笔记本。康生的奸诈险恶使延安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失去安全感,视康生如鬼神,唯恐躲之不及。

   整风从学习文件、反对党八股很快转入审干和肃反。1942年12月6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动员报告,说:“敌人已经大量渗入延安和边区,潜伏在各机关、学校,尤其经济和文化单位的敌情最为严重,以致一年来,各种破坏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他警告说,“敌人可能就隐藏在身边,必须提高警惕,不得姑息养奸。”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的康生使人闻风丧胆。在审查中,大批投奔延安的人几乎都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人人值得怀疑,审查组首先从怀疑入手,逼迫被讯问者交代“动机”和“问题”,凭空就可以指控为国特、日奸、叛徒。并采取逼供信手段,使被审查者屈打成招,铸成大量错案、冤案。

   负责培训保卫干部的延安西北公学,隶属中央社会部,也成为康生肃反的试验田。在该校学习的19岁的学生张克勤被定为特务。张于1937年在甘肃加入地下党,康生以其父在兰州被捕自首为由将其逮捕,他的逻辑是: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延安还有谁是特务?张克勤被审讯了6天6夜,百般折磨,终于支持不住了,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还作了“甘肃党是红旗党”的假口供,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反革命的“红旗党”。康生把张克勤拿捏成一个“坦白典型”后,亲自带着张到处作报告。康生认为,有舆论才有压力,有压力才能震慑特务分子。康生亲自主持检举坦白大会。果然,脸色苍白的张克勤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怎么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务们猛醒,赶快交代问题。张克勤自己带头揭发,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张还谈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衷心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张克勤事件”掀起审干高潮。

   1926年入党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实味,因发表杂文《野百合花》而招致批评。期间有人揭发王实味在上海时曾帮人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尽管这些问题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康生决定还要追查,并宣布王实味为“托派和日特、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下令逮捕。在轮番批斗中王精神失常。因为曾经和王实味一起吃过饭,康生又揪出了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等“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后王实味被康生、李克农下令处死)。“王实味事件”是由审干到肃反的转折点。康生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

   1943年4月1日,胡宗南派高级参谋胡公冕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到延安与中共谈判。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一直同情共产党。康生认为胡公冕是来联系延安特务的,所以在胡到达延安的当天夜里下令大逮捕,共有200人之多。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连续几天,延安召开两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大会,动员反特斗争,不断有人被捕。

这些人都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有自己的逻辑:“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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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精华》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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